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强尼·戈登-法雷（Jonny Gordon-Farleigh）是《STIR》杂志创始人与社会活动家，他致力于在社群层面上推动社会变革。鲁丝·波茨（Ruth Potts）是英国舒马赫学院讲师，研究经济学与社区生态学。在下面的这场对话中，二人就乌托邦思维在当下政治气候中的角色与作用进行了探讨。鲁丝·波茨谈到了缩短每日工作时长的可能性，以及创客空间兴起的意义，在她看来，这类新型的共享平台“使得我们能够以富有意义的方式重塑自己周围的世界”。

戈登-法雷：去年你庆祝了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出版500周年，强调了政治想象力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乌托邦这个概念一度被用来贬斥针对社会变革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不仅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也有可行性方面的考量。你如何看待乌托邦思维（utopian thinking）在我们目前的政治气候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

波茨：我觉得如今我们对乌托邦思维的需要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经常对乌托邦有个误解，那就是把它看成是终点。但其实不是这样，乌托邦是一个过程，它首先要求想象力，其次，它相信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来安排这个世界，这使我们拥有向它进发的动力。事实上，我觉得贬斥乌托邦的做法是一种社会控制。贬低它的意思是说：现状就是最好的，我们只能做到这样了，我们应当接受现状。当你环顾四周，不需要费很大心思就能发现如下事实：不平等愈发严重，人们在心态上也愈发难以忍受现状。我们需要去构想全新的生活方式，团结起来去推动变革的发生。一旦我们做到这点，一旦有许多人加入其中，我们就能塑造出一些日常化的乌托邦典范，这当然是对那种认为世界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的观点的最好回击。

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对我有很大启发，他说：“从另一个视角看，多种多样的抵抗活动——个人或集体、单一议题或多重议题、组织化的或非组织化的、清晰可见的或转瞬即逝的、高调或低调、平常或不平常——才是真正紧要的事情。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积极接纳而非单纯地记录这些活动。在某些地方它的确能成事。“

他对我的启示是：只要我们细心体察，乌托邦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尽管我们仍然身处一套占据统治性地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安排之中，它对许多人的生活发挥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没法去实验一些新的道路。其他世界也是存在的。它们无处不在。相信世界可以更公平、生活可以更美好的念头，已经构成了孕育变革的诸多空间。我最近想到，激励着我们去行动的乃是希望本身。乌托邦意味着二话不说地去推动一些真实的变革，去相信我们每个人以及所有人的潜能。

戈登-法雷：有不少反对乌托邦的观点认为，它只不过为社会变迁勾勒出了一幅蓝图而已。你打算如何避免这些问题？

波茨：社会主义者露丝·列维塔斯（Ruth Levitas）在这方面给了我灵感。她十分明白一点，乌托邦不是蓝图，而是发挥想象力的行动（act of imagining）。她说，作为“乌托邦的颜色”，蓝色会给人一种地平线的感觉，总是远在天边，我们只能不断接近而不能抵达。它象征着思念和尚未完成的事。乌托邦并不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做出精确预测，而是一种朝着我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前进的运动。她所描述的乌托邦是“一趟寻求全体性（wholeness）的旅程，想要在世界中如同在家。”这一发挥想象力的过程，令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结构与体系的想象性本质（imaginary nature），以及支撑着它们的权力体系。

我近来觉得，人类学的思维方式在此特别有用。它主张，我们在想象力上的发展将提升我们建构社会结构的能力，进而使更为复杂的社会得以产生。我们所认为的一切自然的、既定的生活形式——如宗教、婚姻、金钱——都是我们集体思维的产物，它们不过是随着时间变迁而正式化了。伦敦政经学院的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赫（Baurice Bloch）相信，我们的体制系统的武断（arbitrary）性质会时不时地变得明显而刺眼。他认为，在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时刻，我们会强烈地意识到制度的想象性本质。其后果就是开启了一个令变革得以可能的新空间。从这个观点出发，乌托邦的另一个特点即在于，我们回顾500年前托马斯·莫尔出版这本书的那个时间点，不难发现这本书屡屡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刻变得热门起来。法国大革命前后是如此，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也是如此。每当社会发生巨变，我们都会去寻求一些有助于自己重新想象及重构身边世界的思想资源。

我们的现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着力点。我们可以回顾历史，从世界各地的集体行动以及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汲取灵感，这些运动正是围绕着自助与互助的文化而组织起来的——其影响延续至今。这笔实践的财富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戈登-法雷：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他把资本主义历史化了（historicizing），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个历史现象，有着特定的起源。它虽然在当今主导着经济生活形式，但在它之前其实有过多种多样的经济体系，且许多体系仍有望与它一较高下。

波茨：千真万确。它还提醒我们在开始行动前不要想得到全部答案。关键在于不要去幻想我们可以知道或控制一切事物，而在于看到我们的生活模式和形态是可以并且应当不断进化的。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哪次实验是有效的，只能不断地尝试去变革各种社会关系。我觉得瑞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思想在这里十分应景。她曾经说过，“希望的根据本身就处在阴影中，正在发明世界的人还无法知晓自己的举动将会有何种效果。”我们不必知道眼下的实验对象是否有效，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尝试别样的安排日常生活的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得到了改变。

戈登-法雷：这样说的话，我们谈的其实是变化的过程，它可以只是预示性的（prefigurative）。不过，对变革有疑惑的不只是右翼政治，很多左翼运动也有些过分执着于特定的政治观，这反倒阻碍了它们的变革潜能。看来问题不只出在某一方。

