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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终于开始讲述关于性工作者的真相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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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终于开始讲述关于性工作者的真相了吗?

在男性作家靠自己的幻想描写女性性工作者数个世纪后,女性作者开始将性工作者塑造得更立体化,开始探索塑造了她们的写作的社会结构,开始给女性角色赋予丰富的内在。

雷切尔·库许纳 图片来源:Ricardo DeAratanha/LA Times via Getty Images

雷切尔·库许纳(Rachel Kushner)的新小说名为《火星房间》(The Mars Room),书名取自女主角罗米·哈尔工作的脱衣舞酒吧。但实际上,小说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罗米被关押的监狱里。“火星房间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直到你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家二流或普通的脱衣舞酒吧,”罗米告诉我们,“而是最糟糕、最臭名昭著、最贪婪、最像马戏团的地方。”火星房间藏在旧金山地下,是一个隐秘的极端存在。在小说的框架下,《火星房间》呈现了一种破坏性的声音。罗米是一个美国女性,一个脱衣舞女,一个在911时代工作的单身母亲。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带领读者们了解了性产业和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现实。在最近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中,库许纳的这部新作品标志着关于性工作者的小说终于脱离了桎梏。

自作家和性工作者这两种职业出现起,作家就已经开始对性工作者的工作着迷了。半神圣半堕落的“娼妓”(harlot)大部分出自男作家之手,从莎士比亚开始,到笛福、巴尔扎克、雨果、左拉,都写过相关题材的作品。20世纪,史坦贝克、凯鲁亚克和略萨都写过“妓院”(brothel)的故事,妓女在其中依然带着预言的意味。上世纪80和90年代,大多数关于性工作者的著名小说仍然出自男作家之手:J·G·山多姆(JG Sandom)、威廉·T·福尔曼(William T Vollman)、卡尔·海森(Carl Hiaasen)和阿瑟·戈尔登(Arthur Golden)等。直到21世纪初期,才开始有女作家撰写的同类型小说问世,如艾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的《荡妇》(Slammerkin)、米凯莱·罗伯茨(Michele Roberts)的《沃尔沃思美人》(The Walworth Beauty)。但这类作品主题大多是基于过去的历史小说,仍在逃避当代性产业的现实。尽管历史上的大部分性工作者都是女性,但她们的故事却很少在文学中得到呈现。

上文是对几百年文学发展史的简短回顾,但已足够说明发展的趋势。有的小说讲历史上的妓女,她的生活是灰色的基调,并以怀旧和悲剧的笔调讲述出来。犯罪小说中的男性进行着毒品交易,而妓女和脱衣舞女仅仅是在背景中出卖着身体、跳着大腿舞,也许还会出现在停尸房里。由高尚的男性所写的严肃文学卖弄着自以为是的表述,比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曾这样描写一位妓女:“她的‘尾巴’和‘裂开的蜜瓜’像黑猩猩一样抖动。”更糟糕的是,许多由男性写作的文学小说的确做了很多“研究”,但他们却成了库许纳书中罗米·哈尔所说的那种客户:“他们相信,这些女孩之所以选择了廉价钻石和细高跟鞋,因为她们只配得上这样的装扮。”

女作家关于性产业的写作大多是通过传记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如《科莱特》(Colette)和《白日美人》(Belle de Jour)。但最近几年,女性小说家开始探索当代性产业的现实情况,把性工作者作为故事的中心,也不会把她们当作客户的附属品来对待。凯瑟琳·福(Katherine Faw)的小说《超亮》(Ultraluminous)深刻描绘了妓女兼商业女性K的故事。莱奥波迪内·科尔(Leopoldine Core)短篇小说集《被观看》(When Watched)中有一篇故事名为《悲伤的猪》(Hog for Sorrow),故事中露西和基特为一家古董店工作,被剥夺自由的女性不得不卖身的叙事情节终于被推翻了。“所有的人无非是想喝得酩酊大醉和别人上床,”基特解释,她从大学退学只是因为无聊,“上学和做妓女没什么区别,上学还没有工资,她是这么认为的。”

