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只活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再想到亚历山大和恺撒、维吉尔和但丁，他们便形同乌有了。

——让·端木松（Jean d’Ormesson）《帝国的光荣》

一

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担任过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能查阅皇家档案。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里，记载着比哈德良早生一百多年的奥古斯都的生活习惯：“冬季，为了保暖，他穿四件内衣和一件厚托加，此外还穿一件贴身背心、一件羊毛背心，用裹布裹大腿和小腿……即使在冬季，他也忍受不了太阳光；若不戴上宽边的帽子，他从不到外边散步……他乘轿舆旅行通常要在夜间，要走得不快不颠……如果走海路可以抵达目的地，他更乐意乘船。”（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这个孱弱的人一生六次病情垂危，而最终活到七十六岁，开创了帝国时代下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从他开始，罗马帝国以二百年的相对平稳与繁荣改变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原名屋大维，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恺撒被刺死后遗嘱启封，指定身在海外的屋大维做养子，继承他的名字和财产，使十八岁的屋大维得到平步青云的际遇。然而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处于穷途末路。在约翰·威廉斯获得一九七三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历史小说《奥古斯都》中，晚年屋大维对一位身居大马士革的学者友人如此概括道：

尤利乌斯·恺撒登上权力之巅的那个世界，其腐败超乎你的理解。不出六个家族统治着它；罗马统治的城镇、地区、行省无不贿赂成风，各人中饱私囊；借着共和国的名义与传统的伪装，在权力、财富与名望之路上前进的习以为常的手段，是谋杀、内战与无情镇压。

有志结束内讧、一统山河的恺撒，公元前四十四年就任“无冕之王”的终身独裁官一职。早已不满的一些元老院贵族成员集体秘密策动，在议政厅刺杀了恺撒，并以弑暴君者自命，鼓吹恢复共和。屋大维带着数名亲信冒险返国，以恺撒继承人为号召募集军队，几经波折，于次年八月当选执政官，十一月与安东尼、雷必达效法恺撒当年的三雄同盟，组成“后三雄同盟”，用恐怖手段整肃了反对势力。公元前四十二年，屋大维、安东尼联军在腓立比之战中击败刺杀恺撒的主谋布鲁图斯、卡西乌斯。这一胜利，在屋大维临终撰就的自传《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中提到一句：“十九岁时，我用私人财产自行组建军队，用它来使派系之争横行的共和国恢复了自由。”

腓立比之战后，屋大维与安东尼协议一人统治西方，一人统治东方。公元前三十七年，安东尼与恺撒从前的情妇、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拉结婚。公元前三十一年，矛盾激化的屋大维、安东尼及埃及女王在亚克兴进行海战，安东尼一方战败，次年在埃及自杀。屋大维·恺撒终于成了罗马世界的主宰者，时年三十三岁。

罗马人古昔的历史使他们怀有厌恶国王的传统心理。所以，尽管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屋大维并未因循其舅公恺撒的先例而就任独裁官，却在公元前二十七年宣布恢复共和政体，并接受元老院奉上“奥古斯都”（至尊者）的称号。公元前二十三年他接受保民官职位，总揽民政大权。公元前二年，又得到“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历史上，奥古斯都创立了元首制（principate），依然保留元老院，但自己以“第一公民”（princeps）的地位，在共和国架构上运筹帷幄。元首制一般被认为是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君主制，所以中文将奥古斯都称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也有道理。

取得和平后，奥古斯都的治理堪称贤明。他在阿格里帕等亲信副手的辅佐下，裁减军队，普查人口，赈济粮荒，改善法治，改革财税制度，还兴建了神殿、广场、公共浴场等大型建筑（他自豪地说过他将泥土堆起的罗马变为一座大理石之城），其中有不少遗存至今。他素喜文艺，通过另一位生死与共的早年朋友——诗人梅赛纳斯牵线，奥古斯都与文采炳焕的维吉尔、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奥维德诸位结下友谊，并予以他们赞助，打造了一个文学盛世，涌现出《埃涅阿斯纪》《农事诗》《爱的艺术》等传世之作。

