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马原带着只有一位摄像师的摄制组，走访了一百多位作家，回顾他们的八十年代，采访对象包括孙甘露、王安忆、格非、余华、史铁生、韩少功等人。这一行留下了时长共计120小时的影像资料，文字出版成书名叫《中国作家梦》。然而，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购买视频版权，图书印数也很低，影响很小。此书在新世纪再版时，更名为《重返黄金时代》，明确地将八十年代的文学定义成了“黄金时代”。

这本书虽然仍旧没有什么影响，但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的说法还是引起了文坛亲历者的共鸣。冯骥才去年在《收获》上发表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激流中》，他写道，“他（马原）竟然用‘黄金时代’来评价那个时代。在文学史上只有俄罗斯把他们的十九世纪称为‘黄金时代’。”冯骥才说，“我承认，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结。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八十年代果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吗？

《重读八十年代》一书日前出版，作者朱伟从文学编辑的视角出发，回忆和还原了他当年骑着自行车一家家上门约稿的情形，并重现了当年的作家们彼此交往与写作发表的经过：当年的莫言，刚刚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正在创作“红高粱”系列；那时的余华，从第一篇作品《星星》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

在这些单个的成名成家的叙述之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重读八十年代》对彼时文学圈子与笔会的记述。圈子通常有固定的成员，在李陀家中，就是陈建构、郑万隆、冯骥才等人，他们经常见面，吃饭聊天，亲密无间，也能从聊天中迸发出灵感。而笔会是更大范围的、由文学期刊或出版社发动纠集起来的“官方”相聚，为了出作品评奖项，青年作家们朝夕相伴、同吃同住，讨论起文学来，或者同声应气，或者面红耳赤。 

圈子 

在《激流中》一文中，冯骥才忆起了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经常去的地方，那是北京朝外东大桥一栋楼的十二层——李陀的家。比冯骥才更早去的是陈建功与郑万隆，李陀与这二人在“文革”工人作家中就是朋友。八十年代，陈建功凭借“京味小说”出名，郑万隆则以“寻根小说”闻名，后来因担任电视剧《渴望》的编剧而为更多人所熟知。这四人观点相近、关系要好，形成了一个“小四人帮”。冯骥才说，与李陀要好的原因有二，一是他有“前卫精神和敏锐的艺术眼光”，二是他对文学有责任感，也是正因为这两点，李陀才会成为现代文学的“推动者”和“布道者”。

对于李陀的文坛位置，朱伟是这么评价的：李陀，人称“陀爷”，是牵连文坛四面八方的人物，不光作家找他，外地来京约稿的编辑和评论家也找他，而他的家，也就成了一个“文学交流所”。八十年代中后期，李陀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先后推出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苏童的《桑园留念》。

李陀的家是凌乱的，被子常常不叠，书堆得乱七八糟，却经常聚集着来自各处的青年人物。有一次，冯骥才在李陀家见到了一个“清瘦男子”，“脖子很细，戴一副圆眼镜，”这人正是已经凭借《棋王》轰动文坛的阿城。当时他正在跟众人讲述云南马帮的“溜索”，故事讲到马被绑在山谷之间的绳索上吓得屁滚尿流的场景，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阿城讲的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小说《溜索》。在李陀的家里，圈子聊天可以变成小说，无名之人可以一鸣惊人，冯骥才将之称为“民间作协”。

作为“民间作协”，李陀家孕育着文学从圈子聊天向公共领域发展的生机，这不仅仅是冯骥才的观察，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一书里也为“民间作协”的存在作了证。朱伟写道，“在我的感觉中，1985年的文学革命是从‘圈子’里开始的。”就像《溜索》源自于聚会聊天一样，朱伟提到，阿城的名篇《棋王》也是在李陀家和陈建功、郑万隆吃涮羊肉时吃出来的。