波茨：放弃旧的形式是很困难的。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诞生于各不相同的历史契机，并逐渐变得正式化、固定化。对我来说，眼下最激动人心的政治变化在于地方层面上的夺权运动，并进而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席卷全世界的新城市运动（new municipal movement），例如“团结的巴塞罗那”（Barcelona en Comú）运动就通过日常持续的政治参与改变着政治格局。如此这般下来，政治生活将会对女性更为包容、更具合作性且更加善解人意。随着这种地方自治运动的广泛传播，它对传统的政治形态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才是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亦即迈向一种积极的、介入性的日常政治，它欢迎每个人参与其中。

戈登-法雷：诸如“新经济基金”（NEF）这样的智库多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缩短每周以及每天的工作时长，并确信这有利于增进人们的福祉。研究表明，北欧国家的每天6小时工作制令企业利润提升了25%，经济效率几乎翻倍。不过，一些地方尽管可以保留同等的工资，但这未必适用于整个经济体。这么看来，缩短每日工作时长的呼声似乎也应当成为追求更广泛的经济民主的谋划的一部分？

波茨：当然，任何呼吁缩短每周工作时长的倡导行动，都理应融入追求更广泛的经济民主的谋划。2010年时。我在新经济基金那边的同事提出过一个每周工作21小时的方案，不过他们的诉求也不仅限于缩短每周工作时长。在他们看来，关键在于要重新分配现存的有偿工作，增强灵活性并重建社会的平衡。变革自然应该是边际上的，并将成为在整个经济体当中重新分配工资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将能让我们自由地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参与社区活动。它对社会和环境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随着工作时长的缩短，我们的消费也变少了，由此能够增进我们的福利以及促进环保。这意味着改变文化氛围，令较短的每周工作时长成为一种新风尚。

绝对应当牢记的是，诸如此类的倡导行动其实并不新鲜。从历史上看，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所建立起的工作模式与控制强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想一下凯恩斯1930年写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这本书，你会发现他那时已经在预测我们每周将只工作15个小时了。在他看来，在解决生产力问题后，我们将会在教育和文化艺术中投入更多精力——他相信这些活动会“丰富到永远不会让人觉得无聊”。而这也使我们想起莫尔的《乌托邦》，书中的人们每天只工作6小时就能为所有人提供必需品。这么一来，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该为什么而工作？如何分配这些工作？工作量应该有多大？如何令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享受富有意义的工作？这必然要求经济民主。

戈登-法雷：欢迎或拒斥物质主义看起来经常是唯一的政治选项。话说回来，你在《新物质主义》（The New Materialism）一书中探索出了一套办法，试图与“物质世界”建立互相尊重、彼此欣赏的关系。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我们应当如何去重建这个关于物质的新叙事？

波茨：物质主义已经或多或少地沦为了消费主义的同义词——它大多与浪费、过度负债、永不满足之类的印象相联系。我与安德鲁·西姆斯（Andrew Simms）共同致力于探索的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麻烦并不在于选错了满足点，而在于我们跟整个物质世界有着不恰当的关系。我们提出了如下的主张：透过发展一种新物质主义，我们将能与物质世界建立起一种更令人满意且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有利于为所有人找到一条在环境允许的限度内谋求繁荣的道路。它为那些重大挑战提供了切合实际的答案：如何能产生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如何重建已经空壳化的经济体？如何在不损害环境的前提下保证日用品及服务的充足？

这种新物质主义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看看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创客空间（hackspace或makerspace）和微型装配实验室（Fablab）就知道了。位于伯明翰和苏格兰的创客空间“Make Works”就采纳了一些新技术来加强人际联系，促进小工厂主与那些想要做些小东西的人们的沟通。埃德蒙顿的“Building Blocs”则为制作者提供费用适中的工坊空间，以促进就业及生产的再本地化。重建与制作活动（making）的联系的好处远不止是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它意味着令我们的社群焕发新的生机。我们认识到各种限度，愿意去通力合作。它使得我们能够以富有意义的方式重塑自己周围的世界。

戈登-法雷：如何看待这些运动的去中心化趋势？

波茨：不妨回顾一下凯恩斯的见解，他认为货品应当尽可能接地气、本土化，而知识则应尽可能地全球化。我们眼下所看到的乃是一种令生产再度本土化的潜在趋势，它所带来的高质量就业有着许多好处，而这又改变了地方层面上的人际关系——同时也保持着全球性的知识共享。

另外，社会资本的流失与本土化企业的衰落也有着极为重大的关联。2010年，有两名美国学者发表了一项纵向研究，探讨了在地方社群中开设沃尔玛超市将会有何种影响。他们发现，每开一家沃尔玛，其周边的广大地区就会有不少小商铺倒闭，社会资本也随之而遭到削弱。这样一来，人们的投票意愿将会有所降低，熟知自己的邻里及信任陌生人的意愿也弱化了。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能够用来刻画一个好社群的指标，都纷纷失落了。地方层面上的去中心化以及再联结，关乎地方的经济民主与社群的重建。当我们谈到所谓共同性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建立关系的过程，这与社会资本的重建息息相关。开源技术为人们的一项日常活动搭建起了新的平台：那就是知识与技能的共享。透过培育一种不过分强调私有财产、认肯合作价值的文化，他们正以一种相当有趣的方式改变着权力格局。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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