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一个清晨，中年律师小林良正（Yoshimasa Obayashi）听到电话响了一两声，他摁下了通话键。电话来自一个陌生人，他告诉小林他害怕自己会因工作累死。在日本，这种现象被称为Karōshi，即过劳死，指长时间工作带来压力和疲劳最终导致心脏病、自杀和其它健康问题。

1988年，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巅峰期，一些医生和劳工律师开通了日本国内第一个针对过劳死的电话热线。他们把电话号码印在小册子上分发，后来也在网上公布，给可能有此类危险的上班族提供免费咨询。上班族会给这些志愿者医生打电话，而他们的家人也会在其过劳离世后向律师寻求与赔偿问题相关的帮助。

2000年夏天，日本公司纷纷破产，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上班族致电这一热线。那时，日本政府称每年仅有100至200人过劳死。但“过劳死受害者国家辩护团”的律师川人弘告诉我，他对这一数字不买账。他认为，由于雇主对此类事情保密，以及政府当时对过劳死的定义过窄——比如，如果某人在离世前一个月的加班时间不超过100小时，则不会被认定为过劳死——日本每年过劳死的真正人数可能高达一万人（如今日本政府降低了认定过劳死的工作时长）。

过劳死经常见诸报端，数百万的年轻上班族——很多人是被大公司录用的大学毕业生——决定远离这种致命的公司文化，转而做自由职业或者兼职，选择更轻松的生活方式。这看起来像是预防过劳死。的确，直到2008年前后，日本拨打防止过劳死热线的几乎都是全职工薪族（一个例外是，当年一个年轻的餐厅员工一个月里加班140小时后自杀）。

小林律师认为，如今兼职工作者过劳死的几率正在增大。近年来，日企更愿意选择灵活的招聘制度，也就是雇佣工资更低、保障更少的工作者，这些工作者因此容易免费加班，而且还不得不找多份工作。自2015年起，日本有两份或两份以上工作的人数增长了近30%。“如今的兼职工作者没法像过去那样轻松了。”小林告诉我。

日本政府如今将每周工作60个小时或以上的人视为有过劳死风险，但是没有公布有多份工作的兼职者的工作时长。为了更好地了解此事，我在七月份拜访了伊藤麻美（Asami Ito），她是Lancers公司的社区经理。Lancers是给日本自由工作者和企业搭桥的一个众包公司。根据Lancers的调查，大约450万日本人有两份工作，除了在主业上加班外，他们每周还要在副业上工作6至14小时，有些人甚至多工作30至40小时。“我们雇佣了更多‘平行工作者’，”伊藤说，“平行工作者”是Lancers对拥有不止一份工作的全职上班族的称呼。她还说，根据Lancers的研究，到2027年，日本大多数劳动者将是自由职业者。

日本劳动者需要做好几份兼职来维持生计，这让人吃惊，毕竟日本生育率低，40年来劳动力市场都是供不应求——工作机会和求职者比例为1.6:1。餐饮行业劳动力短缺，导致麦当劳最近花费巨资做广告吸引家庭主妇和退休老人在生意繁忙的时候帮忙。连锁便利店雇佣了更多外国人，而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也越来越转向自动化生产。但是涨工资却不在公司的策略之中。

一个原因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标志性的财政政策，即“安倍经济学”。这一政策的一个策略是使用货币政策使日元贬值，从而降低出口价格，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利润也因此增加。理论上，企业的高利润会带来工资增长，从而刺激消费。但实际上，日本企业紧紧攥着“安倍经济学”下获得的收益。过去六年的每个春季，在年度的“春斗”（shuntō，即每年春季日本工会和雇主间谈判工资的行为，通常是工会要求涨工资——译者注）中，日本主要企业的负责人几乎都寸步不让。上班族只好存下仅有的钱，不敢花费。同时，尽管日元贬值使日企增加了出口，但也导致进口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升高，削弱了本已日渐困窘的日本家庭的购买力。整体上，要达到20年前的工资水平，上班族需要多工作11%的时长，有些甚至还是免费加班。而表面上的薪资增长也没有带来多少安慰：六月份，政府数据显示计入通胀后的工资增长速度为1997年以来最快，然而那主要是因为发放了一次性的夏季补助。

近年来，日本有多起过劳死事件引人关注：2013年，日本国家电视台一位31岁的记者在一个月加班159小时后因心力衰竭去世，引发立法者通过法律来呼吁对过劳死的关注。2015年，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电通（Dentsu）的一名24岁的年轻雇员在类似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过劳死从日本的“终身职业”体系蔓延至兼职工作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的法律修订有关。明年有一项预防过劳死的措施将会生效，该措施将正常月份的加班时长限定在45小时以内，但同时也允许在繁忙的月份加班100小时。根据Lancers的数据，很多依赖加班费生活的上班族只好去找第二份工作。另外，上班族原本需要获得主业公司的同意才可以从事第二份工作，但日本厚生劳动省最近为了增加就业流动性废除了这一规定，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上班族从事副业。

小林润有三份服务业工作，经常每周工作长达70小时，算是日本新劳工阶级的“非自愿先驱”。我在六月底一个潮热的下午和他碰面，趁着他上午和晚上的工作间隙——但他差点没赶上地铁通勤。我们在东京中心区密布的地铁隧道间横冲直撞，我问他是否被雇主逼迫长时间工作。他回答说：“他们确实需要我。但是如果我不工作这么长，我就生活不下去了。”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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