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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低收入社区的宗教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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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低收入社区的宗教困境

宗教在美国也遵循着自己的经济学:低收入社区需要宗教服务,然而教会更倾向于服务富裕社群。

如果有“美国最忙牧师”的比赛,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尤安·莫拉一定能拿奖。他服务于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小教会。莫拉每周有一大堆事情:周日有礼拜、课程和会议,周一、周三、周五是电台节目,周二祈祷和《圣经》学习,周四在城市南边开家庭教会会议,周六还有在教堂举行的工作技能培训。除此之外,周末时不时有些别的会议。

而这只是他的主要职责。他还得找时间写布道词,监督教堂建筑的修理和维护,给小群体授课,维持预算,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和信众们待在一起:生老病死,庆祝场合,乃至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除了全职工作,还得占去别的时间。

但是莫拉不是全职做牧师。他每周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在圣安东尼奥东北部的一个医疗机构做会计,同时他还在攻读神学硕士学位。

莫拉认为他命里就该做牧师,这也是他目前在做的。但由于教堂在一个极低收入社区,单做牧师无法养活自己。牧师的薪水来自于教堂的预算,而教堂预算则靠信众的家庭预算。因此在低收入地区,尽管教堂规模扩大,其预算无法相应增加。第一教会不足以支付莫拉的酬劳,他只能两边跑。

莫拉在两边都干得不错。第一教会每周日有五十到六十信众,比起过去好多了:教会始建于1899年,上世纪中期信众鼎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往后则急剧减少。到2011年莫拉来的时候,教堂每周日只有四个人常年做礼拜——教堂门都是关着的。

回忆当时,莫拉直摇头。“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教堂大门敞开?’他们说,‘因为我们得省空调钱。’”

这个教会虽有118年的历史,但实际上更像初创或者重组的,像(创业领域的)独角兽。而被称为“教堂工厂”的大多数初创教堂,都不在这样的社区兴建。教会所在的西区是个临近城中心的墨西哥裔聚居区,历史悠久灿烂,但多年来破败不堪,贫困率、失业率和辍学率都很高。尽管听上去像是牧师们该去的地方,但实际上新建教堂更多位于收入较高的社区。

教会不只是宗教场所,也是经济实体。教会是否繁荣也随经济情况相异:各种规模的教会在郊区和城里的富裕社区繁荣兴盛,而较低收入、经济停滞的社区则多见老旧、小规模且不大活跃的教会。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拉姆.克南(Ram Cnann)等社会学家论证过,低收入阶级的宗教参与情况正经历着最大规模的衰退。参加教会活动与受教育程度高低和收入水平有较强相关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比别的群体更少参加宗教活动。宗教信仰和参与不仅反映人们的信仰,也是经济情况的标志,其中包括富裕社区和贫困社区的差距。

帕特南论证过,参与宗教活动对年轻人有一系列好处,包括身心健康、减少酒精和毒品滥用、学业上取得更高成就等,部分原因是因为宗教群体使人更多接触社会并获得身份认同。另外,宗教团体也会给处于困境的家庭很大帮助,包括房租、食物、帮助单身父母在课后照顾孩子等。

在最需要教会提供帮助的社区,教会却反在消失,新的教会活动也没有兴起。2016年,巴拿研究所(Barna Group)的一项针对新教堂的调查发现,半数新教堂建在富裕地区。巴拿研究所的研究部副主任布鲁克·亨佩尔表示,贫困地区或者收入不均的地区的教会工作更不好做。她说:“城市里的教会财政困难,因为不仅运营起来花费更多,而且要服务更多的贫困群体。”

这就是教会经济学:教会需要钱来服务信众,但很多时候,钱又来自其服务的社区。因此牧师更倾向于在更富裕的地方新建教会。

教会——尤其是有年轻牧师和信众的新教会——是平稳发展社区的标志。而最需要教会的贫困社区却没钱新建或支撑教会,因此也无法享受教会带来的好处。

莫拉知道圣安东尼奥的富裕教会很多,也知道富裕教会和贫困教会之间的差距。

莫拉是美国公民,但原籍古巴,他说他的家庭在2001年取得难民地位来到美国。他们一家最初在新泽西住了十年,但很早就想来德克萨斯。莫拉的妻子家在德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2011年,他们得知圣安东尼奥一所教堂需要牧师,因此莫拉和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举家来到西区一探究竟。

