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匮乏、追求经济独立的目标下，朴正熙政府制定了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的产业政策，在经历了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导致的韩国出口危机后，综合商社制度正式确立，大型企业趁机兼并大量中小企业，韩国经济资源开始高度集中，财阀成型。
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政策使韩国必须具备足够的能源储备，而韩国石油几乎100%依赖进口。以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契机，朴正熙政府引导韩国企业进军中东等能源输出国市场，赚取石油美元。在此过程中，韩国石化、造船、航运、汽车等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到全球领先，为后期电子和信息科技发展所需的材料等上游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执政利益与财阀利益和民众利益具有一致性。政府产业政策与财阀市场行为互为依存。尽管不同时期执政者对各家财阀的侧重不一，但由于韩国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因此在全球竞争压力下，韩国企业的产品只能以质优、价廉取胜，无法以劣质或者大规模侵权来实现全球扩张，这是对韩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约束所在。由于初期韩国国内资本不足，产业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同时财阀不希望控制权被稀释，而重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高度依赖投资，因此除了依赖韩国政府主导下的银行债务融资外，还高度依赖外债。杠杆率过高使韩国先后经历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两次国内经济危机，都依靠IMF救助和压制国内债权人以及劳工利益才维持了外债偿付的正常。但即便到了1980年代，韩国间接融资比例仍然高达79%，制造业杠杆率高达400%。随着1990年代以后韩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劳资矛盾日益提升，执政利益、财阀利益和国民利益开始分化。
1997年亚洲危机引爆了韩国前三十年积累的高负债问题。金泳三政府不合时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使短期外债比例不断提升，而亚洲经济危机导致外国银行信贷收缩，不再向韩国企业续展短期贷款，49%的韩国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1997年危机削弱了韩国财阀对政府的议价能力，给金大中实现财阀经济结构调整以重要契机。
金大中改革的实质是对韩国财阀经济结构进行全面调整，通过财阀之间的重组，合并同类子公司、减少重复投资、去除过剩产能、集中优势资源，最终实现面向全球的核心竞争能力，金大中深知韩国经济的根本只能是制造业出口。但改革本身不得不继续强化财阀利益，大量中小企业不在直接受益范围，IMF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此次结构调整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韩国企业大范围缩减长期雇佣职位，短期、兼职和计件工作占到全部工作一半以上，民众收入锐减，超过一半人口失去长期工作保障，落入临工经济状态。这为工业化后本已大量成为中产阶级的韩国民众带来直接创伤，也抑制了本不发达的国内需求。
金大中在极其有限的改革窗口期努力使韩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经济活力，但韩国经济资源进一步集中于财阀，使之后的执政者再无力对财阀进行足够约束。财阀垄断经济资源的后果，一方面是中小企业不振，大部分集中于服务业；另方面是进一步导致阶层分化，除财阀家族处于财富顶点之外，中产阶级中进一步区分出“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财阀长期雇员、公务员、教师、金融业者和律师成为新时代的金饭碗，而其他从业人员则只剩下“中产阶级”的名义。韩国网络这两年甚为流行“炸鸡猜想”，这个讽刺话题想说明的是，无论今天韩国的年轻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码农、工程师或建筑师），无论在中产阶级队伍中处于如何“潮”的位置，最终也只能以炸鸡店主的身份作为人生收尾（Myungji Yang，2018）。
由于长期的产业政策依赖，韩国财阀的成长总是伴随韩国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切割，韩国历届政府都通过向不同财阀切割经济资源，去引导和换取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这种切割在发展初期十分有效，但持续长达数十年之后，使财阀与韩国不同时期的执政者之间出现普遍的利益交换，并与国民利益逐渐造成严重对立。
三星集团前结构调整本部法务组组长（其地位相当于三星集团总法律顾问）金勇澈，在《三星内幕》一书中爆出大量不为公众所知的信息，其中最为核心一条，就是三星集团通过其总部（即未来战略室，前称结构调整本部，在朴槿惠受审后已经解散）实现非法资金筹集，大规模用于腐蚀政府官员和法检人员，以为李氏家族牟取私利。这种挪用资金的安排，并非三星之个例。截至目前，除LG集团外，三星、现代、SK、韩华和乐天五大财阀企业的会长都曾因筹集秘密资金、挪用公司资金、逃税等罪名遭受刑事审判。令人惊异的是，绝大多数终审判决都采取了缓刑而非实刑。名义上是担忧韩国经济遭受影响，金勇澈则认为各家财阀都很可能如三星一般早已染指韩国法检系统。因韩国一任总统只有一届五年，财阀却是终身且可继承，加之即便总统本人清廉，其亲属或者下属都难免落入财阀围猎范围（金大中和卢武铉即是如此），下任总统还将有赖于财阀的支持，因此韩国法院对财阀的审判一直是轻判缓刑而不敢入实刑。1996-2018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李在镕、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SK会长崔泰源、韩华会长金昇渊，共有过9次生效刑事判决，其中6次为缓刑，仅有崔泰源和金昇渊有过两次实刑，并且所有这些刑罚，最终都被时任总统特赦：
