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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展】李陀:城市中产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本是沉重的 可他们不自觉

城市中产知识分子“没有在社会变革上承担使命和责任感,而是去追寻虚无缥缈的生活品质和心灵慰藉”,李陀借新作《无名指》表达了他的不满。

李陀在新书对谈活动上。图片来源:上海国际文学周

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于所谓“中产阶级”有着大量研究和明确的界定标准,但在文化领域,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模糊的身份概念。近年来频繁在社交媒体刷屏的中产焦虑,也折射了这一身份在中国社会中所凝聚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关涉财产与自由、地位与权力、话语权与安全感等等。

在文学领域,现代化进程里的城市焦虑与中产故事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表达。在文学评论家李陀看来,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家所处的时代,并非其国家工业化的顶峰,但他们都选择将城市作为写作的重心,相比之下,中国城市题材文学远不如农村题材繁荣;另一方面,诸如郭敬明等都市小说写作者对城市有一种“充满了感情的热爱”,这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对城市的表达是截然不同的。李陀认为,城市的发展给人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出现在尚未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经历着剧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当下中国,这些问题也正变得越来越具体和严重。

面对巨变中的城市,文学应该怎么做?“如果仅仅是反映城市化中的问题,新闻报道已经足够了,”李陀说道,“要想干预社会现实的话,我们的小说就要写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写这些有没有意义?有,但问题是它和新闻媒体是平行的,而文学应该高于这些……只有文学,能够把城市化过程中非常严重的、普遍的问题给予文学方式的透视和分析,来帮助我们认识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陀生于1939年,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九十年代和陈燕谷共同主编以“新学人、新学术、新思想”为目标的《视界》,长期以来一直以文艺评论家和编辑的身份活跃在文学界。日前出版的新作《无名指》是他暌违文学创作多年之后的都市速写,也是这位79岁作家的首部长篇小说。

日前,在上海书展上,中信出版·大方和思南文学之家主办了一场以“城与人:探索一张新的城市地图”为主题的对谈,李陀与作家金宇澄和毛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一起,共同探讨了《无名指》的创作和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文学该如何在反映城市化问题的基础之上高于现实、进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无名指》是李陀给出的一个答案。但他同时也坦言,“好的文学会通过日常生活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无名指》不如金宇澄的《繁花》。”

《无名指》
李陀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8

想写的是城市新人“那种假作深刻的浅薄”

《无名指》讲述的是拥有知识精英身份、在北京从事心理医生职业的杨博奇的故事,他在进行心理治疗期间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在目睹各类社会角色矛盾困苦的同时,自己的生活也经历了剧烈动荡。尽管他本人是一位有着富足物质生活的知识分子,但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现实景象面前,杨博奇的内心也日渐无处安放。小说中那些外表光鲜亮丽、内心充满矛盾的角色,正是李陀想要描写的城市化“新人”。

作为同样写城市中人的长篇当代小说,《无名指》自然被拿来与金宇澄的《繁花》进行对比。在李陀看来,现在的小说真正写好日常生活、重视日常生活的并不多,而日常生活对于文学写作非常重要,“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细腻冲突、新的道德问题、自我难以认识的感情变化等等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好的文学会通过日常生活进入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无名指》不如《繁花》。”他认为,《繁花》对城市人日常的刻画之所以细腻深入,是因为金宇澄写的是多年来在上海成长起来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图景在写作上可以非常扎实,而《无名指》写的是城市化当中出现的“新人”,这一群人在文学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不像《繁花》里的人生活得那么结实”——《繁花》里的人有市民特征,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有信心;《无名指》里的城市中产知识分子没有这个信心,“他们享受了今天消费主义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物质生活,但精神上其实都是苍白的,尽管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很充实;他们本应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是更沉重的,不是轻飘飘的,但他们不自觉。”

借助此处“沉重”的社会角色与“轻飘飘”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李陀想说明的是,这群知识分子正是未来城市的主体,他们理应引导社会发展和时代变更,创造新的三观和新的价值。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却面临着某种分散而消极的精神困境。

