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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汪荣祖: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同时也是明治维新150年,明治维新为什么获得成功,而试图仿效它的戊戌变法却告失败? ​《东方历史评论》在这两个重要纪念日之际采访了萧公权的学生、历史学家汪荣祖,试图剥开重重历史迷雾重新审视清末的这一变局。

汪荣祖:祖籍中国徽州,1940年生于上海,七岁赴台。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1),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1971)。美国维琴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1971-2003),其间曾获维琴尼亚州社会科学院杰出学者荣誉、全美研究型图书馆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2001)。2003年回台湾长住,现任中央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学术著作有英文专书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等5种,中文专书有《史传通说》、《史学九章》、《诗情史意》、《史家陈寅恪传》等17种,中英文论文109篇、中英文书评44篇、散文集2种、编译9种。

汪荣祖

东方历史评论: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我们还是从这聊起吧,您着力研究的几位历史人物也与此相关,而且多年以前就曾专门撰文探讨过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不过您学术生涯中第一次接触戊戌变法,距今已过去多年,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早年对它的判断有无大的变化?毕竟此后有更多的史料被提及和研究。

汪荣祖:我最早是1971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看到一本新书,就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彰健,他讲戊戌变法的考证。我当年写了一篇书评,对他这个书提出一些批评,他也有反驳我。后来我持续与黄彰健论辩好多次。因为他的意见被一个年轻的香港留学生在加拿大做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书后来出版了,是英文写的。所以我再用英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最权威的《亚洲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提出商榷。因为该文来自黄彰健,所以我一并评论。

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黄彰健考证说康有为作假,为什么作假呢?因为他从戊戌档案里的有些奏折和康有为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一比对,里头文字上有些变化,意见上有些变化。就是康有为一向主张开国会,可在《戊戌奏折》里没有要开国会,到了辛亥的《戊戌奏稿》又要开国会。所以他根据这些文字与主张上的差异,就说康有为造假。我觉得说不妥,为什么?因为1911年康有为明明白白发表的是《戊戌奏稿》,他为什么说“奏稿”,不说“奏折”?因为他逃难到日本,原件不可能带在身上。所以显然是凭记忆和草稿去写。文字上不可能还原到跟原来奏折一模一样,文字上不同不值得说,也不能作为他作假的证据。

《戊戌奏稿》

关于开不开国会,开国会是康有为一贯的主张,他变法的目的就是要开国会。然而为什么在102天的奏折里不谈开国会呢?因为他当时觉得要加强光绪的权力,因为变法需要皇权来推动,而光绪后面有权重势大的慈禧太后。开了国会将会更加削弱光绪皇帝的权力,他在百日维新期间暂不主张开过会,乃权宜之计,应该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凭这些指康有为作假,是站不住脚的。可是后来很多大陆学者也说康作假。当然康有为喜欢吹牛是有的,但不能骤加诸作伪之罪。再说奏稿与奏折有文字的不同,并不奇怪。奏稿与奏折都是他的作品,如何自己作自己的伪?我们讲作假是做别人的假,你怎么做自己的假?做自己的假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他逃难在外,没有原折。有不少指控康之处后来证明都是错误的,人大教授孔祥吉在故宫里头发现康的奏折至少有70几件,他在短短102天里上了70几件真奏折,可能还有更多,亦可看到康在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性。

我刚才讲到加拿大的年轻学者,顺着黄彰健的思路更进一步,说戊戌变法的主导根本不是康有为,他说戊戌变法是康梁逃难以后在海外宣传出来的,说康有为官位很小,光绪就见过他一次,说根本不重要。但是《忘山卢日记》出版了,明言当时康有为已经很有名气。

《忘山卢日记》

东方历史评论:您和黄彰健先生辩论时应该只有30多岁吧,那个时候研究生刚毕业。您对康梁主导变法的这一核心意见,到今天有改变吗?有不少意见认为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中作用更大。