韩国总统的特赦权，已变成与财阀进行利益交换的工具。民众基于不满选出的下任总统，即便施压将财阀送上审判席，最终也难免被法院轻判。“青瓦台魔咒”本质上是韩国财阀经济在政治上的反应。Meredith Woo Cumings认为，韩国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选择官僚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阀，主要的原因是与“后”发展的习惯有关，即过分强调“结果”，而不重视法治。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也对韩国曾做出类似评价。只是到了今天，由于存在地区和阶层对立，依靠选举，已经无法改变韩国财阀体制下政治经济的残酷现实。
韩国在其资源最为欠缺的领域，也就是重化工业领域作为其发展的起步，从其经济体量和资源秉赋来看，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既是归因于工业化决策方向的正确，更是归因于发展初期举国上下一心同体，归因于在资本极其欠缺、高度依赖外债的前提下，广大国民对低收入增长的普遍接受，这是韩国安然渡过多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样的情况，已然不复存在。当韩国政治经济与财阀利益高度捆绑之后，当韩国的执政、财阀和民众对于国家的共识被不断打破之后，信赖问题，就成了根本问题。
中国虽与韩国在体量、制度上存有不少根本差异，但韩国在过去七十年间逐渐形成的财阀经济模式，也足以给中国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一、如何看待产业政策
长期以来，东亚模式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对产业政策的认识。韩国产业政策最初学习日本，后被中国所学习。对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由于从发展阶段上比先发国家慢了多轮，起步阶段依靠产业政策集中经济资源，重点突破某些产业领域，已被证明能够达到在局部实现快速发展的效果。这种快速发展有赖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调动，但这种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要达到预期效果，绝对离不开市场竞争。
与中国拥有广阔国内市场不同，韩国一开始面临的竞争就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竞争构成了对韩国产业政策的市场化约束，使韩国企业即便领受了国内产业政策的利益倾斜（例如减税、直接补贴和其他金融便利），最终也不得不遵从全球市场规则。这种外部约束，叠加不具有先天的庞大国内市场，使韩国财阀企业要非常努力的追求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才可能在全球市场保有一席之地。换言之，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其产业政策的直接目的虽然是集中资源形成优势产业、打造优势企业，但最终目标，仍是要直面激烈而残酷的全球市场竞争，这是资源欠缺的后发国家的生存根基所在。
与韩国乃至日本不同，中国广阔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基数造就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国内市场。正面看，资源优势明显；反面看，对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关起门来抢市场，就可以活得有滋有味。中国企业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与自身体量相比，可谓屈指可数。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所谓“新经济”，绝大多数都以满足国内市场为目标。事实上，只要满足了国内市场，的确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和通俗意义上的“成功”。看看Fortune 500的中国榜单就知道，无论所有制性质，无论是传统制造业企业，还是作为新经济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无不是在向国外投资者不断诉说着中国的美好故事，而它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真实影响，究竟已有几分？
如果能够实现新时代的闭关锁国，这样的发展模式还真可能持续。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早已融入全球市场，国门再不可能关上。中国模仿日韩，在工业化初期大规模实施产业政策，作为后发国家而言成效显著。这与过往数十年重视基础教育，打破计划束缚，不断解放国内市场的进程相匹配。但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者必须牢记的是，中国与日韩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企业由于有国内市场作为依托，只要你给它塑造一个封闭的、可享受的内部市场，它一定没有动力走出国门谋求更大的发展；反过来讲，没有全球市场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对技术革新的追求大部分时候将仅限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就是我们身处今天这个拐点所看到的，当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时，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的，大部分仍然只是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以及，伴随中国“先富一点”那部分出境人群所需的产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往数年，代表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宁愿付出成百上千亿的打价格战，寻求国内市场的垄断，再去资本市场做收割，也罕有愿意主动挑战全球者。