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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研究乱象齐飞 中国学者对企业家有何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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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研究乱象齐飞 中国学者对企业家有何贡献?

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三大乱象,对有意义的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徐淑英指出了管理学研究的一些乱象:第一,学者的薪酬、职称取决于学术发表,他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第二,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到底学院对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响;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研究有意义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少。

三年前,全球28位关心管理学科发展的学者对此问题探讨过解决方法,提出从象牙塔研究转向负责任的研究: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徐淑英表示,“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学生、商业或组织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

以下为演讲实录: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特殊发展的路程,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发展成就。

学者们也努力希望研究中国企业,讲中国企业成功的故事。40年来,我们有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国外A级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家都觉得非常高兴。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对企业成功的因素了解了多少?到底我们现在有没有懂得中国企业的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

今天跟大家用研究的方法,来探讨一下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发展,在学术上来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以后这条路应该怎么样去走。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企业发展的成功,让中国社会更加美好。

我讲三个方面,第一是探讨商学院研究在全球方面的状态,第二是负责任管理研究的理念是什么,怎么开始的,现在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第三是探讨一下中国管理知识发展的愿景。

每个商学院都有它的使命,特别是大学商学院的使命。第一个就是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用严谨的方法去发展企业管理知识,将这些知识传达给学生,传达给企业家,提高他们管理企业的水准,让社会更加进步。商学院研究是教育的基础,我们提供教学的材料,可以探讨实际的管理模式,也可以提出新的模式给企业去实验。

商学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前五十年,商学院的研究主要是案例和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去工厂里具体去做的,那时候商学院并不被其他的大学学科认可,认为商学院是一个培训机构,这时候研究和实践有很强的连带性,我们研究的就是企业,我们去探讨的就是在企业里面做研究,跟企业直接有关系。科学的严谨性比较弱,实践连带性比较强。

第二个阶段从1959年开始,商学院开始引进很多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开始真正做科学性的研究,做实证研究,从实证数据里面提出很多有用的理论。科学严谨性进步,实践连带性稳定。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教科书里面的内容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这30年是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1990年开始,商学院的研究又有转变了,越来越严谨了,退回到象牙塔里面去了,开始做很大的理论研究,慢慢离实践越来越远了。它注重理论创新,注重方法严谨,注重统计,注重新锐,但他们不注重重复的研究。科学严谨性其实是退步了,因为是象牙塔研究,不跟企业打交道,不去采访企业,实践连带性也越来越退步了。

西方商学院大部分谈的是美国、欧洲的趋势。1980年代开始,商学教育在发展国家包括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今天有近三百多所商学院,中国学者努力学习西方的研究,并参与了象牙塔的研究。

今天的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生态有几个特征。第一是学者的薪酬、职称聘用方面都是取决于学术发表,他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到底学院对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响,这也是其次的。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发现有意义的问题。描写性的现象大家都不去做了,因为这个比较难发表,重复性的研究期刊也不需要,研究有意义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少。

有两个核心议题,第一个就是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所有发表最顶尖文章的期刊,1/3至1/2的结果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出书,你要用它的话,不能保证它能产生效果。研究方法存在许多操作问题,他们把最显著的结果写出来,在统计方面也做特殊的处理,这种方式其实对我们的研究诚信有威胁。

第二个核心的问题,是研究结果的实用性的问题,研究题目跟商业各方面实际情况脱离得很远。研究文章的贡献都是在看他们对文献有没有贡献,而非对企业有没有贡献、

这些都是全球的商学院的研究状况。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企业40年的发展,中国商学院的现状是怎么样?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商学院的研究现状吗?我问了几个中国的朋友这些问题,我的中国同事是这样说的,第一,我们学者的目标就是发表A类期刊文章,第二我们做什么研究无所谓,发表最重要。评职称主要是数豆子,金豆子就是A刊。我们要研究西方热门问题,这样西方才会喜欢,而非创造本土企业所需要的知识。

硕士博士生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他们称导师为“老板”,他们没有学到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精神。在评上教授以后,学者对于研究的动力就慢慢开始减少了。当然,不是所有商学院都是这样,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但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这个研究现状为商学院的两个使命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我是其中一位。在三年前我们就有来自全球的28位对此问题很关心的学者,表达了对现在这个状况很不满意的态度。我们集合起来探讨解决的方法,我们观察到商学院的研究其实还停留在20世纪,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已经相当落后了,需要研究21世纪的问题和创造21世纪需要的知识。这28位有24位是学术领袖,其中四位是认证机构的领导。我们提倡一个转变——从象牙塔研究到负责任的研究。