汪荣祖:基本上没有变化,我觉得戊戌变法在思想上还是康梁主导的,因为里头有很多细节我觉得蛮重要。一个是康有为怎么有机会和光绪帝接触?他先开始上书时皇帝没有看到,后来皇帝才看到。翁同龢开始是引荐的,因为翁同龢也想改革,当然他没有像康有为那样积极。我的老师萧公权曾发表过《翁同龢与戊戌变法》一文,已指出翁引荐康给光绪之后发现光绪很喜欢康有为,后来翁同龢看到康有为跟皇帝关系要接近了,而且发现康的思想比较激进,因而他想要阻挡,所以翁同龢在日记里头说康有为是“野狐”。从好处讲,他怕把光绪引得太激进了;从坏处讲,他不无嫉妒之意。后来光绪把翁同龢解职了,让他回家。大家都说是慈禧太后把他赶走的,其实我的判断是光绪生气了,他认为本来你要引荐他,现在进来了又排斥他。所以翁同龢一走,他就忙着召见康有为。

翁同龢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以官位来证明影响力。你看他的奏折,康在102天上了70几个奏折,而且内容和戊戌变法所要执行的那些,一看就知道是他主导。孔祥吉也发现,有很多的奏折还是康有为借别人的名义来写的。所以变法举措的大部分从思想、从idea来讲,根本是康有为的。

还有一个证据,我自己曾到故宫图书馆看到有一本叫《杰士上书汇编》的书,这个“杰士”是谁?就是光绪皇帝亲自题的,线装两本,一共18篇。杰士是谁?当然就是康有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政变”。以前一般人想当然的认为就是旧派把变法派打垮了。后来才发现,是康梁他们先要发动政变。先讲他们为什么要政变。因为慈禧太后的影响,我不认为慈禧一开始就反对变法;假如她一开始反对,根本搞不起来。可是在改革当中,新旧势力的矛盾不可避免。旧派不但牵扯到思想方面,还牵扯到权位、官位等等。所以那些老派人士常常告密。慈禧太后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她认为需要镇压乱法。为什么是“乱法”?因为在新旧激荡之下,康有为想用政变把旧派势力驱逐出去,这当然不是他理想的想法,但是经过100多天重重阻碍,他决心把旧派弄掉,让光绪说了算。怎么样把旧派去掉?他的计划叫做“杀禄围园”,因为荣禄拥有兵权。慈禧那时候住在颐和园,把她围起来,给禁闭了,新派可以大展宏图了。“杀禄围园”这个就是乱法。康有为那一派要先发动政变,证据在哪里?杨天石在日本外交档案发现,毕永年的“诡谋直记”,透露动用他去进行政变。同时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因为“杀禄”就要靠袁世凯,而且光绪皇帝也见过他。谭嗣同见袁世凯的事情,这个完全无可怀疑。

东方历史评论:谭嗣同见袁世凯,史实很确定,虽然他们各自说了什么有争议。而“围园政变”这事很多人还是表示怀疑。

汪荣祖:这不是孤证。那个姓毕的日记记载,就是康有为找他要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证据,大家好像都不注意。就是梁启超有一封信给康有为,要他不要将密谋公开。有关类此资料由康有为的外甥罗荣邦带到海外,萧公权老师根据这些大量未刊稿写成英文名著《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o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一书。萧先生后来将这些资料给了台湾的近代史研究所,后来大陆也有了。里面有一封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说什么呢?辛亥革命之前慈禧死了,宣统的父亲醇亲王,就是光绪的弟弟。当时从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看,康有为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梁启超让他不要讲,这是非常坚强的证据。

康有为为什么要想把这个事讲出来?因为时过境迁,而且光绪跟慈禧都去世了。他当时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因为醇亲王已经把袁世凯赶回老家去了。其实这又是一个证据。关于袁世凯告密,现在很多大陆学者都觉得主要不是他告密,或者说袁世凯告密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慈禧已经确定以后才告密。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您怎么看呢?​

汪荣祖:我们研究历史,除了事据(证据),还有理据。你想想假如不是袁世凯告密,他怎么能够在政变之后如此飞黄腾达,慈禧那么信任他去训练新军?不可能。事后告密也得不到如此信任的。很显然,袁世凯告密然后才发动政变。当然告密不是直接告慈禧,他告诉荣禄,荣禄马上就会报告给慈禧太后了。

东方历史评论:这里插一个小问题,后来光绪帝早慈禧一天去世,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和袁世凯也有关系,您觉得呢?​