“当我第一次在附近转悠,我说,‘这是美国吗?’”他记得当时在一座桥底发现用西语写着“欢迎来到西区”的字迹。西区的很多街道没有人行道,有些甚至没有路。有些街区房子很老了,有些看着马上要垮塌了,但却有大大小小的家庭居住其中。

教会的很多信众和莫拉一样不是本地人。很多活跃信众来自德州其它城市,或者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夏威夷,甚至波多黎各、墨西哥和古巴,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本地人。莫拉和志愿者领队正试图通过电台节目和工作技能培训来改变这一情况。

莫拉知道,教会繁荣不一定就能改变他个人的经济状况。教堂所在地区的收入中位数低于25000美元。假如哪天突然兴盛,拥有了150个信众,其中100名信众是年收入达中位数的成年人,他们每人捐助税前收入的十分之一(大多数捐不了这么多),教会也仅有25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需要花费在新增的员工、教堂建筑的保险、老旧建筑的维护,以及包括食物和衣物捐赠在内的各项事情。

如果莫拉能把这些都搞定,他还得给自己开工资。今年,教会把他的工资从600美元涨到1000美元。他很感动,但提到具体数额时露出了那种“得了吧”的表情,“一个月1000美元能干什么?我大女儿17,小女儿12。家里有三个女人!”他笑着说。

他会继续做会计。

有时,贫困社区的教堂会得到富裕地区的教堂的帮助。

莫拉说,来自白人为主的富裕教会的经济援助并非第一教会的最需要的。他说:“大教会怎么帮助小教会呢?帮助不仅仅意味着送钱。应该提供就业方面的帮助,好的工作机会,培训我们等等。我教会里有好几个人正在找工作。”

莫拉和教会在尽其所能自己创造机会。从2017年开始,他们在社区开展工作技能培训项目。居民每周到教堂来学习诸如空调维修之类的技能。完成40周的训练后,他们参加本州的资格考试。

(翻译:邱小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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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Low-Income Communities Are Struggling to Support Churche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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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低收入社区的宗教困境

宗教在美国也遵循着自己的经济学:低收入社区需要宗教服务,然而教会更倾向于服务富裕社群。

如果有“美国最忙牧师”的比赛,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尤安·莫拉一定能拿奖。他服务于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小教会。莫拉每周有一大堆事情:周日有礼拜、课程和会议,周一、周三、周五是电台节目,周二祈祷和《圣经》学习,周四在城市南边开家庭教会会议,周六还有在教堂举行的工作技能培训。除此之外,周末时不时有些别的会议。

而这只是他的主要职责。他还得找时间写布道词,监督教堂建筑的修理和维护,给小群体授课,维持预算,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和信众们待在一起:生老病死,庆祝场合,乃至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除了全职工作,还得占去别的时间。

但是莫拉不是全职做牧师。他每周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在圣安东尼奥东北部的一个医疗机构做会计,同时他还在攻读神学硕士学位。

莫拉认为他命里就该做牧师,这也是他目前在做的。但由于教堂在一个极低收入社区,单做牧师无法养活自己。牧师的薪水来自于教堂的预算,而教堂预算则靠信众的家庭预算。因此在低收入地区,尽管教堂规模扩大,其预算无法相应增加。第一教会不足以支付莫拉的酬劳,他只能两边跑。

莫拉在两边都干得不错。第一教会每周日有五十到六十信众,比起过去好多了:教会始建于1899年,上世纪中期信众鼎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往后则急剧减少。到2011年莫拉来的时候,教堂每周日只有四个人常年做礼拜——教堂门都是关着的。

回忆当时,莫拉直摇头。“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教堂大门敞开?’他们说,‘因为我们得省空调钱。’”

这个教会虽有118年的历史,但实际上更像初创或者重组的,像(创业领域的)独角兽。而被称为“教堂工厂”的大多数初创教堂,都不在这样的社区兴建。教会所在的西区是个临近城中心的墨西哥裔聚居区,历史悠久灿烂,但多年来破败不堪,贫困率、失业率和辍学率都很高。尽管听上去像是牧师们该去的地方,但实际上新建教堂更多位于收入较高的社区。