外国进不来，本国不出去，互联网企业融资出海、业务不出海的模式，却可以让中国的互联网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达成利益一致，在过往数年尽享“封闭”带来的红利，这样的游戏不亦乐乎，新贵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追捧。境内市场的劳动力价格高度扭曲，地产、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吸纳大量各行业人才，但这些人才的汇集并没有为未来新的就业领域开拓打下足够的基础。这样的好日子会长久吗？如果一个企业或者行业可以在本国市场饱和之后不再追求市场的继续扩张和技术的革新，那就意味着它一定会追求实现局部垄断，而获得垄断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如同韩国财阀一般，通过自身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以就业来要挟获得特殊政策，这就是韩国财阀经济的开端。
产业的变革，最终源于科技的创新。信息科技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仍处方兴未艾。与资本欠缺、经济落后时期需要集中经济资源搞建设不同，今天已是资本泛滥的时代。不应再像穷苦年代那样继续对那些已经成型的大型企业（无论所有制性质）给予不断的倾斜，尤其对于那些处于行业下游、直面终端用户的企业。应将政策精力集中在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尽力塑造一个奖善罚恶的市场机制。对于市场竞争性行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早日去除产业保护限制，使其直面全球竞争，过多的保护，在封闭的国内市场轻松赚快钱，只能是继续be evil。同时，对于金融自由化应当慎之又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观念，在金融领域是绝对不能够存在的。
中国产业政策之难，在于足够广阔的国内市场足以承受一定时期的价格扭曲，进而产生大量“弯道超车”的错觉。与日韩产品必须去占领全球市场不同，中国如果关起门来搞产业，在短期的确会出现“兴旺”局面。正如前期对电动车领域的补贴，其结果自然是大量套利行为的产生，而初期反应在上报材料中，则是“产销两旺”的喜人气象，最终要取消补贴时，产业就开始以就业相要挟。当共享单车被吹捧成“新四大发明”时，内部人无不在嘲笑某些媒体的无知，对外却表现出足够的“真诚”，就差决心要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以官方背书抬高估值的大戏一演再演，这本是资本的游戏，却一再为塔西佗陷阱助力。产业政策应当如何实施？很显然，关起门来谋发展，直接补贴终端是最糟糕的方式。政策施行应当是针对主要企业都无法承受的基础研发领域，如果主要企业能够自行研发，那么应当让市场去决定，而不需要政策施以援手、干扰定价。官方媒体和政策的初期起草者应当与任何新概念和新话题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官方媒体，应当继续作为舆论监督者而存在。这些新概念话题的制造，几乎无一例外出于资本炒作的需要，这样的故事一年又一年，怎么也该看明白了。
我们应十分理解政府对于通过发展某些行业来振兴经济的期待，也能十分理解因此产生的对部分行业和企业的重视和依赖。但我们更应通过韩国长达七十年的财阀经济发展史清楚的认识到，长期实施产业政策的惯性，难免培养出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最终将影响到良好市场机构的形成。如果说在工业化时代，中国的大型企业以国有为主，在其问题丛生时，仍能以中国特有方式去强势调整，那么放在今天来看，信息时代的大型企业几乎都是私有为主，如果不尽早尽快建立有效的法治环境，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仍然希求部分行业和企业能在新时代靠着口头承诺去永挑“就业”重担，只能使这些行业和企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形成以此要挟政策的惯性，届时又该以哪种方式予以管控？当我们曾经最优秀的民企现在都要通过高喊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口号来争取政策支持、而不是努力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时，我们应当知道，时代真的变了。
二、大企业应何为
在阅读关于韩国财阀的大量资料时，我心存疑问，超大型企业究竟是属于谁的？李秉喆在创办三星之后，倾其毕生精力将三星发展为韩国大型企业；在李健熙时代，又将其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大型企业。即便是因为三星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韩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胜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后发国家的特点，是大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获得特殊的政策支持，或是直接的补贴、减免税款、政府采购倾斜，或是采用外资限制来保护国内产业等其他方式。因此后发国家大型企业的成长，总是伴随着政策的“护航”。简言之，无论所有制性质，后发国家之中，恐怕没有一家企业可以说自己完全是在自由市场竞争中胜出的。
