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当中国读者谈起捷克文学，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但对捷克人来说，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的写作似乎更能代表纯正的捷克味道。上世纪80年代中叶，昆德拉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阅读热潮，捷克文学翻译家杨乐云却发现，赫拉巴尔更受捷克本国读者喜爱，于是在1993年，她首次翻译了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和几个短篇作品，发表在《世界文学》上。

捷克有着深厚的酒吧文化传统，赫拉巴尔就如同一位坐在啤酒馆里小桌旁的熟人，将无数奇特的故事为对面的你娓娓道来。他笔下故事中的主人公多为处境悲惨的小人物，这些“时代垃圾堆上”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的诗意和善意是其小说的魅力之源。赫拉巴尔的处女作《底层的珍珠》创作于1963年，他时年49岁，在作品中讲述了12个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改编自《底层的珍珠》的影片成为了捷克新浪潮电影的开山之作，此后他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了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重要动力。

昆德拉曾宣称，如若有人要为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结束后的时代命名，他必得称之为“赫拉巴尔时代”。迄今为止（1997年，赫拉巴尔在医院不幸坠亡，自杀还是失足成为谜题），这位捷克作家的77部作品，以2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33个国家发行，中国也引进了十余本。为何赫拉巴尔笔下捷克普通人的故事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的写作又是如何代表了纯正的捷克味道？这些故事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存在哪些关联？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话剧导演过士行、文学评论者止庵、《世界文学》和“蓝色东欧”译丛主编高兴在SKP RENDEZ-VOUS书店交流和分享与赫拉巴尔相关的阅读故事。

与中国知识分子不同，赫拉巴尔站在底层仰望高处

赫拉巴尔曾说，“所有这些普通的、看上去很平凡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衡量一切东西和事件的准绳。”在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没有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而是选择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劳动，尝试过一种底层劳动者的生活。赫拉巴尔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废纸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等等，这些职业经历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曾有记者在采访时询问他写作的秘诀，他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他自创了Pábitelé（巴比代尔）一词，用以定位自己小说中的普通人。在《巴比代尔》这部短篇小说集里，他将他们描述成在灰暗生活中仍能通过“灵感的钻石孔眼”观看世界、发现美景的人，在艰难困苦之时依然能够开怀大笑、挖掘出生活和世界的意义的人。“他们喜爱幻想，善用幽默，说着夸张荒唐的话，想象力却足以将不愉快的现实，改造成富有美学意义的享受。”

《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废纸打包工汉嘉，无疑是“巴比代尔”的典型。他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了三十五年，喜欢在废纸堆中捡拾珍贵的书籍，将它们抱回位于地下室的家中，不停地阅读。他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词典”，置身于废纸堆中的生活，是他的“love story”。他一点点地诉说自己对书籍的热爱，倾诉文明遭受摧残时的痛苦与怨恨，在一些时刻，捡拾着少年时与爱人相关的回忆。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或许可视为赫拉巴尔的自白。他自1954年起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之后便长期酝酿这一主题，他甚至曾经说过，“我为写这本书而活着，并为写它而推迟了死亡。”

止庵在对谈活动中提到，赫拉巴尔的小人物立场与捷克的文学传统有关，他笔下玩世不恭、卑微的人物的书写，与中国作家大多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有很大不同。“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往往是俯视的视角，但赫拉巴尔却能站在底层，从仰视的角度入手，最后表达的是关于人类的痛苦，关于人类的共同感受，能够俯视整个世界。”对于赫拉巴尔这一写作特质，止庵形容其介于哈谢克和卡夫卡之间，“哈谢克对这个世界是一笑了之的人，对卡夫卡而已，整个世界像一个大石头似的在他脑袋上抗着，这两个人巨大的地带都被赫拉巴尔占领，他是这么大的一个作家。”

