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于所谓“中产阶级”有着大量研究和明确的界定标准，但在文化领域，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模糊的身份概念。近年来频繁在社交媒体刷屏的中产焦虑，也折射了这一身份在中国社会中所凝聚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关涉财产与自由、地位与权力、话语权与安全感等等。

在文学领域，现代化进程里的城市焦虑与中产故事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表达。在文学评论家李陀看来，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家所处的时代，并非其国家工业化的顶峰，但他们都选择将城市作为写作的重心，相比之下，中国城市题材文学远不如农村题材繁荣；另一方面，诸如郭敬明等都市小说写作者对城市有一种“充满了感情的热爱”，这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对城市的表达是截然不同的。李陀认为，城市的发展给人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出现在尚未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经历着剧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当下中国，这些问题也正变得越来越具体和严重。

面对巨变中的城市，文学应该怎么做？“如果仅仅是反映城市化中的问题，新闻报道已经足够了，”李陀说道，“要想干预社会现实的话，我们的小说就要写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写这些有没有意义？有，但问题是它和新闻媒体是平行的，而文学应该高于这些……只有文学，能够把城市化过程中非常严重的、普遍的问题给予文学方式的透视和分析，来帮助我们认识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陀生于1939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九十年代和陈燕谷共同主编以“新学人、新学术、新思想”为目标的《视界》，长期以来一直以文艺评论家和编辑的身份活跃在文学界。日前出版的新作《无名指》是他暌违文学创作多年之后的都市速写，也是这位79岁作家的首部长篇小说。

日前，在上海书展上，中信出版·大方和思南文学之家主办了一场以“城与人：探索一张新的城市地图”为主题的对谈，李陀与作家金宇澄和毛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一起，共同探讨了《无名指》的创作和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文学该如何在反映城市化问题的基础之上高于现实、进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无名指》是李陀给出的一个答案。但他同时也坦言，“好的文学会通过日常生活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无名指》不如金宇澄的《繁花》。”

想写的是城市新人“那种假作深刻的浅薄”

《无名指》讲述的是拥有知识精英身份、在北京从事心理医生职业的杨博奇的故事，他在进行心理治疗期间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在目睹各类社会角色矛盾困苦的同时，自己的生活也经历了剧烈动荡。尽管他本人是一位有着富足物质生活的知识分子，但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现实景象面前，杨博奇的内心也日渐无处安放。小说中那些外表光鲜亮丽、内心充满矛盾的角色，正是李陀想要描写的城市化“新人”。

作为同样写城市中人的长篇当代小说，《无名指》自然被拿来与金宇澄的《繁花》进行对比。在李陀看来，现在的小说真正写好日常生活、重视日常生活的并不多，而日常生活对于文学写作非常重要，“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细腻冲突、新的道德问题、自我难以认识的感情变化等等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好的文学会通过日常生活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无名指》不如《繁花》。”他认为，《繁花》对城市人日常的刻画之所以细腻深入，是因为金宇澄写的是多年来在上海成长起来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图景在写作上可以非常扎实，而《无名指》写的是城市化当中出现的“新人”，这一群人在文学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不像《繁花》里的人生活得那么结实”——《繁花》里的人有市民特征，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有信心；《无名指》里的城市中产知识分子没有这个信心，“他们享受了今天消费主义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物质生活，但精神上其实都是苍白的，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很充实；他们本应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是更沉重的，不是轻飘飘的，但他们不自觉。”

借助此处“沉重”的社会角色与“轻飘飘”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李陀想说明的是，这群知识分子正是未来城市的主体，他们理应引导社会发展和时代变更，创造新的三观和新的价值。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却面临着某种分散而消极的精神困境。