在《1985》一文中，李陀本人是这么回忆那次颇具文学史意义的涮羊肉的：“屋子小，桌子也小，大家只能紧紧地围桌而坐，手和脚乱打架，很是不便，但是桌子正中那个闪闪发亮、冒着热气、把羊肉香和燃烧中的木炭香混在一起去勾人的大黄铜火锅，使人兴高采烈……”当时的阿城虽是“星星画派”的成员，但已凭讲故事出名。他当年在云南插队，就靠着给老插队的讲故事混些吃的，所讲的故事段子里竟然还有经典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当天的涮羊肉吃了一个小时，阿城才开始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慢悠悠地讲起一个“下棋的故事”。故事讲得精彩，李陀等人便催促阿城把故事写成小说，后来，这篇小说经陈建功、郑万隆推荐发表在了《上海文学》上，这便是被视为“寻根文学”发轫之作的《棋王》。

八十年代文人之间的“圈子”怎么来的？李陀在《1985》中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小圈子”文学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当时，人们对“集体主义”存疑，却仍将写作视作“集体事业”，所以组成了无数的“小圈子”、小团体、小中心。李陀写道，不光北京有“圈子”，成都也有，诗人张枣就向他讲述过，一个人写好一首诗，坐火车赶到朋友家中，激烈讨论彻夜未眠的桥段。

1985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文坛同时迸发出了“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小说”两束光芒，诞生了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同样认可1985年的转折点意义，可是，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一转折，亲历者们怀有不同看法。

冯骥才说，“1985年，真正的中国文学的头长出了一对漂亮的耳朵，一个是实验小说，一个是文化小说。”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实验小说和文化小说共同推动了转折。朱伟认为，韩少功那一年发表的《爸爸爸》《蓝盖子》和《归去来》构成了1985年的文学转折。而曾在“圈子”中心的李陀，则将文学转折与小圈子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因为小圈子持续不断地发酵，文学革命才发生了。他写道：“我敢说在在1980-1984年那段时间里，这种文学圈子遍布中国大陆，无所不在。它们像无数狂热的风柱到处游走、互相激荡，卷起一场空间的文学风暴”。

友谊

李陀认为1985年文学转折源于小圈子，毫无疑问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当时，除了常来常往的郑万隆和陈建功，李陀家中还聚集着许多人物，其中一位就是作家马原。在查建英与李陀的访谈中，李陀说起过与马原的初遇：那是1984年的秋天，北京已经很凉了，他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高个子的小伙，上身只穿一个背心，下身是一个短裤，“看得我浑身凉飕飕的，”这个人就是马原，约好跟他来谈他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1985年发表于《上海文学》）。刚坐下来，马原就以不容驳斥的口吻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霍桑。”李陀不同意，马原仍是以不容驳斥的口吻批评李陀，“你根本不懂小说！”

作家之间不光有毫不留情的争论，还有亲密无间的“协助”。李陀回忆说，有一次，张承志十二点敲开李家的门，就为了找一本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来帮助他的《金牧场》写作。李陀穿上衣服帮张承志找到了书，还坐在一起聊了聊《马丁·伊登》的写作调子。在李陀看来，“那时候，人们没有什么privacy（私人空间）的概念，这恰恰是‘公共空间’形成的条件。”

李陀所举的例子十分适合拿来印证八十年代作家之间的亲切情谊，而这份友谊，他觉得，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渐渐淡掉了。“现在我们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像80年代那样：第一，可以直言不讳；第二，可是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跟人家吵得面红耳赤；第三，相信朋友不会为这个介意；第四，觉得这争论有意义。”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发现，“你说谁的作品写得不好，有毛病，那个脸色已经不一样了，你就知道这些话不是很方便说了。”

朱伟也十分怀念八十年代没什么“privacy”可言的情谊，他写道，那时候人和人之间彼此很近，骑着自行车，不用打招呼，说到就到。在李陀家这个“中心”以外，朱伟还标识出了八十年代北京文学地图的其他“散点”。这些“散点”不光是地理上的坐标，还是情感上的联结点。他这样写道：“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在东大桥，李陀坐两站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