凯瑟琳·德纳芙(左)在电影版《白日美人》中

库许纳和以上这些作品带来了另一种趋势:小说开始将性工作者塑造得更立体化,开始探索塑造了她们写作内容的社会结构,开始给女性角色赋予丰富的内在。这些作者通过小说达到了纪实报告无法做到的事情:她们笔下故事中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真实,因为作者和角色之间不存在距离。我们了解了这些女性完整的故事,她们和我们之间既没有自卫的防备,也没有与记者的距离,她们也不会在作品中夹杂任何无依据的幻想。“钱就是钱,”罗米在回忆一位讨厌的常客时说,“但我还是坐在他大腿上,只为了掏空他的钱包。如果他没钱了,他可能会去火星房间大厅的取款机取钱。就算他不去取钱,第二天也会回来的。”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大部分作家写作时都会进行调研,或许会让他们自己浸入那个环境中去体验。但关于性工作者的小说似乎并不是这样,毕竟你不能回到18世纪的妓院。而且,去一次脱衣舞酒吧和“实地调查”的界限在哪里?无论作者是男是女,如果他们声称自己对性别和性的了解足够真实地描绘出性工作者这样一个角色的复杂心理,最后呈现出的作品只会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都市传说。童书作家、前性工作者朱尼珀·菲茨杰拉德(Juniper Fitzgerald)提到“Tits and Sass”网站对史多美·丹尼尔(Stormy Daniels,艳星,自曝曾和特朗普发生关系,并收到特朗普团队13万美元的封口费——译者注)的各种评论时,她说,“人们一方面说丹尼尔是个无脑的婊子,一方面觉得她是个救星,这很有意思。在美国文化里,我们希望性工作者藏在没人看到的角落,而左派和右派对性工作者的看法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许看不到这两种想法互相妥协,但近期出版的这些小说正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主流小说中早就该出现对性工作者的真实描绘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她们描绘的性产业仍然是异性恋主导的。在《火星房间》中,对性、约炮和性别认同的探讨都发生在监狱里,在监狱之外,这种多样性反而是不存在的。凯瑟琳·福的小说中提到“女同性恋折扣”,莱奥波迪内·科尔中的女同幻想只是为了满足性工作者的同性欲望。这很难不给人留下一种对现实的描绘仍不够全面的感觉。不过,文学的发展一直是缓慢的,谁知道我们十年后会读到什么样的作品呢?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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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Is the truth of sex work finally being told in fiction?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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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终于开始讲述关于性工作者的真相了吗?

在男性作家靠自己的幻想描写女性性工作者数个世纪后,女性作者开始将性工作者塑造得更立体化,开始探索塑造了她们的写作的社会结构,开始给女性角色赋予丰富的内在。

雷切尔·库许纳 图片来源:Ricardo DeAratanha/LA Times via Getty Images

雷切尔·库许纳(Rachel Kushner)的新小说名为《火星房间》(The Mars Room),书名取自女主角罗米·哈尔工作的脱衣舞酒吧。但实际上,小说中的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罗米被关押的监狱里。“火星房间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直到你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家二流或普通的脱衣舞酒吧,”罗米告诉我们,“而是最糟糕、最臭名昭著、最贪婪、最像马戏团的地方。”火星房间藏在旧金山地下,是一个隐秘的极端存在。在小说的框架下,《火星房间》呈现了一种破坏性的声音。罗米是一个美国女性,一个脱衣舞女,一个在911时代工作的单身母亲。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带领读者们了解了性产业和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现实。在最近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中,库许纳的这部新作品标志着关于性工作者的小说终于脱离了桎梏。

自作家和性工作者这两种职业出现起,作家就已经开始对性工作者的工作着迷了。半神圣半堕落的“娼妓”(harlot)大部分出自男作家之手,从莎士比亚开始,到笛福、巴尔扎克、雨果、左拉,都写过相关题材的作品。20世纪,史坦贝克、凯鲁亚克和略萨都写过“妓院”(brothel)的故事,妓女在其中依然带着预言的意味。上世纪80和90年代,大多数关于性工作者的著名小说仍然出自男作家之手:J·G·山多姆(JG Sandom)、威廉·T·福尔曼(William T Vollman)、卡尔·海森(Carl Hiaasen)和阿瑟·戈尔登(Arthur Golden)等。直到21世纪初期,才开始有女作家撰写的同类型小说问世,如艾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的《荡妇》(Slammerkin)、米凯莱·罗伯茨(Michele Roberts)的《沃尔沃思美人》(The Walworth Beauty)。但这类作品主题大多是基于过去的历史小说,仍在逃避当代性产业的现实。尽管历史上的大部分性工作者都是女性,但她们的故事却很少在文学中得到呈现。

