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妮可·基德曼在离婚文件上签了字，离开了汤姆·克鲁斯，给这场传得沸沸扬扬的离婚画上了句号。她踏出洛杉矶的律师事务所，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振臂欢呼——狗仔拍到了这组让人哭笑不得的照片，妮可·基德曼穿着柠檬绿休闲裤，半透明的罩衫上缀着粉色的花，满面骄傲，像是得胜凯旋。照片背后的故事是否真实，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这些照片确实时不时会在社交网络上和人们打个照面。克鲁斯和基德曼的婚姻走向破裂，其实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归根结底，明星和我们一样，而且离婚率还会更高些。不过，名人的婚姻比老百姓死得更快，并非全赖盛名的裹挟。美国的“无过错离婚”最早就是在加州诞生的，和整个明星产业一样（相比之下，在前苏联，1918年前无过错离婚一直都存在）。

妮可·基德曼重获自由欢欣鼓舞，在此整整三十年前，离异的好莱坞影星罗纳德·里根还是加州州长，他签字通过了一项法案，立法简化了离婚的条件：夫妻二人可以因为“无法治愈的精神问题”（incurable insanity）和“不可调和的分歧”（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而离婚。凯丽·玛利亚·科尔杜茨基（Kelli María Korducki）在新书《棘手：从分手看惊人的女权主义史》（Hard to Do: The Surprising Feminist History of Breaking Up）中写道，夫妇之间“无法协调的分歧”成为准许离婚的法定理由，“去除了申请离婚必须证明配偶存在过错的硬性要求”。在这一规定废除之前，美国的离婚过程一直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法律扯皮，判决结果建立在提供可以证明对方过失的证据的基础上，就看法庭上要怎么陈述受害者和施害行为了”。“这个负担很可能更多落在女性的肩上，她们总是要为了证明自己所受的苦而疲惫不堪，但她们又确实创痛剧深，无法轻易消解。”1836年，一位妇女向新罕布什尔州某法院申请离婚，尽管她的丈夫把她锁在地下室里用马鞭抽打她，但法院还是驳回了她的离婚申诉，理由竟是她拥有“高傲，大胆，阳刚的精神气质”，才导致丈夫下手打她。

《棘手》一书梳理了英国和北美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枚举了推动女性发起离婚的法律和经济因素，无过错离婚只是书中提到的其中一个转折点。在更多时候，许多社会因素对女性离婚来说都是阻碍力量。科尔杜茨基的探讨是围绕着她的亲身经历展开的，她决定要离开一位“友善、亲切、聪明且优秀的男人”，他们在此前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相爱着并共同生活。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和朋友倾诉过，问过家人的意见，也与医生聊过，甚至还曾向互联网咨询专栏《Dear Suger》求助，当时匿名的谢丽尔·史翠德（Cheryl Strayed）已经给三个处境相似、同样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女性提出了个人建议。然而即便如此，这次分手“在往后的好几个月里，几乎摧毁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尔杜茨基想知道，为什么离开一个人时会有“像是中了乐透，又像是点燃运动会火炬一样的感觉”？

科尔杜茨基对这一点的看法一针见血：无论女性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当她们在一段关系中打算主动出击的时候，局势总是对她们不利的。抛开妮可·基德曼的梗不看，社会上对分手或离婚态度这么积极的情况还是少见。纵观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独立、自我拯救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女性有遵从个人意愿、退出一段关系的权利”这类题材的书少之又少——尽管报告表明，女性离婚后幸福感往往会提升，而男性与之相反。当谈到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自治自立问题时，我们的文化想象力仍然是受限的。《棘手》揭穿了在亲密关系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把分手看作是一种失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亲密关系的演变折射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和经济历史。当时婚姻制度的目的主要还是实用主义的，是用以积攒家庭财富、保有财产、延续血脉和维持社会地位的一种法律结合。事实上，人们一度认为，爱和情欲是婚姻的魔咒。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老加图的一生》（Life of Cato the Elder）中写的那样，公元前二世纪，罗马政治家马尼留斯（Manilius）就因为当着女儿的面亲吻了妻子，而被踢出了罗马元老院。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人们开辟了新的发展之路，纷纷涌向城市，意图发家致富，这样一来，原有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就被破坏了。与此同时，启蒙运动也鼓励人们追求个人权利和幸福，因爱结合的婚姻便诞生了。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限定在家族范围内的求爱提亲依然是年轻男女最主要的社交方式。莫伊拉·韦格尔（Moira Weigel）在《爱的劳作：约会的诞生》（Labor of Love: The Invention of Dating）一书中介绍说，1890年股市崩盘导致一些农妇女性背井离乡，进城成为了制衣厂女工、洗衣工、售货员或是办公室秘书，这也加速了更大范围的人口城市化转移。到1990年，已经有过半的美国女性在外工作了。在一定程度上，《棘手》中所述情况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必然结果。