鉴于李陀对先锋文学的贡献以及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渊源，毛尖在现场称他为“陀爷”。在毛尖看来，《繁花》的故事要更胜《无名指》一筹，但“陀爷”的《无名指》有着更大的历史野心，“《繁花》中的人物是走在地板上的，《无名指》的人物则有一种离地半寸的浮游感。”李陀回应说，《无名指》之所以显得不那么脚踏实地，是因为这正是他对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看法，他们是没有根的，他想要表达的恰恰就是这种没有根的特质，“有人批评我的小说没有正面人物、人都不深刻，他不是正面人物我怎么写成正面人物？他根本不深刻我怎么把他写得深刻？我想写的正是他们那种假作深刻的浅薄。”

实验性在于“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

罗岗在阅读了《无名指》之后认为，这部小说中角色的理念性和符号性过强，没有采取复杂化的处理，人物的转变可能缺少完整的逻辑。对此李陀的解释是，每一个人的转变都是无数细节组成的，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人物的转变看起来就会没有根据，包括眼神、手势、说话的语气、停顿等等。“读《无名指》，要想从传统小说的情节来解释人物的逻辑是很困难的。人物是要在细节里刻画的，而不是靠情节或故事。”

不少读者提出《无名指》读起来不够流畅，李陀此前在一些采访中也表达了《无名指》写作中的实验性。在刊于《收获》的《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一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新写作方式的由来、目的、遇到的困难等等。《创作谈》一文主张，这种写作的实验性在于“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首先要“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把塑造人物重新放在写作的中心；减少象征、意象、隐喻、反讽等美学元素的运用，把写实的要素放在写作的中心位置；并且降低对心理描写的依赖，继承中国小说的写作习惯，特别是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作里展示的榜样，把对话当做小说写作的最主要的手段。

“今天写‘活’人，特别是当代人，恐怕难免有某种实验性，写作实验是难免的，”李陀说，他这种“反向”的写作意在突破现有的框架，从历史经验中挖掘灵感，“这个‘反向’并不是倒退，也绝不是在写作上复古——如果说复古，那和文化史上多次发生的‘复古’一样，从‘古’寻找资源和灵感，不过是为前进找到新的支点，为一次新的跳跃找到更合适的踏板。”

在这番写作实验中，他坦言自己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创作谈》中李陀提到，本以为学古人写人物很容易，实际上十分不易。“回到十九世纪，有老样子摆在那里，不会太难吧？可事实完全相反，太难了，真写起来，不要说把一个人写‘活’到黛玉、宝钗那个层面，就是写‘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人物，比如司琪、小红那个级别，原来也是那么难！“

除了实验性之外，他在对谈活动中还提到了新作“不好读”的另一重可能原因。他说，因自己在创作中极力避免商业倾向，也使得《无名指》的故事性更弱，降低了可读性。“可能我做的不对，我老怕我一写故事就沦落到商业小说里面去，所以就拼命地躲故事，可能我躲得过多了，”李陀说。

对中产知识分子不满，但“新人”仍值得期待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社会变革、思想变化、意识形态变更，都是由知识分子开端的。”这是李陀对于作为中产的城市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对当下中产阶级感到不满的症结所在，“《无名指》中的角色是有知识、正直的人群，在未来将是城市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说，“但他们没有在社会变革上承担使命和责任感，而是去追寻虚无缥缈的生活品质和心灵慰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面临的困难是什么？李陀认为，困难在于寻找一个能给他们启蒙的人，一部分人在此过程中可能投入到了佛教等思想当中。

他的《无名指》没有写到中国社会中那部分很激进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与他笔下故事里的城市中产十分不同。“这批青年人没有我这部小说里的困惑，他们试图自我启蒙以及启蒙他人，我希望有人写这个。”

尽管对于知识分子有很多不满，李陀认为“新人”仍是值得期待的。他发现如今舆论热衷于贬低文艺青年，觉得这种贬低并不可取，“中国有如此多的文艺青年是值得欣慰的，他们是‘新人’里特别有活力的群体，”但他们的问题是“把波德莱尔的诗与一杯咖啡等同起来，缺少觉悟和反省”。虽然这些“自我启蒙”的年轻人并非《无名指》所描绘的中产阶级，但这群人也是值得学术研究和文学关注的新现象，当他们成为城市中坚力量时，也许意味着未来城市人群全新的自我精神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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