对国外，奥古斯都创立常备军，以军事扩张行动抵御“野蛮人”，保卫领土安全。他派继子德鲁苏斯与提比略用多年时间，带兵深入日耳曼边疆地区，从莱茵河推进到易北河。德鲁苏斯死于前哨。公元九年，瓦卢斯率领的三个罗马军团在日耳曼森林遭当地部落伏击，全军覆没，对罗马军力挫伤不小。

奥古斯都中晚年为继承人问题苦恼。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他深爱的女儿尤利娅。为了传位，他先将尤利娅许配给他姐姐的儿子马尔凯鲁斯，后者英年早逝。不久，他又令尤利娅嫁给他宠信的阿格里帕，若干年后，阿格里帕也撒手人寰。他打算传位给两位外孙（尤利娅跟阿格里帕所生的孩子），他们亦青年夭折。他比较青睐的继子德鲁苏斯同样如此。他让尤利娅嫁给他深深不喜的继子提比略，可能也带有让外孙继位的用意，但这愿望也落空了。命运接二连三给他打击，尤利娅通奸事发，他只好用亲自制定的法律惩罚女儿，处以流放，并将皇位传给了性格阴郁的提比略。    

二

近代文学和电影里的奥古斯都形象，深深受到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影响。在《尤利乌斯·恺撒》和《安东尼与克莉奥帕特拉》中，莎翁把奥古斯都刻画成一个虚弱胆怯却工于心计的人物，以近乎反派的面目，衬托出安东尼的血性冲动、激情洋溢。近至二〇〇三年罗杰·扬执导的电视电影《奥古斯都》里，罗马帝国的开创者依然不近人情。约翰·威廉斯的《奥古斯都》，大概是这个历史人物迄今色调最丰富、最具心理深度的一幅文学肖像。

在这部小说的作者按语里，威廉斯区分了小说之真与历史之真。什么是小说之真（truths of fiction），他未作阐述，大约是希望用作品辨明。尤瑟纳尔写过一篇极有见地的随笔《历史小说中的语调和话语》（Ton et langage dans le roman historique），指出我们并不知道古希腊或古罗马的人如何谈话。她以自己作品《哈德良回忆录》写到的一件史实举例：疾病缠身的哈德良皇帝向一个医者索取毒药欲了断自己，医者因无法拒绝而自杀。尤瑟纳尔认为，假如她将这一段的行动与对话直接写出，就会“陷落到虚假之中，陷落到情节剧或单纯的模仿之中”（《尤瑟纳尔研究》，赵坚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赵译的标题为《历史小说中的语言与笔调》）。我们知道，她选择了以书面化、端庄雍容的托加体来让哈德良讲述自己：“这并非要模仿恺撒和塞涅卡或者后来的马可·奥勒留，而是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个尺度，一种节奏……”《哈德良回忆录》即是假托为哈德良写给隔代继承人马可·奥勒留的一封长信。

约翰·威廉斯的《奥古斯都》与尤瑟纳尔的随笔同样发表于一九七二年，所以他大概事先没有读到此文。不过他研究如何以罗马背景写小说，很可能看过《哈德良回忆录》。依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的看法，《奥古斯都》的书信体形式参考了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叙述恺撒遇刺前夕种种的历史小说《三月十五》（The Ides of March）。但细究文本，《三月十五》叙事上环环相扣的紧迫感，迥异于《奥古斯都》的时空跳跃，以及常出现的追忆往事的舒缓语调。威廉斯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不想让这小说的语调历史化。这些人对于我很真实，像同时代人一样。”他表示对好莱坞电影般的历史叙事没有兴趣，而希望获得一种切近感（immediacy）。古罗马注重筑路，邮政发达，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喜欢写信，西塞罗平均一天写的信札更多达十数封。书信的私密性与对象性，使它成为披露内心最方便的工具，于是，威廉斯想到用它作接入点，让我们窃听罗马男女的心声。