人口城市化也让工人阶级男男女女接触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了。无论是工作场合、通勤路上，还是电影院、冷饮柜台和游乐场这些专为榨取年轻人口袋里零钱的新兴娱乐场所，都为男女交往搭建了平台。因为和今天相比，当时的女性购买能力普遍低于男性，因此许多女性会以男人“请客”为条件接受约会，也正是这个原因让她们有了“慈善女孩”的绰号（虽然她们也束手无策）。科尔杜茨基写道，“传统的求偶方式具有仪式感，是建立在家庭细节讲究上的一种交换，而约会的基础则是社会对商品和服务的公共消费。简而言之，约会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在今天的美国依然能得到验证——每年光是在线交友行业就能创造200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说恋爱结婚和家族之外的男女交友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那么离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了。直到十九世纪第一波离婚自由化的法令颁布，离婚现象依然十分罕见。从通俗意义上讲，离婚这个概念形成还不到一百年，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催生了一种竞争型的约会方式，这时的约会已经没有为婚姻铺路的义务了。二十世纪早期，饮料、汉堡和歌舞表演的账单压力让约会对象们渐行渐远，相比起来，在大萧条后的之后几年里，约会本身成了一种通货。“要保持自己的股值，方法之一就是广撒网，多约会，”韦格尔在书中写道，“即便这么做可能导致任意一次约会向稳定关系的转化率降低。”

直到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分手才真正进入我们的视野。突然之间，大多数年轻男女都能够支付得起出去玩一晚的钱，原本因为约会潮而备受欢迎的电报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按照韦格尔的话说，这就创造了一种“恋爱上的充分就业”。年轻人不再尽可能寻找更多的潜在伴侣（或者说潜在的“被请客机会”），用这些名字填满自己的约会和舞蹈日程簿，而是开始两两配对。“稳定关系创造了分手，”韦格尔认为，“分手之痛的前提条件是，你先得稳定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手这件事浇灌了一堆捞钱的APP，催生了许多电视真人秀，让许多好莱坞电影风靡一时，甚至滋养了整个音乐圈，然而我们的分手历史只有区区60年，说起来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科尔杜茨基还指出，在台面上，婚姻和约会的历史还是局限于白人异性恋的历史。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南部的黑奴不论男女都被看作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完全被剥夺了合法结婚的权利。尽管男女奴隶之间非正式的结合并不罕见，但这种伴侣关系四成都会因国内奴隶贸易而被强行割裂。在二十世纪之交，代理委员会往往会派出便衣警察来监视年轻男女之间的约会（由于怀疑他们涉嫌嫖娼），但和对同性恋者的监视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这同一批警员常常会嵌入同性恋约会的秘密空间，并且暴力相向。正如科尔杜茨基说的那样，“虽然我们都是一个共同历史的继承者，但总有些人手中攥着的那截绳子更长、磨损得更厉害。”

尽管如此，在某些对伴侣的选择始终不被法律认同的群体看来，科尔杜茨基书中的这个话题可能寡淡无味、毫无意义。可以看出，《棘手》的主要受众依然是和科尔杜茨基相似的那一类人，包括我在内：未婚的异性恋千禧一代女性，居住在城市里，手上有点儿小钱可以自己支配，也有那么一点宝贵时间。她在书中提出，在今天，女性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所以在她们选择伴侣的时候，赌注也就提高了。“责任与女性自主权相伴而行，我们既要选择一个对的人，又要注意权衡，免得丧失太多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如果说现在我们有更多路子、能投入更多时间去寻觅另一半，那么也就有更多的可能会出岔子。而且想想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吧：“我真想嫁给我最好的朋友啊！”我们的伴侣往往要承担社会责任，还得照顾情感需求，所以在这个日益破碎的社会，万一走错一步，可能得承受比以往更大的代价。

当然了，这种自由很大程度上来讲是虚幻的：虽然公开承认金钱和爱情挂钩会被人贴上低级庸俗的标签，但经济对我们爱情生活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比如说League这样的约会软件，就专为迎合“精英”客户而设计；另一类稍微大众化一些的软件则通过对电影、美食、旅行或音乐的共同品味来进行配对，然而这些特质也都把用户按照各自所在的阶级分了类。另一方面，尽管女性现在可以在没有男伴的情况下到酒吧喝一杯，也能申请离婚，经济的不稳定依然把她们框在了低质量的亲密关系中——当失业率上升的时候，离婚率便会成比例下跌。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女性的工资往往少于男性，所以有时候女人想要分手，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

对科尔杜茨基来说，起码她或多或少弄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在分手后的几年中，她已经摆脱了永远围着唯一一个伴侣转的生活。在这本书的结语中，她说，她现在已经搭建起了各种不同的关系，有些亲密些，和邻居、其他市民也有交流。她向未来的另一种可能性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把我们放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压力更加均匀地分发到社交网络的各个支线上。换句话说，要是这样的未来实现了，那么这本书的标题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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