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

作者：任双伟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2月

 

宋代中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那就是钱荒。这种现象本不奇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比如秦汉易代以后，全国经济凋敝，秦朝政府铸造的秦半两购买力过高，不得已，汉高祖刘邦就将铸币权下放给了民间，允许诸侯和巨贾私铸币值更低的小钱，来缓解钱荒。

但宋代的钱荒不同于以前。宋代被中国的历史学家以及海外汉学家称为“富宋”，经济和文化繁荣，铸币数量也是古今之最。仅宋太祖年间，今天的南京就铸钱30万贯，超过了唐代全国一年的铸币量。而宋神宗年间，年铸币量甚至超过了500万贯。要知道，当时除了铜钱以外，市场上还流通着金、银、铁钱以及纸币。

这种情况下，依然出现钱荒，概括起来原因包括“官家课税，私家藏匿，民间毁钱”。唐代中期实行了租庸调法到两税法的改革，实物纳税变成了金钱缴税；两宋富家也盛行大量窖藏铜钱；而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发达，铜器价值虚高，将铜钱改铸为铜器，就显得有利可图。另外，宋钱铸造精美，购买力稳定，有富庶的宋朝政府作为信用背书，所以在日本、高丽、安南、爪哇甚至中东地区广泛流通，这也加剧了宋朝境内的钱荒现象。这一现象一直要等到明朝中期，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欧洲殖民者发掘并将美洲大量的白银输送到了亚洲，才得以解决。

有趣的是，因迫害名将岳飞而遗臭万年的南宋初年宰相秦桧，就曾想出破解钱荒现象的妙招。史书记载，当时的都城临安面临钱荒，政府和百姓都受困于此。秦桧就安排差役将理发师请到府里，给自己理发，然后重赏了五千钱，嘱咐对方一定要保密，并尽快把这五千钱花出去，说是这些钱很快就要作废，朝廷会另行铸币。很清楚的是，理发师不仅没有保密，而且将现行货币即将作废的消息传扬得沸沸扬扬，临安城内的富豪们也就纷纷挖出自家宅子院里深埋的铜钱，大量花钱，“不出三日，京内钱荒解除”。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近日出版的《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一书，收录了中国古代历代钱币的翔实图样，并提供了专业细致的阐释。这本书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古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貌，行文生动，详致的梳理各时期王朝、帝王的治国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分析了货币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指出货币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左右王朝兴衰的关键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推出了被称为“空首布”的布币；“三家分晋”后，“空首布”转为“平首布”，并根据韩赵魏三国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分化。魏国变法期间，创造性地在布币中加入了子母相权（大小兑换）的模式。而在南方的楚国，是当时唯一同时具有金银铜三种铸币和版形货币的国家。北方的燕国和齐国，以及戎狄，盛行刀币。秦国一统全国后，秦始皇在去世那一年推出了真正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改革，就是将前述货币进行统一，实行外圆内方的“半两币”。

汉代初期，曾因国力疲敝，不得已允许民间私铸货币。特别是汉文帝继位后，一改吕后执政期间一度禁止货币私铸的做法，重新允许民间私铸，结果使得部分诸侯国通过私铸货币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后者因此拥有了组建强大军团以挑战、颠覆朝廷的财政能力。当时著名的文人贾谊曾上书皇帝，指出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久而久之，朝廷权威就将不复存在。汉景帝平息了七国之乱，而后的汉武帝则多次启动货币改革，每改一次，都将诸侯和富商的财富搜刮一次，用以支撑讨伐匈奴的高昂军费支出。汉武帝的第五次货币改革，推出了著名的五铢钱，改革主持者张汤被诸侯和重臣恨之入骨，因而被汉武帝作为缓和君臣关系的替罪羊勒令自杀。但那之后，桑弘羊又成为了继续推行汉武帝货币政策的主持者。《货币里的中国史：历代钱币的源流和图释》书中还指出，等到西汉末年，改革家王莽为了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鲁莽的推行了激进的币制改革，因而迅速招致了地主阶级和商人阶层的强烈不满，赫赫皇权被倾覆。

东汉末年，军阀四起。曾一度得以入主洛阳的西凉诸侯董卓，尽管采取了解除党锢等开明举措，却仍然被贵族、文士和其他军阀视为大逆不道者。这是因为，董卓不仅欺凌皇室，而且恶意铸造劣币，其铸造出的货币之金属含量很低，甚至可以浮在水上，被百姓讥讽为“无文小钱”。

五铢钱一直到唐高祖时期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开元通宝钱。到了宋代，纸币在四川出现，但这种被称为“交子”的存款凭证，发行权从民间转由官营后，很快变得泛滥，其币值也直线下降。元代和明代初期，也都出现过因纸币过量发行而迅速贬值的现象，金属货币继续短缺，直到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极其有效的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国也因而成为了“白银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