在三星发展成庞然巨物之后，旗下三星电子、三星生命保险、三星SDI、三星SDS、三星重工等16家企业纷纷上市，李氏家族的持股份额一再减少。为了维持其控制力，透过十分复杂的交叉持股，以最小代价去实现了对整个集团的控制。韩国舆论对于财阀企业的继承，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财阀企业的发展在第一代主要依靠创始人的努力，第二代开始已经需要借助大量外聘管理者，而第三代则完全是含着金钥匙出身。他们何以能够不经选拔，直接继承一个影响整个国家的庞大帝国？如果这样的继承能够顺利实现，与王朝时代有何区别？多年的现实是，财阀的第二代、第三代，纷纷因为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政治献金而遭受刑事审判，要不断依靠收买法检系统或者通过总统特赦才能免于刑罚。在韩国现有政治经济体系下，这个问题难有答案。
对中国而言，至今还没有韩国财阀那样能够对国民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私人家族企业，这既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过于庞大，更是因为一直以来，私人产权保护在中国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近两年还在通过司法纠错重塑企业家的信心。但这并不代表政策没有对某些行业或者企业予以倾斜。事实上，每个阶段总有一些企业对政策的影响力要超过其他企业。我们更要理解的是，互联网新时代的特点，是无论谁掌握了足够的网络力量，就可以左右社会焦点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可以将某些话题屏蔽于人们的视线之外，更可以让人们认为某些新颖的概念就代表这个世界的未来。这样的游戏周而复始、不分国界，甚至极其低俗。当你能够影响上亿人口时，你真正想做的就只是这些吗？
Jeff Bezos在接受采访时，可以坦然的讲，“在Amazon，我们在原有的基础设施之上建立一些东西。所以，当我在1995年创办Amazon并开门运送第一批包裹时，我们不需要打造一套交通网络；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依赖这些基础设施。所以你看，为什么互联网上有那么多年轻的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因为它的成本其实很低。繁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与质疑，因为中国新经济的新贵们，根本做不到像Jeff Bezos那样去公开承认平台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廉价劳动力，是过往扭曲的投资所馈赠给他们的，而这些投资，则是来自所有民众几十年的辛劳与汗水。
东亚模式并没有任何神奇之处，它不过是在农业时代环境下，先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去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再通过打开国内外市场去实现工业发展，回头再来补足农业发展部分。信息时代能有多少进步，全然在于基础设施的优劣，和制造业还能发展到何种地步。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主要区别，是本国市场巨大，但正是因为有如此巨大的市场，我们本应获得的，应当比现在多得多。东亚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全然依赖于全体国民数代人的辛劳与忍受，并非每个国家的国民，并非地球上每个地区的人类，都能够长期忍受这种辛劳与付出。中日韩三国，一直是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三个国家，一直也是国民最为辛劳的三个国家，甚至即便是中国企业去收购欧美企业，都要在自己的大半夜去跟被收购方开电话会。东亚模式的成功，与其他地区的无法复制，蕴含着不同文明的巨大差异，国家、企业与普通国民的共识，才是发展的根基。如果不能明白这点，如果新经济的新贵们认为所有资源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政府应当用财政去补贴的，都是可以拿就业要挟去换取的，那些辛劳的国民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才处于今天的社会地位，那这个文明之下的发展共识，就将进一步撕裂。韩国，足以为戒。
这是一个新老问题并存的时代，如何在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不再出现新的“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如何使自身的安全感不主要来自于政策的认可，如何能够真正突破本国市场保护的局限，如何不再通过Do Evil去赚取最后一个铜板，对中小企业而言，或许可能是受制于外界环境的问题，但对新经济新贵而言，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选择问题。良性政商关系的实现，乃至于，企业家、尤其是所谓新经济企业家对社会的真正推动，有赖于新贵们对自己所处环境及其形成历史的深刻认知。我们没有去揭开新贵们所有的遮羞布，仅仅只是因为期待新兴的市场力量能够主动对社会做出良性的推动。但社会永远都会保护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足以去对抗市场对社会的撕裂。如果新贵们仍然不能在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路径选择上与国民取得充分共识，仍然没有能力思虑长远和宏观，仍然只能局限于个别群体的私利，仍然只热衷于创造一个又一个概念，仍然只是醉心于在封闭的国内市场去打造尽量不承担责任的平台百年老店，那么激烈的调整，不过只是时间问题。说到底，中国并不存在韩国那样可以允许财阀存在的社会土壤。
注：本文为《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系列文章第三篇，最早由作者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id:The_sun_also_rise)发布，文章略有调整，经作者授权转发。前两篇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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