说是书信体，其实小说中除了信件还包括回忆录残片、政令军令、日记、手谕和传单、匿名打油诗等。前述尤瑟纳尔的文章认为，传世的“亚文学资料……没有经过文学不可缺少的过滤和剪接”，是“来自历史的声音”，因而珍稀，效果难忘。威廉斯那些亚文学资料大多出于杜撰，但他写得最好的地方都如同口技模仿一般，栩栩如真。叙述的声音既有奥古斯都早年的几位亲信，也有其政治对手西塞罗、安东尼、埃及女王，更有奥古斯都的妻子、情妇、女儿、幼年保姆，乃至文学名士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等，各人语气大致互不相同。深得皇帝倚重的将军阿格里帕也许文才有限，开场白的笔调略带浮夸拖沓，但他将历次重大战役娓娓道来，依旧动人；雄辩家西塞罗贵为一代高士，谈及房产时还是不禁露出市侩嘴脸；贺拉斯做了战场逃兵，写给父亲的家书诚挚而沉痛，一如他哀悼早逝的维吉尔之时。威廉斯的文字向来明晰实在、不枝不蔓，本已上承古典作家的风格，这次写罗马，有时用上模仿拉丁文的对偶、排比修辞，或从句套从句兼有倒装的句法（可惜某些地方经过翻译已看不出原本特色），更添逼真之感。

结构最能证明一部长篇小说的功力。《奥古斯都》前承序幕，后接终章，主体分三部，三部都用数页一篇的小片段连缀，主题上处处此呼彼应，如同精巧的罗马镶嵌画。第一部写主人公由十八岁无知少年演变为三十三岁世界之主，属于公共生活，大体是成就史。第二部触及他夫妇关系的疏离冷漠、女儿的沉沦、挚友和拟定继位人的纷纷谢世，属于私人生活，大体是失败史。威廉斯借鉴《三月十五》的多声部书信体（polylogic epistolary）拼贴手法构成了这两部。

三

然而《奥古斯都》卓尔不群的地方，主要在于四十页（中译本页数）篇幅的第三部。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临终前不久，奥古斯都乘船沿海岸航行，去了他位于卡普里的别墅和那不勒斯。威廉斯利用这段旅程，在第三部让皇帝给远在大马士革的学者友人写一封信，吐露他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心声，也道出他对人类本性与罗马命运的沉思。如果我们将这部小说视为主人公的成长故事，则作者的大胆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第一、第二部始终以旁人的角度谈论奥古斯都，最多偶尔有封信是写给他的而已，屋大维在权力之路上前行的每一步抉择究竟如何，我们只见表面的言行、旁人的判断，常难以窥知主人公内心，况且作者片断式的叙事也有意对一些历史疑团留白。读者的求知欲助长悬念，对第三部的期待会越来越大。换言之，奥古斯都本人姗姗来迟的“现声”要求作者拿出极高水准的表现，方不负第一、第二部的苦心铺排。这四十页的人生回顾与哲理思索深沉耐读，值得与《哈德良回忆录》并观。

这封书信开头很平淡，起于家常的闲话。皇帝感谢尼古拉乌斯寄给他椰枣（奥古斯都喜食椰枣属于纪实）：“你这么好，一送就送了多年。”他谈起他应付预备接掌权力的妻子和继子而做的安排，谈起四份归档封存的文件——遗嘱、葬礼的程序、帝国的现况，以及他预备刊布天下的、毫无个性的自传。这位年逾古稀、面前只剩死亡一件大事的老皇帝，终于有了“一个无牵无挂的假期，不会感到尚有事情未办”，轻松地说出“我其实已经放弃了我的权力与我的世界”。自此他卸下政治家的伪装向朋友剖白，方显真实可信。