上文是对几百年文学发展史的简短回顾,但已足够说明发展的趋势。有的小说讲历史上的妓女,她的生活是灰色的基调,并以怀旧和悲剧的笔调讲述出来。犯罪小说中的男性进行着毒品交易,而妓女和脱衣舞女仅仅是在背景中出卖着身体、跳着大腿舞,也许还会出现在停尸房里。由高尚的男性所写的严肃文学卖弄着自以为是的表述,比如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曾这样描写一位妓女:“她的‘尾巴’和‘裂开的蜜瓜’像黑猩猩一样抖动。”更糟糕的是,许多由男性写作的文学小说的确做了很多“研究”,但他们却成了库许纳书中罗米·哈尔所说的那种客户:“他们相信,这些女孩之所以选择了廉价钻石和细高跟鞋,因为她们只配得上这样的装扮。”

女作家关于性产业的写作大多是通过传记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如《科莱特》(Colette)和《白日美人》(Belle de Jour)。但最近几年,女性小说家开始探索当代性产业的现实情况,把性工作者作为故事的中心,也不会把她们当作客户的附属品来对待。凯瑟琳·福(Katherine Faw)的小说《超亮》(Ultraluminous)深刻描绘了妓女兼商业女性K的故事。莱奥波迪内·科尔(Leopoldine Core)短篇小说集《被观看》(When Watched)中有一篇故事名为《悲伤的猪》(Hog for Sorrow),故事中露西和基特为一家古董店工作,被剥夺自由的女性不得不卖身的叙事情节终于被推翻了。“所有的人无非是想喝得酩酊大醉和别人上床,”基特解释,她从大学退学只是因为无聊,“上学和做妓女没什么区别,上学还没有工资,她是这么认为的。”

凯瑟琳·德纳芙(左)在电影版《白日美人》中

库许纳和以上这些作品带来了另一种趋势:小说开始将性工作者塑造得更立体化,开始探索塑造了她们写作内容的社会结构,开始给女性角色赋予丰富的内在。这些作者通过小说达到了纪实报告无法做到的事情:她们笔下故事中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真实,因为作者和角色之间不存在距离。我们了解了这些女性完整的故事,她们和我们之间既没有自卫的防备,也没有与记者的距离,她们也不会在作品中夹杂任何无依据的幻想。“钱就是钱,”罗米在回忆一位讨厌的常客时说,“但我还是坐在他大腿上,只为了掏空他的钱包。如果他没钱了,他可能会去火星房间大厅的取款机取钱。就算他不去取钱,第二天也会回来的。”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大部分作家写作时都会进行调研,或许会让他们自己浸入那个环境中去体验。但关于性工作者的小说似乎并不是这样,毕竟你不能回到18世纪的妓院。而且,去一次脱衣舞酒吧和“实地调查”的界限在哪里?无论作者是男是女,如果他们声称自己对性别和性的了解足够真实地描绘出性工作者这样一个角色的复杂心理,最后呈现出的作品只会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的都市传说。童书作家、前性工作者朱尼珀·菲茨杰拉德(Juniper Fitzgerald)提到“Tits and Sass”网站对史多美·丹尼尔(Stormy Daniels,艳星,自曝曾和特朗普发生关系,并收到特朗普团队13万美元的封口费——译者注)的各种评论时,她说,“人们一方面说丹尼尔是个无脑的婊子,一方面觉得她是个救星,这很有意思。在美国文化里,我们希望性工作者藏在没人看到的角落,而左派和右派对性工作者的看法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许看不到这两种想法互相妥协,但近期出版的这些小说正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主流小说中早就该出现对性工作者的真实描绘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她们描绘的性产业仍然是异性恋主导的。在《火星房间》中,对性、约炮和性别认同的探讨都发生在监狱里,在监狱之外,这种多样性反而是不存在的。凯瑟琳·福的小说中提到“女同性恋折扣”,莱奥波迪内·科尔中的女同幻想只是为了满足性工作者的同性欲望。这很难不给人留下一种对现实的描绘仍不够全面的感觉。不过,文学的发展一直是缓慢的,谁知道我们十年后会读到什么样的作品呢?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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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Is the truth of sex work finally being told in fiction?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