汪荣祖: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是慈禧干的。为什么?因为袁世凯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本领,可以跑到宫里去谋杀,袁世凯也不敢。为什么是慈禧?又跟“杀禄围园”有关,这个事情慈禧很生气。她想我4岁把你抱来,当做自己的儿子把你养大,你最后却要“围园”。所以慈禧太后政变之后极力要废除光绪。可是面临强大的中外压力,没有成功,只能心理怀恨,所以把他禁锢在瀛台。她在死前怕光绪翻案,所以先杀之,以免后患。

说到这还有一点,这种细节都围绕刚才我讲的结论。慈禧杀“六君子”完全不合清朝的规定。因为“六君子”之一(刘光地)很懂刑法,他做过刑官,觉得不会这样就斩了,因不合清朝的律法程序。为什么马上把他们杀掉?我的答案就是在审判时,怕把光绪拉进来。把那六人干掉了,就死无对证了。康有为要发动政变绝对得到光绪的首肯,不然也不敢这样。戊戌六君子六个人里有四个整天跟光绪在一起的。

戊戌六君子就义

东方历史评论:人们可以把“围园”说成政变的直接原因,不过整个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肯定不仅在此。人们对此判断很多,比如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满汉矛盾、康有为方面的过激等等。在您看来,该如何解释或理解这次变法的迅速失败?

汪荣祖:“杀禄围园”是一个导火线,“杀禄围园”是不成功的。告密以后,慈禧马上从颐和园回到宫里,掌握主动。我们看这件事情,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奥匈王子被杀被认为是大战打起来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导火线。原因很多,比如英国跟德国的海军竞争,还有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有了这些问题,点一根火柴就会爆发。所以戊戌政变的爆发就是“杀禄围园”,较长期酝酿的问题当然很多。

东方历史评论:说远一点,戊戌变法之前的洋务运动,以前很多人认为他们只能看到器物上的变化,看不到制度和文化,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比如马建忠这些人,其实很早已经和李鸿章讨论器物之外的变革,甚至看到了制度原因,可是他们无力着手政治改革。总体上,您对洋务或自强运动持何评价?​

汪荣祖:要说阻力的话,你要改这个既定制度,牵扯太广。洋务运动也是英法联军中国战败了以后,觉得武器不行才开始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为什么比较容易做?它等于是在旧体制上面加一些新的东西,有人说像个盲肠一样贴上去,不是整个部分的改变。所以康有为要改革体制,这是一大步。还有我们讲,这也不能完全怪当时的中国人或者清政府,你想想现在若有人要美国要改体制,这个太难了,思想宗教难度更大。

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最大的项目,甲午战败证明整个失败了,可是李鸿章、张之洞等在工商业上的建设都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都很成功,洋务运动对现代化还是有些贡献的。北洋失败不是兵舰不好,人的因素是最基本的。甲午战争结果最后是惨败的,可是也不像一般描述得那么不堪一击,但毕竟是全军覆灭。

东方历史评论:说到甲午,刚好今年也是明治维新150年。您是否做过比较,明治维新为什么获得成功,而试图仿效它的戊戌变法却告失败? ​

汪荣祖:鸦片战争比明治维新更早,日本为什么要明治维新?因为1853年美国舰队打开日本门户。可是鸦片战争1842年中国打败了,中国为什么不像明治维新那样呢?有几个原因。一是要看日本这个国家的地理形势,美国舰队到东京湾,在东京不要说官员,一般老百姓都会看到现代化的军舰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中国的鸦片战争在南方,开始远在广东那边,位于北京的朝廷没有直接的感觉,而且还有谎报军情之人;还有一点很重要,文化上日本自古以来吸取外来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佛教文化,可是中国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几乎没有文化采借的经验,较难改弦更张。

还有一点大家忽略的,日本虽然像中国一样闭关,可是它有个窗口,长崎港内的小岛上一直有荷兰人的据点在那里,经过那个窗口,17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已经传入日本好几百年。当时不是主流,可是到明治维新后西学就变成主流了。

东方历史评论: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已经有一些窗口,他们并不封闭,已经知道世界的信息,荷兰和中国上海是长崎重要来源。​

