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拍摄几乎所有事物，这是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不只是指那些自我意识过剩的自拍狂人和晒吃狂人，以及我们身上显而易见的、强迫症一般的紊乱状态，而是希望指出，拍照行为已经以无孔不入之势成为了我们日常经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机——一般是手机摄像头——已经成为了第三只眼睛，它在我们口袋里的持续存在，已经改变了我们跟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随手掏出数码设备拍照俨然成了一种本能，跟挠痒或擤鼻涕没什么两样了。我们追逐着图片，让镜头引领我们，更将是否“上相”（photogenicness）视为衡量体验价值的重要指标。苏珊·桑塔格曾在《论摄影》一书里提出，“相机的无处不在有力地表明了时间乃是由有趣的事件、值得拍摄的事件构成的，”不过那已经是40年前的观点了。如果说，相机的无处不在随后又证明了时间由“柯达时刻”（Kodak Moments）构成，那么眼下相机的无处不在则体现出，时间事实上更接近于一个大型的“柯达时刻”，以至于生活本身就“值得拍摄”。到了2018年，促使我们不停拍照的心理机制——桑塔格敏锐地揭穿了这一令我们集体陷入尴尬的机制——的病态程度更是上升到顶峰。

在摄影师和技术专家群体中，围绕这一心态的共识正日益扩大：尽管摄影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影像无处不在的现象，自从银版照相法（daguerreotype）问世以来就一直未曾停歇，但目前的情形——在一个数码-移动-社交三合一的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另一个同样渐趋稳固的共识则是，眼下发生的这一切——暂且不论细节——并不是什么好事。近来有不少批评讨论了媒介的爆炸性普及化，且总体偏向悲观。2018年2月，《纽约时报》发表了名为“欢迎来到后文本的未来”（Welcome to the Post-Text Future）的针对多媒体的系列评论文章，探讨了影音合一的摄影技术如何将书面文字推向灭绝。言下之意——并不那么委婉——就是，我们正加速冲向悬崖边缘，但自己对此却没怎么留意（也许是因为我们太忙于拍照了）。

从一方面看，这些末世式的态度源自与巨变如影随形的夸张心态，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与影像的关系的确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相信我们已经——某种意义上就在最近——跨过了一道无形的门槛，媒介的角色已经从被动记录现实的手段，变成了主动地告知现实的推动力。具体言之：我们以前是去到别处并且拍下发生的事情，如今的事情则是我们所拍摄的东西所造就的。

看待此现象的另一个思路是：摄影在文化中的角色已经从保育性（curational）变成了创造性（creational）。在1980年代早期，富有传奇色彩的摄影家、策展人及批评家约翰·沙考斯基（John Szarkowski）对比了摄影与“指示行为”（the act of pointing），指示乃是对某个已经存在于某处的东西的回应。在沙考斯基看来，相机是一种用来做选择的工具，不妨想象一下：摄影师就是那个决定特定世界中的哪个瞬间值得留存下来、并决定哪些样本又值得分享出去的人。这种对摄影之本质的理解是有力而敏锐的，但却被认为已经过时了，因为它预设了现实全然是自我揭示的，无论是否被拍摄，事情所呈现出的状貌都不会有什么两样。这即是说，沙考斯基眼里的生活和我们捕捉生活的方式乃是截然二分的，但这种二分如今已不复存在。

当然，导致媒介演化中这一发展趋势的因素有很多，要为其中的因果关系理出一条清晰而融贯的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话是这么讲，但摄影与社交媒体的整合——如Instagram和Facebook——仍然毫无疑问地把我们推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社交媒体就其根本而言乃是人际沟通的场所，而摄影就其根本而言则是最为有效的沟通形式。但凡具备正常视力的人就能理解摄影作品——没有任何学历之类的门槛。照片也从不需要翻译成别的语言。在传播过程中，照片尤其有助于保持注意力的集中，亦可在媒体上迅速地扩散：一个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每分钟大约能阅读200个单词，但只用13毫秒就可以处理完一幅影像。假如一张图片等值于1000个单词，那将能为我们人类节省下海量的时间。

对信息消费者而言，影像的进入门槛是特别低的。桑塔格在《论摄影》中提到，平民化的报纸通常是照片导向的（photo-oriented），如《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一直以来就有“纽约图片报”的别称（另一个例子：德国最大的平民报纸名叫《Bild》，其含义与英语中的picture一词几乎完全相同）。然而照片所具备的可获得性、普遍的可读性以及速度优势，却只是促成它与社交媒体天作之合的一部分因素而已。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以下这个事实：即便是在一个修图满天飞的时代，影像也显得比较真实（truthy）。它们仍是一种相对可信的证据，所拍下的大体上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某个用户在某平台上贴出一张旅行照片时，甚少有人会怀疑其真实性。人们一般会认为，如果照片里有海洋，那拍照的人肯定在沙滩上；如果照片里的主角露出微笑，那她肯定是幸福的，等等。当网民面对社交媒体上各种带有诱导性的叙事时，照片的魔力能够削减人们采信的难度，基于真实故事但有一定虚构成分的叙事不仅合法，而且不乏说服力。