在阅读赫拉巴尔的过程中，过士行最为之动容的是他笔下的小人物身上的神性与自我救赎。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汉嘉在压力机被工厂机器替代，“在潜意识中，他完成了进入压力机中将自己打成废纸包、与书籍一同进入天堂的过程，这是一种救赎。”在收录于《严密监视的列车》一书的小说《小汽车》里，孤独的迟暮老人喂养了一群小猫，悉心照料，最终，却因猫过度繁衍而不得不选择消灭几只，由此陷入自责悔恨之中，直至遭遇车祸才渐渐释然。其间对于杀猫的残忍细节的回忆和正视，老人时刻保持着忏悔之心，亦是救赎。

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写了许多与同情和悲悯相关的心情，他写耶稣、写康德与他的道德律令，也写到了老子与“天地不仁”。在某一个章节里，汉嘉清理了两天地下室，数以百计的小耗子丧了命。他想起这些温驯的小动物“一无所求，只是啃点儿书本，在废纸堆里做个窝，繁衍后代”，幼崽们把身体蜷成一团，并由此思念起了在集中营里丧命的情人——那是一个茨冈小姑娘，在寒冷的夜晚会将身体蜷作一团地睡在他身旁。汉嘉为此深感悲伤，“天道不仁慈，但也许有什么东西比这天道更为可贵，那就是同情和爱，对此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了。”

与昆德拉不同，赫拉巴尔在政治动荡年代持续在场

赫拉巴尔所代表的捷克味道，并不止于与“巴比代尔”相关的生活方式及其中蕴含的捷克精神。

1968年8月，苏联飞机、坦克与武装士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新上台的权力当局制裁了不愿公开表态支持入境占领的作家，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以清除民主化思想。在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捷克的未来感到绝望，他们流亡至国外寻求新的出路，其中便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米兰·昆德拉。赫拉巴尔同样未能在审查中幸免，他的著作被全面禁止，准备发行的新书和已经出版的著作均被强制销毁。他未选择离开捷克，而是与妻子隐居在布拉格郊外的林中小屋，坚持不懈地写作，将之视为重拾生命尊严的最好方式。在政治动荡的年代，他选择成为捷克文学的在场者。

20世纪，作家在本土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是他们身份归属和观念的重要标识。在这一维度上，昆德拉与赫拉巴尔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赫拉巴尔在捷克文学中的位置。流亡至法国后，昆德拉选择用法语写作，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拷问极权政治对于人性的束缚。止庵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捷克斯洛伐克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土地的产物”，他的创作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息息相关，而在“离开这片土地后，他的创作更多地依赖惯性和想象”。相比之下，赫拉巴尔坚持母语写作，他与政治保持距离，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把全部的生活经验转化成文学，在每一个故事背后安静叙说。当然，写作立场无法评判创作的优劣，但在某种意义上，赫拉巴尔维持了纯文学的高贵性。“在整个世界沉落的时候，在环境沉降下去的时候，他保持了捷克文学在高水平上的持续性和完整性……赫拉巴尔首先是一个捷克作家，其次才是世界作家。”

止庵认为，这种纯粹性的写作来自赫拉巴尔的自信，他形容这份自信是“在跟这个世界对峙的过程中，最后是我比这个世界坚强，我比世界结实”。赫拉巴尔在不知作品能否出版的时候，仍以很大的耐性坚持写作，而他的作品也向后世证明了，不管被何种政治环境尘封多少年月，它们在被阅读的时候依然充满活力。关于赫拉巴尔的纯粹性，高兴补充道，“捷克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有着较强的反抗意识，常有把文学当作武器的意图，”他曾与伊凡·克里玛聊过这一点，克里玛并不否认。但赫拉巴尔不同，他可能出于更纯粹的内心驱动来写作，这使他的作品“更加自然，有心灵之美”。此外，他对于捷克文的运用十分出色，每句话都饱含魅力，能让读者们开怀大笑，或是陷入沉思。

但是，一个作家在今天是否被广泛阅读，不只取决于他在祖国的重要性。止庵提到，今天中国读者阅读赫拉巴尔，其原因和意义在于，他是我们今天需要阅读、且读过之后可以得到深切共鸣的作家。另一方面，赫拉巴尔对于中国写作者而言的意义在于，他不断尝试底层生活，在写作中不妥协不气馁，这些都是当今中国作家，特别是80后一代的写作者所缺少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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