汪荣祖:因为荷兰那个时候是世界非常先进的国家,除了自然科学,文艺的都有。中国其实利玛窦来华也是一个机会,不幸因礼仪之争,中断了200年。         

东方历史评论:不过即使没有“围园”,戊戌变法能按照康有为线路走下去吗?记得您原来总结过一些戊戌失败因素,也包括康有为,您认为他的想法太多,不少是情绪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成熟思想。​

汪荣祖:我觉得戊戌失败的原因很多,所以以失败告终。有一些比较保守派的人士,不一定是守旧派,他们有一种看法,包括陈寅恪父亲(陈三立)那一辈的人,就是说假如由张之洞来主导,这事成功的机会可能很大。为什么?张之洞有经验。我们讲历史有很多时空的巧合。本来张之洞要去北京,正好因为跟外国之间有矛盾,他没有去。而且那个杨锐就是他的人,他的弟子。

张之洞

张之洞有实际经验,他跟慈禧太后关系也比较好。而且他已经在湖北搞新政了。康有为一开始也不是很激烈的一个人,他也是骑上虎背下不来。到最后光绪都传信息出来,说他可能皇位不保。到这种紧急的时候,当然要采取断然的激烈手段。

假如说“杀禄围园”成功,我想这个变法绝对会继续下去,因为当时没有人可以阻挡光绪皇帝的帝王大权。所以康有为一再讲中国皇帝有这种权威。皇帝说了一话,大家会雷厉风行。假如继续下去,至少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个事不会发生,用不到八国联军以后再搞新政,已经太晚了。

东方历史评论:我们知道您对张之洞也有深入研究,张事实上也是戊戌变法的推动力量之一。但不久他和康梁划出一条界限,有人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投机,有人则认为他和康有为从始至终存在矛盾。​

汪荣祖:康有为跟张之洞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矛盾,因为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天然的仇恨或者利益冲突。那时候康有为搞强学会,张之洞还捐钱。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凡是当时尊儒者都不能接受,不单是张之洞,陈宝箴等还有很多人也是。儒家跟政治不牵涉的人也都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这就讲到康有为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要变法,势单力孤。他不单要使光绪恢复皇帝力量,还要把孔子拉进来变法。

《新学伪经考》

除了这个以外,《新学伪经考》把古文经说成假的,在学术上绝对站不住脚的,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为了变法。因为旧制都是古文,你把古文推翻了,就可推翻古制。今文跟古文的差别,最简单的来讲,古文是比较历史的,比较实在的。今文比较哲学的,可以发挥的。

东方历史评论:今文、古文之争历史上一直存在,为什么到了康有为手里,释放出如此大的势能?其中原因何在?

汪荣祖:今古文之争,主要是在汉代。到了汉末的时候古文就起来,可是到了清初的时候,今文有复苏的现象。那个扬州学派、泰州学派都是这样。后来到康有为时代有一个廖平,有很多人说康有为抄袭廖平,我觉得至少康有为受到廖平的启发。不过廖平就光弄学术那套,可是康有为把它用来作为政治的计划。所以康有为不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硬把它当做政治工具,目的就是要从学理上变法。

我觉得,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我曾经在香港有一篇文章讲到,他打开了洪水的闸门。他想从中国思想的根本来改革,等于打开了洪水的闸门。

我不相信康有为有意要摧毁儒家,可是他对儒家是很伤害的。因为你怀疑了古文,今文也很容易被怀疑。那就整个孔子学术就会被怀疑掉了。

东方历史评论:康梁办《中外纪闻》以及《时务报》,这是之后的事。《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并没有借助大众媒体传播。产生这么大的威力是因为它们确实契合了当年的改革需求吗?还是其他社会心理?

汪荣祖:他这个影响是起了反效果。康有为本来要用两本书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结果是反效果,为什么是反效果?因为那些士大夫都受到了儒家的影响。他们不能接受康的说法。一般老百姓当然不相干了,他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可是读书人不行,除了康梁自己的一批学生之外,大部分的士大夫都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不能接受。连严复和康梁都要保持一点距离。所以他们最后是比较少数的一群士人。

东方历史评论:说到晚清儒家士大夫、读书人,我想请您聊聊“中体西用”。张之洞《劝学篇》在1898年影响很大,至少代表稳健的改革派或者说体制内开明官员的一些变革构想。“中体西用”或体用之争从晚清到今天,似乎还是中国知识分子心里的一个重要情结,就是如何把中西方有效而得体地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很难解,像列文森说得那样,是个进退两难的智力问题,您怎么评价?