我们写了一个立场宣言,题目就是”对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愿景: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什么叫负责任的研究呢?就是指生产可信且可靠知识,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商业或组织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

21世纪有很多挑战,大家心里肯定想到很多,我列了几个例子: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全球化与新兴经济……

有的问题是20世纪发展留下来的遗产: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还有贫富差距、恐怖主义。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说,在企业管理、经济管理上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去应付,我们要有责任把它从危机变成机会,创造更好的世界。

我说的责任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对科学的责任。研究发现应当可靠且可重复,这些可靠和可重复的知识累积下来,会增强预测的准确,应用方可以放心使用这些知识。第二,我们做研究的不是自娱自乐,我们对社会要有责任感。有用的知识可以帮助商业健康发展,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负责任就是负这两种责任。

负责任研究到底怎么做呢?细节怎么样呢?我们提出七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一个很基础的原则,我们要认可研究科学就是服务社会,这个理念没放在心里的话研究就是有问题了。

原则二就是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现在大部分重视基础研究,但应用研究基本上觉得好像是第二个层次的,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第三个原则就是注重多元化与多学科协作,为什么呢?因为商业和社会的问题是多元性的,复杂性的,不能单纯用一个学科的眼光去做研究。

第四个是扎实的方法非常重要,无论是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都要用扎实的方法,把它做得非常透明,不能造假。

第五个原则,应该鼓励和企业共同做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想去企业做研究、发表文章,但企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帮你。另外,我们要把研究结果推广得更广更深,并尽快用互联网平台把它分享出去。

推广负责任的研究,一个人、一个学院和一个期刊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整个生态系统。内部推动者就是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专家,他们联系学者的时候要想到负责任的研究这方面的原则,大家共同往这方面去走,还包括学术协会的领导者、学者和博士生。外部的推动者有商学院的联盟、认证机构和排名机构——他们可以把负责任的研究的原则,加到他们的认证标准中去,可以把负责任的研究指标包含在他们申请表格的要求内。

幸运的是,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了。

密歇根大学去年年底成立了新职位,副院长的职位就是关注研究跟企业、教学三方的密切关系。第二点,他们的教授现在加了一个角色——实践,他们跟其他大学的18个学科合作来做一些大项目,解决全球和本地的重要问题。比如社会创业,贫困等等。

欧洲的鹿特丹管理学院去年设定了一个新的使命,要成为推动世界积极变革的一股力量,他们将联合国的17个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框架,引导研究和教学。

亚洲也在行动,北大光华去年也成立了一个思想领导力的平台,用五百万元支持了25项对社会大问题的项目。新加坡管理大学也设立了院长影响力经费,鼓励老师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问题领域去做研究,不要单单做西方的研究,本地问题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还有跨界合作。

在政府资助这方面也有行动,特别是英国,大学的资金都是政府分配的,每五年要评审一次,每一年要去再分配一次新的资金,每个学科对社会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帮助占了20%的分数。他们提出,以后可能会增加到3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也要求要在研究计划中明确标明,对社会的影响要超越科学研究。

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在去年夏天的演讲中提出,我们做研究应该有学术自由,但今天我们做研究的很多研究者就没有学术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要求在某些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我们没有自由去说我要花费五年时间去做一个大项目,我会考虑学校会不会支持我去做?假如从研究科学立场来说,学校应该支持,但是学者没有勇气去做,因为制度让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在科学的历史上,大的成就都是年轻科学家在头二十年发现的,在管理领域黄金时代,有二三十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管理理论,这些大部分都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诞生的。这些学者想法的诞生多数出自博士论文。现在我们可以说在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大思想出来,就是我们的制度把年轻人的自由度拿走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其实,很多社会的问题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我们还在研究20世纪的问题,教科书也都是20世纪的知识。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21世纪的,我们应该抓住我们身边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启示,用我们跨学科的视角,把握主动权,行动起来,参与到实践中。

那么,将来当我们回首过往就能满意地发现,我们真的改善了身边人的生活。我们应该真正去了解企业,研究企业到底面临什么困难,然后再抽出他们的逻辑,提出一个核心的理论,再去验证这个理论,重复去验证。不对的就推翻,对的就留下来继续去验证。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学术界与企业应该共同创造可靠且有用的知识,开展广泛合作,研究开发造福于社会进步的商业模式,减少贫富差距,帮助地球持续发展。我深深相信我们共同合作,携手一起走,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企业一定会领先于世界。

(本文为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徐淑英在6月30日举办的“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本文首发于新浪财经,未经作者审阅,界面新闻对原文内容有删减编辑。)

来源:新浪财经

原标题:徐淑英指出管理学三大乱象:应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

最新更新时间:07/03 20:39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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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研究乱象齐飞 中国学者对企业家有何贡献?