其实，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小圈子”和亲密友谊并不专属于八十年代。早在1948年，穆旦在上海霞飞坊巴金家里也有类似的体验，那时的巴金和萧珊家也是“很不讲究”，“又黑又烟熏”，但因为常有同学朋友往来，包括一帮西南联大的“小字辈”如汪曾祺、黄裳、王道乾等人，便常常热闹非凡。穆旦还记得自己在巷口买油炸臭豆腐，带回去大家一起吃。在二十几年后，穆旦也怀念起了那时的情谊来，“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同样在场的黄裳在后来悼念巴金时，也讲到了这一段“沙龙”年代，并引用靳以的话，将这一群环绕着女主人萧珊的人形容为“卫星”。可以说，穆旦和黄裳怀念他们的“卫星”时代，与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之后李陀、朱伟怀念起八十年代的友谊，本质上是相通的。

笔会

在“小圈子”密会之外，八十年代，笔会与创作班也是培养作家的一种方式。朱伟在书中提到，那时各地的作协和刊物都曾通过办笔会来培养作家。1982年，朱伟所在的《中国青年》为“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在桂林办班，邀请了上海的陈村，还有江苏的赵本夫、徐乃建，有些人却没有到——韩少功到了创作班结束才抽出身来相聚，陈建功也因为工作分不开身。

朱伟认为，笔会的好处在于可以让作家们日夜厮混、谈天说地，听起来更像一个“人为催熟”的“圈子”。此外，笔会还赋予了作家在当地体验风物的机会，朱伟回忆道，借着当年的“五四青年文学奖”征文笔会，这一群年轻作家也有了许多相处的机会——他们沿着榕杉湖散步，去南溪山、象鼻山看石刻，坐在靖王府的古城下、大榕树下聊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一年，“五四青年文学奖”的“笔会”环境还没有那么优雅，只是简单设于《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宿舍楼里，朱伟把李陀和陈建功拉过来关门写稿，为的是给他们一个安静的环境。中午，他们三个一起“用调羹敲着饭盒到食堂买饭”。

桂林笔会的众人如同一幅青年作家群像，朱伟写道，有的作家已经在关注存在主义，随身携带者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有的作家热爱深夜交流写作，陈村是最不纠结、最不费劲的一个，他还申请要体验生活，“去手术室看医生做手术。”那时朱伟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出建议，逼出最好的稿子。

笔会是要出作品的。二十多天过去了，陈村一开始交的小说被朱伟毙掉，后来又在“逼迫”下交出了《花狗子嘎利》。陈村后来对朱伟诉苦说，“因受你压迫，方知写稿笔会的风险。后来再不答应参加要立马交稿的笔会，不上当了。”陈村交上来的是一篇知青小说，却被认为“基调太灰暗了”；朱伟只得说服陈村修改标题、增加议论，把“灰暗的调子”扭转回来，才最终获了奖。 可见，在笔会之中，不仅作者与作者之间可以彼此熟识，作者与编辑这种建立在监工与被监工基础上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此外，会议也是联谊方式的一种。在李陀的回忆中，一次官方会议，不光有官方会场，还有回到房间以后的“会中会”和“会下会”，而这些借着官方会议机会开展的“会下会”，对他们来说才是会议重头。他写道，人们会凭借着平时的友谊在此找到自己的“圈子”——比如他会要求和陈建功、郑万隆住一个房间，他们之间的讨论和会场上的内容完全不同。作家徐小斌也曾写到过《十月》杂志组织的一次“会下会”。会议结束时，一个身着军装的男孩主动过来找她，这男孩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带点儿北京男孩特有的坏劲儿”、“（说话）连珠炮似的”，还有点儿“人来疯”，这个人就是王朔。他们从会议结束一直聊到宿舍间，从王朔的《空中小姐》聊到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最后彼此留了地址和电话。

“在那些会上发表意见自然受限制，不过谁也不在意，因为散会之后回到房间，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开始，常常彻夜不眠，”李陀一边强调着“会下会”与官方会议的区别，一边延伸了那些年那些小会的意义，“要是没有这个空间，不要说 ‘新启蒙 ’，就是主要由官方推动的 ‘思想解放 ’，大约都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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