鉴于李陀对先锋文学的贡献以及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渊源,毛尖在现场称他为“陀爷”。在毛尖看来,《繁花》的故事要更胜《无名指》一筹,但“陀爷”的《无名指》有着更大的历史野心,“《繁花》中的人物是走在地板上的,《无名指》的人物则有一种离地半寸的浮游感。”李陀回应说,《无名指》之所以显得不那么脚踏实地,是因为这正是他对于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看法,他们是没有根的,他想要表达的恰恰就是这种没有根的特质,“有人批评我的小说没有正面人物、人都不深刻,他不是正面人物我怎么写成正面人物?他根本不深刻我怎么把他写得深刻?我想写的正是他们那种假作深刻的浅薄。”

《繁花》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06

实验性在于“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

罗岗在阅读了《无名指》之后认为,这部小说中角色的理念性和符号性过强,没有采取复杂化的处理,人物的转变可能缺少完整的逻辑。对此李陀的解释是,每一个人的转变都是无数细节组成的,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人物的转变看起来就会没有根据,包括眼神、手势、说话的语气、停顿等等。“读《无名指》,要想从传统小说的情节来解释人物的逻辑是很困难的。人物是要在细节里刻画的,而不是靠情节或故事。”

不少读者提出《无名指》读起来不够流畅,李陀此前在一些采访中也表达了《无名指》写作中的实验性。在刊于《收获》的《创作谈: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一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新写作方式的由来、目的、遇到的困难等等。《创作谈》一文主张,这种写作的实验性在于“处处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反着来”,首先要“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把塑造人物重新放在写作的中心;减少象征、意象、隐喻、反讽等美学元素的运用,把写实的要素放在写作的中心位置;并且降低对心理描写的依赖,继承中国小说的写作习惯,特别是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作里展示的榜样,把对话当做小说写作的最主要的手段。

“今天写‘活’人,特别是当代人,恐怕难免有某种实验性,写作实验是难免的,”李陀说,他这种“反向”的写作意在突破现有的框架,从历史经验中挖掘灵感,“这个‘反向’并不是倒退,也绝不是在写作上复古——如果说复古,那和文化史上多次发生的‘复古’一样,从‘古’寻找资源和灵感,不过是为前进找到新的支点,为一次新的跳跃找到更合适的踏板。”

在这番写作实验中,他坦言自己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创作谈》中李陀提到,本以为学古人写人物很容易,实际上十分不易。“回到十九世纪,有老样子摆在那里,不会太难吧?可事实完全相反,太难了,真写起来,不要说把一个人写‘活’到黛玉、宝钗那个层面,就是写‘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人物,比如司琪、小红那个级别,原来也是那么难!“

除了实验性之外,他在对谈活动中还提到了新作“不好读”的另一重可能原因。他说,因自己在创作中极力避免商业倾向,也使得《无名指》的故事性更弱,降低了可读性。“可能我做的不对,我老怕我一写故事就沦落到商业小说里面去,所以就拼命地躲故事,可能我躲得过多了,”李陀说。

“城与人”活动现场。图片来源:上海国际文学周

对中产知识分子不满,但“新人”仍值得期待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社会变革、思想变化、意识形态变更,都是由知识分子开端的。”这是李陀对于作为中产的城市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对当下中产阶级感到不满的症结所在,“《无名指》中的角色是有知识、正直的人群,在未来将是城市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说,“但他们没有在社会变革上承担使命和责任感,而是去追寻虚无缥缈的生活品质和心灵慰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面临的困难是什么?李陀认为,困难在于寻找一个能给他们启蒙的人,一部分人在此过程中可能投入到了佛教等思想当中。

他的《无名指》没有写到中国社会中那部分很激进的年轻人,这群年轻人与他笔下故事里的城市中产十分不同。“这批青年人没有我这部小说里的困惑,他们试图自我启蒙以及启蒙他人,我希望有人写这个。”

尽管对于知识分子有很多不满,李陀认为“新人”仍是值得期待的。他发现如今舆论热衷于贬低文艺青年,觉得这种贬低并不可取,“中国有如此多的文艺青年是值得欣慰的,他们是‘新人’里特别有活力的群体,”但他们的问题是“把波德莱尔的诗与一杯咖啡等同起来,缺少觉悟和反省”。虽然这些“自我启蒙”的年轻人并非《无名指》所描绘的中产阶级,但这群人也是值得学术研究和文学关注的新现象,当他们成为城市中坚力量时,也许意味着未来城市人群全新的自我精神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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