约翰·济慈在书信中谈诗艺，提出negative capability这一内涵复杂而难以翻译的概念，其要义之一接近佛家的“无我”，也就是一种消释自我、化己身于众人的能力，济慈认为，莎士比亚作品包含各种个性，却不泄露作者个性，其秘诀就在于莎翁具有这样的才能。《哈德良回忆录》写主人公的权力之路那一章“Varius multiplex multiformis”，洪藤月译为“千变万化，多面玄机”。世事多变，世相无常，在约翰·威廉斯笔下，屋大维必须抓住偶然出现的种种机会，以灵活善变的身段来赢取优势。回顾一生，他自嘲地说：“像一副总在演戏的可怜皮囊，他领会到自己演过的角色太多，以至于不再有本人可言。”

分析这封长信，不难发现威廉斯建构皇帝思路的手段是不断地否定与联想，常以否定前一个结论的做法，来让思维得到扩展与延伸，从而消解二元对立、执于一端的偏见，以此抵达更深刻而普遍性的思想，对人类命运的悖论发生惊奇。威廉斯小说中的奥古斯都流露着当时哲学盛行的怀疑主义思想：

少年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认识，就不会有勇气去养成隐忍的习惯。也许是血肉之躯的某种本能预防了这样的认识，才让男孩可以变成男人，用一生来看见自己生存的荒诞。

屋大维回忆自己接到尤利乌斯死讯的那天下午，他在野地上独行、思索，忽然精神大振，明白命运给他的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机遇。他的性格变得内敛而隐秘，与朋友疏远，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他首先得改变自己。如果他要服从命运，他就必须在内心找到或开创一块坚硬而秘密的地方，这里无论对他自己、对别人，甚至对命运要他重塑的世界都漠不关心——重塑的依据并不是他的个人愿望，而是他在重塑过程中将会发现的一种本质”。

屋大维封闭了内心深处，拥抱了他认定命运指给他的权力之路。他生前已被敬拜为神，但他始终知道“我是人，和多数人一样愚蠢荏弱”，他自知如此，所以也知道别人的弱点，这种知晓是他“权力的源泉之一”。他惋惜诸位朋友的早逝，又觉得他们死得正当其时，而自己二十年来的人生是枉费的。他开疆守土，身为世界的辖治者，却认为自己备受辖治。

写小说也写诗的威廉斯，在第二部虚构了贺拉斯对作诗的看法：

我受到某种强烈感情驱使的时候，就决定作诗——但我会等，等到这感情强化为一个决心；然后我会构思一个终点，尽可能简单，让感情可以向着它演进，虽然我经常不知道它会如何演进。然后我写起诗来，用上我能使唤的不拘什么手段。得向别家借的，我尽管借。得凭空虚构的，我尽管虚构。我运用我了解的语言，不逾其规矩。但关键在于：我最后发现的终点，不是我起先构思的终点。因为每一个解决都会引起新的选择，每做一个选择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得为它们找到解决，如此往复不已。诗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诗走到的地方永远感到惊讶。

这里描述的诗之形成，隐喻着政治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道路的不可预知性。恺撒遇刺后群情激昂之时，屋大维和伙伴们将“复仇”构思为终点，向着它行动，然而在曲折的历程中一步步发现了少年心懵懂未知的真实世界，对自己抵达的地方感到惊讶。现在，人生终点将近，奥古斯都蓦然回首，醒悟到治国的成就转瞬即逝，唯有艺术能够长存。他认为“世界是我的诗……一首很快会过时的诗”。他没有信守对维吉尔的承诺，出版了诗人未及完成的《埃涅阿斯纪》（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歌功颂德之作），因为他深信，这部诗篇会在“时间毁掉罗马”之后保有生命。

四

《奥古斯都》之前，威廉斯是个写本土题材的美国小说家，之后，他一度倾力于未竟之作《理性的沉睡》（The Sleep of Reason），那也是美国题材。罗马于他本属偶然。二十世纪年代初，作家同行莫顿·亨特将其著作《爱情的博物志》清样呈给威廉斯阅览，两人闲谈时，亨特不经意提及书里的一段掌故：奥古斯都向来宠爱他的独女尤利娅，无奈尤利娅触犯了通奸惩处法，奥古斯都只好将她流放到孤岛上，至死未再相见。这个父女恩怨的故事，吸引了无意写历史小说的威廉斯开始查考百科全书。随着资料越搜寻越多，他卷入了罗马的世界。父女关系是威廉斯的出发点，也是作品最终感人至深的一点。

