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影响力之大，足以影响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它左右着一个人的命运——有的人该进监狱，而有的人却可以进常春藤名校；有的人能喝瓶装水，而有的人却只能喝自来水；有的人一辈子蜷缩在出租屋里，而有的人却能在豪宅里自由自在地晃荡——这些，都是阶级决定的。

历史学家史蒂夫·弗雷泽（Steve Fraser）在新书《阶级的重要性》（Class Matters）中，探讨了阶级的概念。他认为，正是因为阶级的作用力塑造了美国，但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得以公开被承认。

弗雷泽在书中所做的阐述极具吸引力和煽动性，同时发人省醒。尽管书中有些内容不够精炼，弗雷泽的某些观点也会引人侧目，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现阶段美国国内不平等现象的日益严重，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也日益密切，《阶级的重要性》的出版正是顺应了潮流，并对这一课题做出了很好的补充。

弗雷泽以美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文档和图像为素材，通过六篇文章阐述了阶级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阶级的现实存在——不仅仅是消费模式、财富创造和等级特权，还有它所代表的权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推行美国梦的政治精英从国家词典中去除。但“阶级”真的就一去不返了吗？弗雷泽表示，事实上，在十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全球金融风暴的危机之下，关于“阶级”这一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已经浮现。

弗雷泽写道：“阶级这个秘密贯穿于美国的整个发展历程，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很可能依然存在。”他抨击人们对自我的身份认知以及对待他人的方式，并宣称：“每个美国人每一天的生活都带有阶级的烙印。”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媒体人和活动家开始关注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新一个镀金时代带来的压力，有关阶级、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问题也被搬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

或者，正如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的玩笑：“全食超市（主打有机食品，消费水平较高）并没有明文规定‘黑人禁止入内’，但是一个橘子定价7美元，就已经把那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了。这就是新时代下的种族主义。”有很多人依然在争论，特朗普当选是否代表着白人的经济焦虑或是对黑人的种族抵制的复兴，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曾协助建立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该项目提议，向高收入者征税，确保那些收入少于5万美元的人每月能够得到500美元的收入。在他新出版的作品《大有希望：财富不平等与挣钱的逻辑》（Fair Shot: Rethinking Inequality and How We Earn）中，休斯详尽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1967年，底特律爆发黑人大骚乱。这场大暴乱席卷了100多个城市中的黑人社区。1968年，以奥托·克耶那尔（Otto Kerner）州长为首的全国民间骚乱顾问委员会（即克耶那尔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种族主义是暴乱激增的主要原因。”《阶级的重要性》的出版时间，恰逢《克耶那尔报告》发表50周年。而时至今日，阶级和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正如当年报告中反复强调的：“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两极社会，两极之间的不平等和分化日趋严重，且不仅仅是在种族方面。”

前委员会成员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和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艾伦·柯蒂斯（Alan Curtis）共同编辑了《拯救分裂的美国社会》（Healing Our Divided Society）一书，其中的一系列文章都显示出阶级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最近一期《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哈里斯和柯蒂斯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美国人的比例有所上升，而收入最高的那1%的美国人，其收入占到所有新增收入的52%。

弗雷泽在书中写道：“在人人平等的假面下，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抵触情绪，进而他们开始寻求不平等。表面上，我们都声称自己是美国梦的拥护者。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正如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美国单口喜剧演员，常在节目中谈及政治）曾经直言不讳地说道‘之所以将其称作是美国梦，因为只有睡着了才会有人相信’。”

弗雷泽还表示，鼓吹无阶级幻想的人不仅只有政客，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律学者、社会批评家和神学家都名列其中。

弗雷泽通过书中的六篇文章，阐明了他的观点与美国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相吻合。他从美国移民史的发源地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说起，继而探讨了宪法的通过，自由女神像和牛仔的象征性意义，理查德·尼克松与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辩论，最后，通过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弗雷泽对黑人争取权力和包容的斗争进行了反思。

弗雷泽表示，最初定居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殖民地，以及后来撰写宪法的时候，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还尚未确定。他还表示，自由女神像和牛仔象征着那个时代“家族资本主义”的盛行，这种生活方式演变成了“意料之外的从属模式”。尼克松副总统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中，大肆赞扬了一个无阶级存在、取得了斗争胜利的战后美国。

在弗雷泽看来，阶级是“权力和从属”的先决条件。“在阶级被简化成一个抽象的经济范畴之前，资本最先出现，继而以一种权力的象征为存在形式，对资本的掌控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关系，没有资本的人必须服从拥有资本的人。”

弗雷泽在书中还穿插了个人的故事。例如，他描写了自己在郊区长大的经历，以及身为政治活动家的工作经历，包括他在美国南部做自由战士时度过的一个悲惨的夏天。虽然在《阶级的重要性》中有许多具备启发性的内容，但是弗雷泽本可以用更多的笔触来探讨阶级与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权利是如何通过分而治之政策得以维持，正是因为这个政策，黑人与许多源于不平等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包括福利依赖、毒品、大规模监禁和家庭破裂。

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弗雷泽在书中指出，马丁·路德·金的言论被保守党利用，并通过消除经济公平和种族平等之间的密切关系来重新美化共同消费。

弗雷泽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一个更广泛的无种族偏见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范畴内”，黑人的权力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他引用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的话总结道：“我用美元来量化革命，用以衡量其成就、前景和局限。”

许多人会说，现如今，黑人的反抗和斗争不断增多，“黑命贵”的呼声也愈发响亮，所取得的成果早就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所以革命并不总是能够被量化衡量的。

无论你是否同意弗雷泽的观点或是他阐明观点的方式，但是他通过作品促使读者去思考他的观点。我们应该认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正如我们也应该接受这个时代的现实，认清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应该前进的方向。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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