社交网络能够短平快地发布看上去较为可信的叙事，这一能力令其更接近于一个独立的广播平台，而非点对点的通信服务。订阅一个Instagram账户的体验更接近于私人电视频道，一个用户会为听众筹划相应的内容，并根据评分来作调整（譬如：点赞和评论栏）。透过Instagram新增的故事功能，观者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图片，或者借助点击来快速切换，这就跟以往看电视切换频道差不多。其间甚至会见缝插针地植入一些广告。在这种类似于电视的模式里，一个账户就类似于一种必须以内容来充实的器皿，它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转化为了潜在的、可供发布的素材。

转眼间，生活已经不是拿来“过”的了，而是创作出来的。体验本身被叙事化了（narrativized），它有待被包装成简易、可读的形式；要达到好的传播效果，它必须对观众足够友好、易于理解，要能够在小屏幕上目不暇接的诸多叙事里脱颖而出。当然，发掘生活的内涵、建构融贯的故事以便让眼下发生的事情富有意义，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实践，但它过去更多是回溯性的（retroactively），与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有一定距离，现在，这个过程转瞬之间即告完成。未来不再渐渐“成为”当下，而是魔幻般地在我们眼前揭开，发生在我们面前——当下是被制造出来的，我们的现实差不多是事先已有周密筹划的产品。

我们不仅用影像来创造一时的叙事；我们还用它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透过每一张贴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我们建构起一种可消费的、可分享的自我观念。每一幅影像都为这一抽象增加了一个数据点，为我们的形象增添细节并予以雕琢。一定程度上讲，这一形象在我们眼里是相当真实的，因为它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们就是它的制作者。这种感觉使得用户的自我感渐渐迁移到了数字空间当中，并安全地进入到一个她、他或他们所设计的角色、或曰一个可加以控制的身份器皿当中。虚拟现实或许还不够成熟，但社交媒体在硅谷却已经成为这项方兴未艾的新技术的预热，照片已经成功地弭平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鸿沟，或者更准确地讲，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说到底，影像的根本目标在于复制现实，反过来讲，人类的根本目标则在于反复确认现实是不可复制的。阿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曾说，“地图不等于领土。”勒内·玛格利特（Rene Magritte）说过，“这不是一条管道。”每一代立志于除旧布新的人都曾建立起一套刻画现实的说辞，一道如玛格利特所言、令我们免受“影像的背叛”（The Treachery of Images）的防线。不过，在几个月前看完一场纽约尼克斯队的球赛之后，我不禁开始思考：在这个未经定义乃至于没法定义的后-后现代状况下，这些辩护已经寿终正寝了。随着球员走出休息室、进入比赛场地，大约20个孩子排成一列为主队鼓掌欢呼。这是相当传统的英雄崇拜形式，自体育运动的粉丝圈子诞生以来便与之如影随形，而区别则在于：每个孩子用一只手跟逐个跑过的球员击掌，另一只手则举着一部智能手机。他们的眼睛紧盯着屏幕；他们的经验透过手机而得以传播。显而易见，对这些孩子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与“关于他们生活的故事”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在此，事件与事件记录、客体与影像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经验及其表征之间界限的破灭听起来有些骇人听闻，它意味着我们已步入了哲学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的“超现实”（hyperreality）领域，我们在表征当中沉浸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完全忽视了最初被表征的那个事物。话说回来，我对未来并不感到恐惧。我们人类向来容易被虚构所愚弄，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到它的时候。相传早期的无声电影《火车到达西约塔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在巴黎上映，当火车出现在屏幕里并径直向观众们驶来的时候，他们被吓了一大跳。迄今为止，Facebook只有14年历史，Instagram有8年，距离Snapchat问世则只有7年。这些技术如今已经深度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根本来不及理解它们的局限，即真实性的欠缺。

问题在于，我们是要花更多时间去调整、去学习如何在这些新生的数字空间中分辨事实与虚构的差别，还是承认我们业已抵达了一个临界点且事实上倾向于接受这种模糊性？换言之，我们究竟是处在迷失但试图重归正道的方向上，还是处在迷失且已经安于现状的方向上？无论我们最终将会走向何方，面对我们的当下处境，至少还可以取得一点共识：我们已经迷失了。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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