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脸书（Facebook）陷入的争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比用社交媒体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不用社交媒体。

尽管最近被爆侵犯隐私、不停撒谎侮辱用户、被政客和媒体攻击，脸书仍然吸引着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自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曝光及用户自发的#删除脸书#行动后，这家公司最近的财报显示，在2018年第一季度，脸书仍然吸引了上百万新用户，广告销售也仍然在飙升。脸书是我们最好的敌人，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在《反社交媒体》（Antisocial Media）一书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锡瓦·瓦德亚纳森（Siva Vaidhyanathan）详细缜密地描述了脸书的罪行。对于最近关注这家公司新闻的人来说，书中大部分批评都不会陌生，但瓦德亚纳森将社交媒体的现象放在法律、历史和政治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让这本书与其他作品区别开来。

例如，他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数据隐私的讨论如此匮乏。因为在美国人的观念中，隐私与第四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息息相关，所以人们会认为隐私是一个定义较为狭窄的法律术语：我们私下的作为是不会被窥探的，而我们在公众场合的行为才会受到调查。但现在随着大公司云服务的发展，我们藏在衣柜和文件柜里的个人信息已经不再保险，旧的法律定义也不再有效。任何事情都有被调查的可能。

除了法律上的影响，我们似乎也遗忘了生活被监控带来的道德后果。我们忘记了被监控、剖析、分类的行为是违反了人类尊严的。正是我们对隐私道德方面的忽视，让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得以有机可乘。这些公司在涉及隐私的问题上，通过晦涩的合同语言和无穷无尽的用户守则，让其变成用户自己做出的选择。我们开始把隐私当作一种工具，用来换取APP和娱乐。

瓦德亚纳森的批评虽尖锐但不失公平。他还揭露了社交媒体对公共意见的极端影响。公众一般认为，外包公司对投票者的在线操纵给英国脱欧或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但瓦德亚纳森却几乎没有发现证据支撑这种说法。

瓦德亚纳森认为，即便如此，脸书及其他同类公司仍然降低了政治的门槛。社交媒体上最引人注意的信息通常目标非常明确且情绪化，而不是理性的讨论。候选人也不再需要对“政府或社会有整体的看法”。在这个忽略理性的微消息时代，党派的重要性超过了政治家才能，迎合大众的重要性超过了决策制定。瓦德亚纳森评价脸书是“讨论政治最糟糕的平台”，但它确实聚集了大量用户。

问题在于，脸书安排其工作人员加入政治宣传活动，确保候选人尽可能利用用户数据和广告。瓦德亚纳森称，正是脸书这种“嵌入”型的顾问服务在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样的做法让宣传活动充满煽情的、会产生视觉冲击的信息，激发人们的热情，并在社交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让脸书获得了更多的广告收益，而特朗普则吸引了更多票数、志愿者和捐款。瓦德亚纳森指出，这种利益的共通让特朗普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反社交媒体》并不是一本给人以希望的书。尽管脸书总裁马克·扎克伯格多次为这家社交媒体的缺陷道歉，并承诺会做出改善，但瓦德亚纳森并不认为脸书会从内部进行大改革。“脸书的问题是脸书本身。”他在书中写道。问题并不只是在于该公司把用户卖给广告商并从中获益，而是在它们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后，就很难再从这种恶棍行为中脱身。瓦德亚纳森得出的结论是，“脸书已经是一种大而不倒的状态了。”这家公司会永远一边收拾烂摊子，一边企求我们的原谅。

如果说《反社交媒体》的基调太学术的话，那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的《马上注销社交媒体账号的十个理由》（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Right Now）则更易读。拉尼尔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也是硅谷著名的叛徒之一。他试图让我们接受，脸书、推特等类似社交媒体公司内部非常腐败，又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马上抛弃这些平台。“彻底退出所有社交媒体是寻求改变的唯一方式。”他写道。

拉尼尔认为社交媒体是一种控制性极强的系统，贬低其俘获到的每一个用户。我们在上面发布的个人信息越多，社交媒体就越能掌控我们的思想和意见。他认为，像脸书这样的公司，它们的主要生意是改变用户的习惯。它们不仅收集用户习惯和偏好的详细数据，同时也在进行无数实验，旨在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和刺激最可能吸引视线、招揽激烈的反应、激发人们大量消费信息。这样的心理实验不仅已是非常成熟的技术，还对想要兜售产品的广告商和想要改变我们看法的政客、法律从业者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公司把这样的算法和技术当作商业机密，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是怎么被控制的。社交媒体对我们的看法和想法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让我们开始失去自由意识，甚至让我们失去了作为个人的独立感。我们无法为自己考虑，文化开始回到部落时代。我们向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屈服，开始把自我认同建立在群体意识之上，嘲笑那些持有异见的人。

拉尼尔提出，社交媒体缺失的是物质世界的“公共空间”，人们本可以在其中求同存异。共享的人性是正常社会的关键，但当人们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消息和图片中时，人性就不再存在了。拉尼尔通过观察得出结论，现在即使我们踏入公共空间，我们也会盯着手机屏幕，并不会关心周围的环境。

虽然篇幅受限，但拉尼尔仍然是一个尖锐的批评家，能够看到他人所忽视的事件，但他的分析却被一个存在缺陷的假设所影响。因为脸书和谷歌依靠个性化广告投放收益，拉尼尔得出社交媒体的问题在于“过于具体”的结论。他坚称如果我们注销社交账号，我们就会给硅谷一个机会去“自我改善”，它们的生意就会对社会更加负责。这个想法听上去不错，但假设我们按一下重启键就能让硅谷自我改革并纠正其错误，这显然有些天真。

社交媒体的问题并不只是根植于互联网公司的商业举措，还取决于公司使用和崇拜的科技。互联网将我们的所有信息转化成二进制数字，让曾经多样化的媒体联合成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数据帝国。研究表明，应用和软件的设计剥夺了我们的耐心和注意力，而我们本应该用这些能量来分辨屏幕上信息的意义和价值。

正如拉尼尔所说，数字媒体推崇感情主义、贬低理性、削弱文化内涵的趋势早在1970年代人们开始在线聊天时就已经产生了，而那时还没有在线广告的概念。人们面对面聊天时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哪怕他们并不同意彼此的观点。那种亲密的联系会缓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并让人们更有礼貌。当同样的对话发生在死板的电脑屏幕上时，便会恶化成互相对骂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行为。科技本身引发了拉尼尔所说的“人类内心的恶魔”。

我们没办法把硅谷的商业利益和它们所使用的工具割裂开来，也不能一味相信企业家和资本家能够纠正复杂的社会恶疾。即使大批公众选择退出社交媒体，互联网公司还是有办法建构新的交流方式，创建有着相同缺点的媒体帝国。它们甚至会想出更好的方法来蛊惑我们。

但这样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很难想象有多少人会按照拉尼尔的方式删除他们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来拒绝这场激进的文化转变。过去几年，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对社交媒体的人也依然继续使用着脸书、推特、Snapchat和YouTube。这显然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交媒体有瘾（也不是不可能），而是线上社交已经无法再和友情、工作、空闲时间和自我分离开来了。如果他们抛弃社交媒体，他们就是在把自己流放到社会之外。

《反社交媒体》中最有意思的是瓦德亚纳森描述自己的上网习惯的段落。尽管他对脸书的缺陷有着全面的认知，但他十几年来仍然是脸书的忠实用户。“和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我的生活基本都在脸书上，”他承认，“脸书就是我生活的操作系统。”至于未来如何，他回答道，“我并不打算退出。”

社交媒体出现问题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社交媒体，也在于我们自己。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