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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廷洋大臣都为中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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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廷洋大臣都为中国做了什么?

《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这本书是在查阅大量的中国近代海关文献、包腊等人的家族档案、相关历史人物口述资料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向读者展现了“洋大臣”包腊父子的在华传奇。

所评图书:

书名:《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

作者:(英)查尔斯·德雷格

译者:潘一宁、戴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英国人都大多会感到陌生的名字。

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记住的名字。因为包腊不仅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任职的英国人的杰出代表,恪尽职守,先后在津海关、江海关、粤海关、浙海关任职,1872年被提任为粤海关税务司。而且,大大有别于当时的许多英国籍、法国籍、俄国籍的传教士、官员、海关洋员,包腊热爱中国文化,能够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中发掘出中国人的美德,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更是赞不绝口,所以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成为了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推介者,翻译了《红楼梦》前八回,撰写了《广东史》,还曾就中国南宋末年的忠臣文天祥进行过长期持续的学术研究。

1866年,包腊陪同清政府第一批出使欧洲的使团,寻访欧洲各地。1873年,他更是为了筹备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竭尽全力,还专门编写了适销于英国市场、欧洲市场的中国产品的报告,供中国工商界人士参考。维也纳世博会上,中国展大放异彩。主要承办人包腊也因此获得奥匈帝国皇帝授予的荣誉勋章,但他也正是因为筹办这项活动而过度疲累,竟于次年就猝然离世,年仅33岁。

包腊去世后,他的儿子包罗(Cecil Bowra)在成年后,也加入了中国海关。这对父子经历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再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直至辛亥革命及之后的北洋时代,在整整60年的时间内服务于中国的“洋海关”。

“洋海关”是清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因丧失海关治理权和征税管理权而出现的“怪胎”,意味着清政府在许可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后,不得不聘请英国人为主的多国职员来管理通商口岸,才能赢得信任。正因为如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洋海关”以及服务于此的“洋大臣”,被说成是维系半殖民地秩序、助长帝国主义控制和奴役清代中国的工具。但必须意识到的是,无论是长期担纲“洋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还是像包腊、包罗这样的杰出洋员,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务于清王朝和中国的利益,帮助清政府对通商口岸洋人和税务实施管理,推动进出口贸易管理中将鸦片列为禁运品。另外,“洋海关”的“洋大臣”经常被安排代表清政府与他国商讨外交事宜,一般情况下也比较好的维护了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德雷格所著的《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一书。查尔斯·德雷格长期专注于研究英国人在中国冒险经历和事迹,曾出版《双枪马坤传记》、《独臂萨顿传记》、《太古》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这本书是在查阅大量的中国近代海关文献、包腊等人的家族档案、相关历史人物口述资料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向读者展现了“洋大臣”包腊父子的在华传奇。

包腊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在考取英国的公务员职位,被伦敦海关录取后,却来了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他加入了意大利复国英雄加里波第的红杉军。这番看似冲动的艰难历程,对于之后包腊能够较好的适应遥远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将起到重要作用。

受近代中国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的邀请,包腊来到中国,从天津到上海,逐步适应着中国社会。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许多民众散漫、颓废,这让包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865年,包腊应邀加入了为清政府编练新军的行列。而在转入粤海关任职后,包腊开始建立缉私系统。

《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书中浓墨重彩的介绍了1866年包腊陪同清政府使团出使欧洲的经过。这次出使带给清政府的收获,是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两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受损形象;而包腊个人的收获,不仅是陪同出使使其在清政府体系中积累了极佳的个人声誉,而且借此出使(回归欧洲)的机会,他得以与自家世交的一位女子媞莎·伍德沃德“闪婚”。这次“闪婚”将在几年后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1874年包腊去世,他的遗孀媞莎独自将孩子养育成人。

书中还谈到了包腊的汉学学术研究。包腊曾连续工作18个月,写出了《广东史》,其中饱含深情的歌颂了南宋忠臣文天祥的事迹,并指出,尽管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经常受到欧洲人的嘲笑,但“国破家旺而忠贞不渝的事迹(在中国的史书中)比比皆是,无一国家能出其右”。

1886年,年仅16岁的包罗给赫德写信,申请加入中国海关。在经过考核后,包罗踏上了父亲23年前走过的远东之行的路途。在抵达中国后,包罗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而在学成毕业后,包罗正式上岗。19世纪晚期剧烈的时局动荡,使得包罗得以加速成长。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使得包罗当时在任的牛庄关,面临极其凶险的局势,风雨飘扬,而日本和俄国觊觎中国东北,使得局势更加混乱。日俄战争后,日本事实上变成了中国东北的幕后操控者,俄国以及其他外国的势力都不得不靠边站,所以,包罗也被调到了厦门,几年后再度返回东北,在奉天(沈阳)任职。

在辛亥革命及之后的北洋时代,包罗逐渐成长为“洋海关”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不得不小心应对20世纪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之中陷入四分五裂的中国的政治秩序,频繁与各路军阀交涉。《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书中不无赞许的指出,“包罗的衙门总是门庭若市,来索取财政资金的各式人等络绎不绝……包罗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接待每一个访客,立场却坚定不移”,他努力捍卫中国海关所征收的关税收入,拒绝随意将之投向发动内战的军阀,为乱局时代的中国社会保持最最基本的秩序提供财力保障。书中还谈到,包罗与他的父亲包腊一样,对于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痛心疾首,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面临的危机与困顿而深感痛苦。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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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这本书是在查阅大量的中国近代海关文献、包腊等人的家族档案、相关历史人物口述资料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向读者展现了“洋大臣”包腊父子的在华传奇。