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三大乱象,对有意义的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徐淑英指出了管理学研究的一些乱象:第一,学者的薪酬、职称取决于学术发表,他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第二,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到底学院对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响;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研究有意义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少。

三年前,全球28位关心管理学科发展的学者对此问题探讨过解决方法,提出从象牙塔研究转向负责任的研究: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徐淑英表示,“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学生、商业或组织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

以下为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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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特殊发展的路程,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发展成就。

学者们也努力希望研究中国企业,讲中国企业成功的故事。40年来,我们有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国外A级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家都觉得非常高兴。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对企业成功的因素了解了多少?到底我们现在有没有懂得中国企业的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

今天跟大家用研究的方法,来探讨一下中国40年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发展,在学术上来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以后这条路应该怎么样去走。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企业发展的成功,让中国社会更加美好。

我讲三个方面,第一是探讨商学院研究在全球方面的状态,第二是负责任管理研究的理念是什么,怎么开始的,现在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第三是探讨一下中国管理知识发展的愿景。

每个商学院都有它的使命,特别是大学商学院的使命。第一个就是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用严谨的方法去发展企业管理知识,将这些知识传达给学生,传达给企业家,提高他们管理企业的水准,让社会更加进步。商学院研究是教育的基础,我们提供教学的材料,可以探讨实际的管理模式,也可以提出新的模式给企业去实验。

商学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前五十年,商学院的研究主要是案例和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去工厂里具体去做的,那时候商学院并不被其他的大学学科认可,认为商学院是一个培训机构,这时候研究和实践有很强的连带性,我们研究的就是企业,我们去探讨的就是在企业里面做研究,跟企业直接有关系。科学的严谨性比较弱,实践连带性比较强。

第二个阶段从1959年开始,商学院开始引进很多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跟社会学家,开始真正做科学性的研究,做实证研究,从实证数据里面提出很多有用的理论。科学严谨性进步,实践连带性稳定。

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教科书里面的内容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这30年是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1990年开始,商学院的研究又有转变了,越来越严谨了,退回到象牙塔里面去了,开始做很大的理论研究,慢慢离实践越来越远了。它注重理论创新,注重方法严谨,注重统计,注重新锐,但他们不注重重复的研究。科学严谨性其实是退步了,因为是象牙塔研究,不跟企业打交道,不去采访企业,实践连带性也越来越退步了。

西方商学院大部分谈的是美国、欧洲的趋势。1980年代开始,商学教育在发展国家包括中国快速发展,中国今天有近三百多所商学院,中国学者努力学习西方的研究,并参与了象牙塔的研究。

今天的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生态有几个特征。第一是学者的薪酬、职称聘用方面都是取决于学术发表,他们到底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到底学院对研究方面是否作出重大影响,这也是其次的。第三,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发现有意义的问题。描写性的现象大家都不去做了,因为这个比较难发表,重复性的研究期刊也不需要,研究有意义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少。

有两个核心议题,第一个就是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所有发表最顶尖文章的期刊,1/3至1/2的结果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出书,你要用它的话,不能保证它能产生效果。研究方法存在许多操作问题,他们把最显著的结果写出来,在统计方面也做特殊的处理,这种方式其实对我们的研究诚信有威胁。

第二个核心的问题,是研究结果的实用性的问题,研究题目跟商业各方面实际情况脱离得很远。研究文章的贡献都是在看他们对文献有没有贡献,而非对企业有没有贡献、

这些都是全球的商学院的研究状况。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企业40年的发展,中国商学院的现状是怎么样?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国商学院的研究现状吗?我问了几个中国的朋友这些问题,我的中国同事是这样说的,第一,我们学者的目标就是发表A类期刊文章,第二我们做什么研究无所谓,发表最重要。评职称主要是数豆子,金豆子就是A刊。我们要研究西方热门问题,这样西方才会喜欢,而非创造本土企业所需要的知识。

硕士博士生需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他们称导师为“老板”,他们没有学到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精神。在评上教授以后,学者对于研究的动力就慢慢开始减少了。当然,不是所有商学院都是这样,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但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这个研究现状为商学院的两个使命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我是其中一位。在三年前我们就有来自全球的28位对此问题很关心的学者,表达了对现在这个状况很不满意的态度。我们集合起来探讨解决的方法,我们观察到商学院的研究其实还停留在20世纪,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已经相当落后了,需要研究21世纪的问题和创造21世纪需要的知识。这28位有24位是学术领袖,其中四位是认证机构的领导。我们提倡一个转变——从象牙塔研究到负责任的研究。

我们写了一个立场宣言,题目就是”对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愿景: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什么叫负责任的研究呢?就是指生产可信且可靠知识,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商业或组织应对21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