作者简约的文笔并没有着力描绘罗马风情，他写得最翔实的场地（locales）并不是国都里朴素的皇帝私宅、奢华的浴场、众声喧哗的元老院，却是尤利娅打发残生的海边和皇帝作最后航行的海上。尤利娅与皇帝在盛年都无权“退隐”（本书关键词之一），各自都逃不出对罗马的责任。（第三度被安排嫁人之际，尤利娅辛辣地对父亲说：“所以我为了罗马的快乐，要再做一次生崽的母猪。”）最后，威廉斯让两人超脱于罗马之外来鸟瞰罗马。在临终的长信中，奥古斯都承认了自己对权力的爱；在荒凉的流放地，尤利娅同样说自己作为阿格里帕之妻，学会了寄情权力的快乐，哲学家说权力虚无，她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像阉人不懂女性一样不懂权力。但是掌权的女性“不能如同男子那样公然以它为荣……她只能集多人于一身，来掩蔽她的攫取和荣耀”。尤利娅列举她一生向世界散布过的诸般形象，遥遥呼应着她父亲那种“一生演过许多角色”的自觉。父亲早已不认女儿，但血脉相传中分明有性格的延续。

《奥古斯都》显示出作者对史料编纂学的兴趣。晚年梅赛纳斯与《罗马史》作者李维通信，梅赛纳斯一边捕捞微茫的记忆，对某些问题却不欲多谈，且有一次责备李维提问时流露的道德化倾向；尤利娅写着无人会读到的手记时，意识到她的历史形象将会是通奸者，背负种种被夸大的罪名，“但是历史将不会知悉真相，就算历史有过能知悉真相的时候”。小说对历史记载的完整、客观、真实，多有反讽的质疑。

据威廉斯写来，尤利娅的情人尤卢斯·安东尼（奥古斯都从前的对手马克·安东尼之子）密谋政变事败，尤利娅涉嫌其中，本应以叛国罪被处死，奥古斯都动用通奸法来处理，已经网开一面替她掩盖了更为重大的罪名，至少保全了女儿的性命。在最后的航行途中，他牵念尤利娅，想到女儿曾被软禁的岛屿就在附近海上，一个他也许能眺望到的地方。而在手记的省思中，尤利娅认为奥古斯都的情妇——那个当年被她轻视过的特伦提娅，也许是唯一在离丧之时安慰过她父亲的人。这些份属隐私的细节当然不见于史籍，威廉斯熔虚构于事实之内，用“可能发生的事”补缀了语焉不详的、为尊者避讳的史料，写出父女之间互有眷念和负疚的感情。正是这女儿，令一生极其内敛隐忍的奥古斯都尽露脆弱，可亲可悯。

苏维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女儿的堕落使他无颜出席元老院会议，他写了一封信把这事书面通知元老院，由一名财务官宣读。”到了威廉斯笔下，奥古斯都却是亲自前往元老院致辞，要求惩处他女儿的。这里作者偏离历史，可能是为了插入一篇屋大维童年保姆的口述，这老妪在参观罗马城时路遇奥古斯都并且和他相认，奥古斯都坚持要保姆用她当年给自己起的小名喊他“大维”（Tavius），使我想起《红楼梦》中元春省亲时怎样对待弟弟宝玉：“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一书以身体之接触、一书以呼名来白描，而同样表达出纯真的感情如何突破礼法。这么一写，给奥古斯都平添了人性温度，因此他出于情势采取的杀戮和放逐才更加教人唏嘘。老保姆口述是小说第二部的首篇，交谈中，屋大维无端发出感慨：“我给了罗马一种自由，只有我享受不到它。”感到困惑的读者，要等到百余页之后才会从奥古斯都本人笔下得知，那天他是要走进元老院去公布女儿的淫行，要求会众判处尤利娅流放。口述一节的预叙构成尤利娅命运的伏线，见出小说笔法之细。