所评图书:

书名:《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

作者:(英)查尔斯·德雷格

译者:潘一宁、戴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是一个今天的中国人、英国人都大多会感到陌生的名字。

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记住的名字。因为包腊不仅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到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任职的英国人的杰出代表,恪尽职守,先后在津海关、江海关、粤海关、浙海关任职,1872年被提任为粤海关税务司。而且,大大有别于当时的许多英国籍、法国籍、俄国籍的传教士、官员、海关洋员,包腊热爱中国文化,能够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中发掘出中国人的美德,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更是赞不绝口,所以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成为了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推介者,翻译了《红楼梦》前八回,撰写了《广东史》,还曾就中国南宋末年的忠臣文天祥进行过长期持续的学术研究。

1866年,包腊陪同清政府第一批出使欧洲的使团,寻访欧洲各地。1873年,他更是为了筹备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竭尽全力,还专门编写了适销于英国市场、欧洲市场的中国产品的报告,供中国工商界人士参考。维也纳世博会上,中国展大放异彩。主要承办人包腊也因此获得奥匈帝国皇帝授予的荣誉勋章,但他也正是因为筹办这项活动而过度疲累,竟于次年就猝然离世,年仅33岁。

包腊去世后,他的儿子包罗(Cecil Bowra)在成年后,也加入了中国海关。这对父子经历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再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直至辛亥革命及之后的北洋时代,在整整60年的时间内服务于中国的“洋海关”。

“洋海关”是清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因丧失海关治理权和征税管理权而出现的“怪胎”,意味着清政府在许可与外国进行通商贸易后,不得不聘请英国人为主的多国职员来管理通商口岸,才能赢得信任。正因为如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洋海关”以及服务于此的“洋大臣”,被说成是维系半殖民地秩序、助长帝国主义控制和奴役清代中国的工具。但必须意识到的是,无论是长期担纲“洋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还是像包腊、包罗这样的杰出洋员,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务于清王朝和中国的利益,帮助清政府对通商口岸洋人和税务实施管理,推动进出口贸易管理中将鸦片列为禁运品。另外,“洋海关”的“洋大臣”经常被安排代表清政府与他国商讨外交事宜,一般情况下也比较好的维护了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德雷格所著的《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一书。查尔斯·德雷格长期专注于研究英国人在中国冒险经历和事迹,曾出版《双枪马坤传记》、《独臂萨顿传记》、《太古》等广受欢迎的作品。《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这本书是在查阅大量的中国近代海关文献、包腊等人的家族档案、相关历史人物口述资料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向读者展现了“洋大臣”包腊父子的在华传奇。

包腊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在考取英国的公务员职位,被伦敦海关录取后,却来了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他加入了意大利复国英雄加里波第的红杉军。这番看似冲动的艰难历程,对于之后包腊能够较好的适应遥远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将起到重要作用。

受近代中国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的邀请,包腊来到中国,从天津到上海,逐步适应着中国社会。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许多民众散漫、颓废,这让包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865年,包腊应邀加入了为清政府编练新军的行列。而在转入粤海关任职后,包腊开始建立缉私系统。

《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书中浓墨重彩的介绍了1866年包腊陪同清政府使团出使欧洲的经过。这次出使带给清政府的收获,是一定程度上修复了两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受损形象;而包腊个人的收获,不仅是陪同出使使其在清政府体系中积累了极佳的个人声誉,而且借此出使(回归欧洲)的机会,他得以与自家世交的一位女子媞莎·伍德沃德“闪婚”。这次“闪婚”将在几年后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1874年包腊去世,他的遗孀媞莎独自将孩子养育成人。

书中还谈到了包腊的汉学学术研究。包腊曾连续工作18个月,写出了《广东史》,其中饱含深情的歌颂了南宋忠臣文天祥的事迹,并指出,尽管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经常受到欧洲人的嘲笑,但“国破家旺而忠贞不渝的事迹(在中国的史书中)比比皆是,无一国家能出其右”。

1886年,年仅16岁的包罗给赫德写信,申请加入中国海关。在经过考核后,包罗踏上了父亲23年前走过的远东之行的路途。在抵达中国后,包罗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而在学成毕业后,包罗正式上岗。19世纪晚期剧烈的时局动荡,使得包罗得以加速成长。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使得包罗当时在任的牛庄关,面临极其凶险的局势,风雨飘扬,而日本和俄国觊觎中国东北,使得局势更加混乱。日俄战争后,日本事实上变成了中国东北的幕后操控者,俄国以及其他外国的势力都不得不靠边站,所以,包罗也被调到了厦门,几年后再度返回东北,在奉天(沈阳)任职。

在辛亥革命及之后的北洋时代,包罗逐渐成长为“洋海关”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不得不小心应对20世纪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之中陷入四分五裂的中国的政治秩序,频繁与各路军阀交涉。《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书中不无赞许的指出,“包罗的衙门总是门庭若市,来索取财政资金的各式人等络绎不绝……包罗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接待每一个访客,立场却坚定不移”,他努力捍卫中国海关所征收的关税收入,拒绝随意将之投向发动内战的军阀,为乱局时代的中国社会保持最最基本的秩序提供财力保障。书中还谈到,包罗与他的父亲包腊一样,对于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痛心疾首,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面临的危机与困顿而深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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