教会不只是宗教场所,也是经济实体。教会是否繁荣也随经济情况相异:各种规模的教会在郊区和城里的富裕社区繁荣兴盛,而较低收入、经济停滞的社区则多见老旧、小规模且不大活跃的教会。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拉姆.克南(Ram Cnann)等社会学家论证过,低收入阶级的宗教参与情况正经历着最大规模的衰退。参加教会活动与受教育程度高低和收入水平有较强相关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比别的群体更少参加宗教活动。宗教信仰和参与不仅反映人们的信仰,也是经济情况的标志,其中包括富裕社区和贫困社区的差距。

帕特南论证过,参与宗教活动对年轻人有一系列好处,包括身心健康、减少酒精和毒品滥用、学业上取得更高成就等,部分原因是因为宗教群体使人更多接触社会并获得身份认同。另外,宗教团体也会给处于困境的家庭很大帮助,包括房租、食物、帮助单身父母在课后照顾孩子等。

在最需要教会提供帮助的社区,教会却反在消失,新的教会活动也没有兴起。2016年,巴拿研究所(Barna Group)的一项针对新教堂的调查发现,半数新教堂建在富裕地区。巴拿研究所的研究部副主任布鲁克·亨佩尔表示,贫困地区或者收入不均的地区的教会工作更不好做。她说:“城市里的教会财政困难,因为不仅运营起来花费更多,而且要服务更多的贫困群体。”

这就是教会经济学:教会需要钱来服务信众,但很多时候,钱又来自其服务的社区。因此牧师更倾向于在更富裕的地方新建教会。

教会——尤其是有年轻牧师和信众的新教会——是平稳发展社区的标志。而最需要教会的贫困社区却没钱新建或支撑教会,因此也无法享受教会带来的好处。

莫拉知道圣安东尼奥的富裕教会很多,也知道富裕教会和贫困教会之间的差距。

莫拉是美国公民,但原籍古巴,他说他的家庭在2001年取得难民地位来到美国。他们一家最初在新泽西住了十年,但很早就想来德克萨斯。莫拉的妻子家在德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2011年,他们得知圣安东尼奥一所教堂需要牧师,因此莫拉和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女儿举家来到西区一探究竟。

“当我第一次在附近转悠,我说,‘这是美国吗?’”他记得当时在一座桥底发现用西语写着“欢迎来到西区”的字迹。西区的很多街道没有人行道,有些甚至没有路。有些街区房子很老了,有些看着马上要垮塌了,但却有大大小小的家庭居住其中。

教会的很多信众和莫拉一样不是本地人。很多活跃信众来自德州其它城市,或者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夏威夷,甚至波多黎各、墨西哥和古巴,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本地人。莫拉和志愿者领队正试图通过电台节目和工作技能培训来改变这一情况。

莫拉知道,教会繁荣不一定就能改变他个人的经济状况。教堂所在地区的收入中位数低于25000美元。假如哪天突然兴盛,拥有了150个信众,其中100名信众是年收入达中位数的成年人,他们每人捐助税前收入的十分之一(大多数捐不了这么多),教会也仅有25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需要花费在新增的员工、教堂建筑的保险、老旧建筑的维护,以及包括食物和衣物捐赠在内的各项事情。

如果莫拉能把这些都搞定,他还得给自己开工资。今年,教会把他的工资从600美元涨到1000美元。他很感动,但提到具体数额时露出了那种“得了吧”的表情,“一个月1000美元能干什么?我大女儿17,小女儿12。家里有三个女人!”他笑着说。

他会继续做会计。

有时,贫困社区的教堂会得到富裕地区的教堂的帮助。

莫拉说,来自白人为主的富裕教会的经济援助并非第一教会的最需要的。他说:“大教会怎么帮助小教会呢?帮助不仅仅意味着送钱。应该提供就业方面的帮助,好的工作机会,培训我们等等。我教会里有好几个人正在找工作。”

莫拉和教会在尽其所能自己创造机会。从2017年开始,他们在社区开展工作技能培训项目。居民每周到教堂来学习诸如空调维修之类的技能。完成40周的训练后,他们参加本州的资格考试。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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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西洋月刊》

原标题:Low-Income Communities Are Struggling to Support Churche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