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了颜渊问孔子何为仁的故事。孔子在指出“克己复礼为仁”后，紧接着说了这句话。一直以来，我们对“为仁由已”的解释是“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然而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孔子所说的‘仁’，有时候翻译成‘自由’最为通顺。……‘为仁由己，不由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受他人的影响、引诱、胁迫，完全自由的人所做的行为自然就可以称为‘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说‘为善’，而是说‘为仁’。”

宫崎市定是“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毕业于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曾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等著名学者，1994年起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曾荣获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并获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中国史的诸多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

上述对于“仁”的解释出现在《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一书中。该书首次出版于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在序言中，宫崎市定表示自己研读《史记》已大约有60年，写过相当数量的论文，却仍时时发现以往研究方法所没能读懂的问题。在他看来，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史。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此后近两千年，正史写作都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

《史记》全书共130卷，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记载了上起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在解读列传时，宫崎市定指出长久以来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封建制的误解。他认为，与其说封建制度反映了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关系，不如说封建是中国古代上流特权阶级的生态，而在那之下还存在着类似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都市国家，国家里居住着自由市民：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的基础是都市国家。如果无视都市中自由市民的生态，就无法理解中国古代史。即便上流阶层被封建制束缚也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但还有无视这一压力，在都市中自由生活的市民。都市的市民在任何世界中都是将自由作为信条的，这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中国找不到表示自由的词语。”

《伯夷列传》：寻求自由而获得自由

《史记》列传之首是《伯夷列传》，讲的是伯夷和弟弟叔齐的故事。伯夷和叔齐都是辽东地区孤竹国君的儿子。孤竹国王喜爱叔齐，有意传位于他，于是在父亲死后，伯夷试图把国家让给弟弟，但叔齐不愿接受。都不愿接受王位的兄弟二人让国出逃，因仰慕周文王的仁德而栖身于周。适逢文王去世武王继位，武王伐纣之时，两人以仁义叩马而谏，险遭杀身之祸。等到天下归周之后，他们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做歌明志，饿死在首阳山上。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引用了《论语》中孔子与子贡讨论伯夷、叔齐二人时说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在宫崎市定看来，司马迁在引用这句话时的真正含义是：“寻求自由而获得自由，这是出自信念的行为，有什么迷茫的呢？”

“自由是社会环境的问题，更是个人信念的问题。别人给予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给予的自由一定是有限度的，”宫崎市定说，“即便是在言论严格管制的政治体制下，个人若想真正捍卫自己的自由，这无疑就是自由了。”

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把伯夷、叔齐放在列传之首，是把这二人看作遵循自由意志、不因外界压力改变主张的最初的例子，在赞扬他们高义的同时阐述了70卷列传的主体思想。在列传接下来的章节中，司马迁刻画的，就是这些处在封建体制之下，仍然不丧失自由精神，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各种人物。

《魏公子列传》：政治家与侠客的信念与决意

《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在这段描述中，司马迁塑造了“侠”之典范，也将这一类人正式命名，自此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余英时在《侠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侠”源自古代封建秩序的解体。文武兼包的“士”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原是最底层的贵族，但到了春秋之后原有的固化封建等级制度已无可维系，“士”的阶层不仅出现上下流动，也出现了文武分化，并从中出现了侠。

司马迁认为，战国时期有一类游侠可称为有土卿相之侠——他们名列卿相，参与朝政，并召集天下侠士作为食客豢养，利用他们的能力执行外交、军事上的政策。有“战国四公子”之称的七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和魏国信陵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魏公子列传》讲述的是信陵君在门下上客侯嬴的建议下，从秦国的进攻中救助赵国，帮助赵都邯郸解围的故事。信陵君因外交情报比魏王更快速准确而遭其猜忌。这得益于信陵君麾下的三千食客——信陵君素来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将有贤人之名的魏都大梁城门守卫侯嬴奉为上宾，并时不时前往侯嬴的朋友、屠夫朱亥的家中探望。

急速扩张势力的秦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向魏国求救，魏王虽派晋鄙率10万大军前往救援，但晋鄙作壁上观。信陵君惧怕唇亡齿寒，屡屡劝魏王发起进攻，却不得首肯。最终信陵君下定决心要独自前去救援赵国。

此时，侯嬴悄悄向他传授了策略：将魏王寝宫中的一半虎符盗出，从晋鄙手中夺来军队。信陵君持盗出的一半虎符向晋鄙要求军队指挥权，晋鄙正在迟疑之际被朱亥用铁锤击倒，后者为了报答信陵君的多次登门而自愿为其杀身效命。信陵君遂成功夺取军队，发动进攻，击退了秦军。

在侯嬴送别信陵君时许诺，为了表达忠心，他将在信陵君到达晋鄙军队的那一天面北自刎。两人诀别之后，侯嬴果然自刎而死。

“无论作为政治家立世的信陵君，还是受到信陵君知遇、被引为上宾的侯生，他们都有自己认可的生活方式，以及为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时候。尤其侯生是因义而与信陵君结交的朋友，‘不见义则无勇’是侠客的信条。这是洞悉一切后的决断，侯生为了让世人知晓这一点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宫崎市定写道。

在宫崎市定看来，因声援好友李陵而遭到连坐、被处以宫刑的司马迁是在对现实心灰意冷之后潜心修史，而追溯过去的世界、以史家的身份留名，正是太史公寻求自由的方式：“司马迁之所以能够身临其境般地热情诉说过去，正是因为他回到了原本的自由人的立场，忘却现在，一心只想为后世之人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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