汪荣祖:这个问题很好,“体用”这个概念是个很老的概念。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洋洋洒洒写了很多,最后一个总结的精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家把整本书里提炼两句话拿出来做口号,就说张之洞的“体用说”不通,大家都批评他,把《劝学篇》的内容简化了。

很多批评说“中体西用”等于是牛头马体,完全扭曲了。因为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还有一篇很重要,叫“循序”。他说你要接受西学,先要有中学的根底,就是这个意思。假如说中体去掉了,现在很多在美国的小孩不读中文,他从小就读英文,其实就是一个洋人。张之洞要“循序”,西学先有中学的地基,是这样的意思。

张之洞《劝学篇》

还有一点,当时没有涉及到,后来则越看越明白。是什么?这牵扯到整个中国学者对西洋学术的大问题。因为我对史学比较熟悉,从史学来讲,1902年梁启超写《新史学》,你看他的内容完全倒向西方,他全部否定中国史学。他的一句话:中国历史是帝王家谱,所以他要国民的历史,就是西方的 national history。他一再接受西方学说之后,就要跟着西方走。但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也跟“体用”有关。什么问题?就是西方的核心思维是两分法——物质和精神一分为二。受到这个影响,中国人看中国的思想,也用“两分法”几乎永远是错误的,例如阴与阳,好像很明显的是两分,阴跟阳对立。其实中国的概念,阴阳不是对立,不是两分的,而是互补的。那个符号也是一个,不是一刀切的。其实儒家思维也是一体的两面,例如尊德性与道问学不能偏废的。所以“体用”也是一样,也是一体的两面。用西方的两分法一分开,就觉得说不通了。

到现在为止,所有用“两分法”来解释中国的学说思想,至少大部分都是错误的。说到这个,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可能你也注意到最近我在批评“新清史”。自然科学跟人文科学之间有根本差别。差别在哪里?一个是有主体性,一个是没有主体性。所谓主体性,英文叫做Subjectivity。这个不是中国的概念,是西方人的概念。西方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有主体性的。从18世纪的vico(维科),他写了一本《新科学》,提出一个是心智的世界,另一个是自然世界,比如说自然科学这些东西,没有价值观念,没有历史文化观念。科学这个东西是自然科学。可以从一个社会很容易到另外一个有理性的社会。比如说物理学,各国、各文化学的、用的都是同样的物理学。

可是人文社会科学却不是普及的。因为有Subjectivity,有主体性,为什么有主体性?因为有文化背景跟价值判断的差异。所以假如说你把这个文化价值判断跟文化背景都抛弃了,那你丧失了主体性和话语权。“新清史”他们做这些研究,最关键的理论牵涉非常严重。所以我会出来批评。“新清史”说清朝不是中国。为什么不是中国?他说是中亚帝国,中国是东亚帝国的一部分。然后又说满族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他把中国人等同汉人。像这种很关键的问题,我当然要批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用西方的主体性来看中国,而不允许中国有主体性,所以常常发生所谓双重标准。因为在美国,黑人、白人都是美国人。为什么在中国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现在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没有了,连日本也有一些少数民族。

东方历史评论:张之洞这个人大家都觉得很厉害,您觉得他的缺点是什么? 

汪荣祖:因为他是一个实干的人物,他做了很多新的事情。他的缺点最主要的还是脱不了中国传统思想。所以他看到康有为”扭曲”儒家思想就受不了,就反对。他本来赞成康有为的,后来却极力反对。

你想连陈寅恪到了民国以后很难脱离儒家伦理。他带学生到他家里,他父亲在,学生能坐,他站着,他不能坐。这种儒家到规范他们这一代还有,现在没有了。五四以后连文言都断掉了,不要说传统儒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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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访谈】汪荣祖: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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