五

“鉴古而知今”，这话有点一厢情愿的成分。历史进程中相同的主题是会反复演出，周而复始的，但由于人类文明从相对简单越来越趋向复杂微妙，借古人的铜镜并不能完全认清我们这个世界。希尔茨（Charles J. Shields）在《洛杉矶书评》访谈中认为威廉斯所写的罗马隐喻着美利坚帝国；用罗马比况美国其实是出于美国人的惯性想象，因为美国传承欧洲文明而开创“世界主义”的新局，略似罗马之传承希腊，连美国国会参议院（Senate）也沿袭了元老院的名称。去年《华盛顿邮报》仍有文章把当今美国与罗马共和国末年相比较。但不该忘了，威廉斯在写作过程中提醒自己“不要身披托加袍的亨利·基辛格”。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常遭误解，甚至被庸俗地解释为“历史好比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仿佛历史理应根据当前的主观需要而被涂抹或歪曲。值得注意，“contemporary”（当代的）一词源于拉丁文，以con（一起、共同）与temporārius（时间的）合成，本来指“共属一个时间的”。由此，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在其经典著作《历史的观念》中写过这样一段（笔者自译）：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共时史（contemporary history）：这话并非落在词语通常的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离当代人最近的往昔的历史，而是落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一个人实际处事行动的时候，对事情具有的自觉意识。历史因此是活生生的心灵的自我觉知。盖即便史学家研究的事件早已发生于遥远的往昔，也唯有它们在史学家的心灵中发生震颤的情况下，它们才作为历史得到理解（historically known）。

然而心灵为何震颤、如何震颤，又多么因人而异！时代、际遇、性情，都给历史往事在每个人心里种下了各个不同的因缘。态度严肃的历史小说作者，对待史料的慎重程度并不亚于专业史学家，而约翰·威廉斯着重奥古斯都和女儿的故事，不正好体现出心灵震颤的私人性？作者青年从军，在亚洲体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在美国校园里经历了冷战时代的种种社会政治危机，他笔下的奥古斯都念及“野蛮人在等待，而我们在温柔乡中日益虚弱”，既是入情入理的写实，同时不难令读者感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知识分子的忧世之叹。威廉斯一生四次婚姻，有多个子女和继子女，出版《奥古斯都》前一年，他和从前的学生南希结缡，两人相伴终老，这小说便是献给南希的。在终章，弥留之际的奥古斯都对李维娅说道：“我们不必原谅我们自己。这是一场婚姻。它比大多数婚姻都好。”我感到（尽管属于臆测）这几句总结有点平反的意思——他前一本书《斯通纳》中的妻子形象贫乏可厌，令读者的同情倒向丈夫一方；而到了年近半百创作《奥古斯都》时，可能因为个人的幸福促使作家的视野趋于全面，他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也更接近男女平等。

年迈的皇帝最后一次海上航行结束前，威廉斯插入一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的史事：从埃及亚历山大港行驶来的一艘船上的“乘客和船员全都身着白衣，头戴花环，焚着香”，向带来和平的奥古斯都致敬。皇帝深感安慰。因此，在致友人书信的结尾，他一改先前越来越绝望的思路，重新肯定了自己的一生：

罗马不是永恒的，这无妨。罗马将会沦陷，这无妨。野蛮人会来征服，这无妨。曾经有过罗马的一瞬，它将来不会完全死灭；野蛮人将会变成他征服的罗马；那语言将会驯服他粗野的土话；他毁掉的景象将会在他血里流淌。盐海不舍昼夜载着我这孤舟浮沉，在和它一样不知止息的时间里，那代价是无有的，小于无有。

曾经出现的事物将来就不会完全死灭——当野蛮进逼时，这不失为一条希望之路。

二〇一八年春节写于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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