21世纪有很多挑战,大家心里肯定想到很多,我列了几个例子: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全球化与新兴经济……

有的问题是20世纪发展留下来的遗产: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还有贫富差距、恐怖主义。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说,在企业管理、经济管理上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去应付,我们要有责任把它从危机变成机会,创造更好的世界。

我说的责任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对科学的责任。研究发现应当可靠且可重复,这些可靠和可重复的知识累积下来,会增强预测的准确,应用方可以放心使用这些知识。第二,我们做研究的不是自娱自乐,我们对社会要有责任感。有用的知识可以帮助商业健康发展,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负责任就是负这两种责任。

负责任研究到底怎么做呢?细节怎么样呢?我们提出七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一个很基础的原则,我们要认可研究科学就是服务社会,这个理念没放在心里的话研究就是有问题了。

原则二就是我们要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现在大部分重视基础研究,但应用研究基本上觉得好像是第二个层次的,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第三个原则就是注重多元化与多学科协作,为什么呢?因为商业和社会的问题是多元性的,复杂性的,不能单纯用一个学科的眼光去做研究。

第四个是扎实的方法非常重要,无论是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都要用扎实的方法,把它做得非常透明,不能造假。

第五个原则,应该鼓励和企业共同做研究。现在很多学者想去企业做研究、发表文章,但企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帮你。另外,我们要把研究结果推广得更广更深,并尽快用互联网平台把它分享出去。

推广负责任的研究,一个人、一个学院和一个期刊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整个生态系统。内部推动者就是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专家,他们联系学者的时候要想到负责任的研究这方面的原则,大家共同往这方面去走,还包括学术协会的领导者、学者和博士生。外部的推动者有商学院的联盟、认证机构和排名机构——他们可以把负责任的研究的原则,加到他们的认证标准中去,可以把负责任的研究指标包含在他们申请表格的要求内。

幸运的是,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了。

密歇根大学去年年底成立了新职位,副院长的职位就是关注研究跟企业、教学三方的密切关系。第二点,他们的教授现在加了一个角色——实践,他们跟其他大学的18个学科合作来做一些大项目,解决全球和本地的重要问题。比如社会创业,贫困等等。

欧洲的鹿特丹管理学院去年设定了一个新的使命,要成为推动世界积极变革的一股力量,他们将联合国的17个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自己的框架,引导研究和教学。

亚洲也在行动,北大光华去年也成立了一个思想领导力的平台,用五百万元支持了25项对社会大问题的项目。新加坡管理大学也设立了院长影响力经费,鼓励老师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问题领域去做研究,不要单单做西方的研究,本地问题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还有跨界合作。

在政府资助这方面也有行动,特别是英国,大学的资金都是政府分配的,每五年要评审一次,每一年要去再分配一次新的资金,每个学科对社会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帮助占了20%的分数。他们提出,以后可能会增加到3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也要求要在研究计划中明确标明,对社会的影响要超越科学研究。

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在去年夏天的演讲中提出,我们做研究应该有学术自由,但今天我们做研究的很多研究者就没有学术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要求在某些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我们没有自由去说我要花费五年时间去做一个大项目,我会考虑学校会不会支持我去做?假如从研究科学立场来说,学校应该支持,但是学者没有勇气去做,因为制度让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在科学的历史上,大的成就都是年轻科学家在头二十年发现的,在管理领域黄金时代,有二三十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管理理论,这些大部分都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诞生的。这些学者想法的诞生多数出自博士论文。现在我们可以说在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大思想出来,就是我们的制度把年轻人的自由度拿走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其实,很多社会的问题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我们还在研究20世纪的问题,教科书也都是20世纪的知识。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21世纪的,我们应该抓住我们身边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启示,用我们跨学科的视角,把握主动权,行动起来,参与到实践中。

那么,将来当我们回首过往就能满意地发现,我们真的改善了身边人的生活。我们应该真正去了解企业,研究企业到底面临什么困难,然后再抽出他们的逻辑,提出一个核心的理论,再去验证这个理论,重复去验证。不对的就推翻,对的就留下来继续去验证。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学术界与企业应该共同创造可靠且有用的知识,开展广泛合作,研究开发造福于社会进步的商业模式,减少贫富差距,帮助地球持续发展。我深深相信我们共同合作,携手一起走,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企业一定会领先于世界。

(本文为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主席徐淑英在6月30日举办的“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本文首发于新浪财经,未经作者审阅,界面新闻对原文内容有删减编辑。)

来源:新浪财经

原标题:徐淑英指出管理学三大乱象:应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

最新更新时间:07/03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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