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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流亡 栖居底层:赫拉巴尔的意义

评论者止庵认为,与中国作家大多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有很大不同,赫拉巴尔选择站在底层,以仰视的角度表达人类的痛苦。

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在今天,当中国读者谈起捷克文学,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但对捷克人来说,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的写作似乎更能代表纯正的捷克味道。上世纪80年代中叶,昆德拉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阅读热潮,捷克文学翻译家杨乐云却发现,赫拉巴尔更受捷克本国读者喜爱,于是在1993年,她首次翻译了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和几个短篇作品,发表在《世界文学》上。

捷克有着深厚的酒吧文化传统,赫拉巴尔就如同一位坐在啤酒馆里小桌旁的熟人,将无数奇特的故事为对面的你娓娓道来。他笔下故事中的主人公多为处境悲惨的小人物,这些“时代垃圾堆上”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的诗意和善意是其小说的魅力之源。赫拉巴尔的处女作《底层的珍珠》创作于1963年,他时年49岁,在作品中讲述了12个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改编自《底层的珍珠》的影片成为了捷克新浪潮电影的开山之作,此后他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了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重要动力。

昆德拉曾宣称,如若有人要为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结束后的时代命名,他必得称之为“赫拉巴尔时代”。迄今为止(1997年,赫拉巴尔在医院不幸坠亡,自杀还是失足成为谜题),这位捷克作家的77部作品,以27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33个国家发行,中国也引进了十余本。为何赫拉巴尔笔下捷克普通人的故事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的写作又是如何代表了纯正的捷克味道?这些故事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存在哪些关联?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话剧导演过士行、文学评论者止庵、《世界文学》和“蓝色东欧”译丛主编高兴在SKP RENDEZ-VOUS书店交流和分享与赫拉巴尔相关的阅读故事。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嘉宾过士行、高兴、止庵)  摄影:新华社罗晓光

与中国知识分子不同,赫拉巴尔站在底层仰望高处

赫拉巴尔曾说,“所有这些普通的、看上去很平凡的人,对我来说都是衡量一切东西和事件的准绳。”在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没有按部就班地走下去,而是选择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劳动,尝试过一种底层劳动者的生活。赫拉巴尔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废纸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等等,这些职业经历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曾有记者在采访时询问他写作的秘诀,他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他自创了Pábitelé(巴比代尔)一词,用以定位自己小说中的普通人。在《巴比代尔》这部短篇小说集里,他将他们描述成在灰暗生活中仍能通过“灵感的钻石孔眼”观看世界、发现美景的人,在艰难困苦之时依然能够开怀大笑、挖掘出生活和世界的意义的人。“他们喜爱幻想,善用幽默,说着夸张荒唐的话,想象力却足以将不愉快的现实,改造成富有美学意义的享受。”

《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废纸打包工汉嘉,无疑是“巴比代尔”的典型。他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了三十五年,喜欢在废纸堆中捡拾珍贵的书籍,将它们抱回位于地下室的家中,不停地阅读。他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词典”,置身于废纸堆中的生活,是他的“love story”。他一点点地诉说自己对书籍的热爱,倾诉文明遭受摧残时的痛苦与怨恨,在一些时刻,捡拾着少年时与爱人相关的回忆。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或许可视为赫拉巴尔的自白。他自1954年起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之后便长期酝酿这一主题,他甚至曾经说过,“我为写这本书而活着,并为写它而推迟了死亡。”

《过于喧嚣的孤独》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杨乐云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10

止庵在对谈活动中提到,赫拉巴尔的小人物立场与捷克的文学传统有关,他笔下玩世不恭、卑微的人物的书写,与中国作家大多站在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有很大不同。“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往往是俯视的视角,但赫拉巴尔却能站在底层,从仰视的角度入手,最后表达的是关于人类的痛苦,关于人类的共同感受,能够俯视整个世界。”对于赫拉巴尔这一写作特质,止庵形容其介于哈谢克和卡夫卡之间,“哈谢克对这个世界是一笑了之的人,对卡夫卡而已,整个世界像一个大石头似的在他脑袋上抗着,这两个人巨大的地带都被赫拉巴尔占领,他是这么大的一个作家。”

在阅读赫拉巴尔的过程中,过士行最为之动容的是他笔下的小人物身上的神性与自我救赎。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汉嘉在压力机被工厂机器替代,“在潜意识中,他完成了进入压力机中将自己打成废纸包、与书籍一同进入天堂的过程,这是一种救赎。”在收录于《严密监视的列车》一书的小说《小汽车》里,孤独的迟暮老人喂养了一群小猫,悉心照料,最终,却因猫过度繁衍而不得不选择消灭几只,由此陷入自责悔恨之中,直至遭遇车祸才渐渐释然。其间对于杀猫的残忍细节的回忆和正视,老人时刻保持着忏悔之心,亦是救赎。

《严密监视的列车》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徐伟珠 译
花城出版社 2017-11

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写了许多与同情和悲悯相关的心情,他写耶稣、写康德与他的道德律令,也写到了老子与“天地不仁”。在某一个章节里,汉嘉清理了两天地下室,数以百计的小耗子丧了命。他想起这些温驯的小动物“一无所求,只是啃点儿书本,在废纸堆里做个窝,繁衍后代”,幼崽们把身体蜷成一团,并由此思念起了在集中营里丧命的情人——那是一个茨冈小姑娘,在寒冷的夜晚会将身体蜷作一团地睡在他身旁。汉嘉为此深感悲伤,“天道不仁慈,但也许有什么东西比这天道更为可贵,那就是同情和爱,对此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了。”

与昆德拉不同,赫拉巴尔在政治动荡年代持续在场

赫拉巴尔所代表的捷克味道,并不止于与“巴比代尔”相关的生活方式及其中蕴含的捷克精神。

1968年8月,苏联飞机、坦克与武装士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新上台的权力当局制裁了不愿公开表态支持入境占领的作家,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以清除民主化思想。在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捷克的未来感到绝望,他们流亡至国外寻求新的出路,其中便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米兰·昆德拉。赫拉巴尔同样未能在审查中幸免,他的著作被全面禁止,准备发行的新书和已经出版的著作均被强制销毁。他未选择离开捷克,而是与妻子隐居在布拉格郊外的林中小屋,坚持不懈地写作,将之视为重拾生命尊严的最好方式。在政治动荡的年代,他选择成为捷克文学的在场者。

赫拉巴尔在林中小屋

20世纪,作家在本土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是他们身份归属和观念的重要标识。在这一维度上,昆德拉与赫拉巴尔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赫拉巴尔在捷克文学中的位置。流亡至法国后,昆德拉选择用法语写作,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拷问极权政治对于人性的束缚。止庵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捷克斯洛伐克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土地的产物”,他的创作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息息相关,而在“离开这片土地后,他的创作更多地依赖惯性和想象”。相比之下,赫拉巴尔坚持母语写作,他与政治保持距离,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把全部的生活经验转化成文学,在每一个故事背后安静叙说。当然,写作立场无法评判创作的优劣,但在某种意义上,赫拉巴尔维持了纯文学的高贵性。“在整个世界沉落的时候,在环境沉降下去的时候,他保持了捷克文学在高水平上的持续性和完整性……赫拉巴尔首先是一个捷克作家,其次才是世界作家。”

止庵认为,这种纯粹性的写作来自赫拉巴尔的自信,他形容这份自信是“在跟这个世界对峙的过程中,最后是我比这个世界坚强,我比世界结实”。赫拉巴尔在不知作品能否出版的时候,仍以很大的耐性坚持写作,而他的作品也向后世证明了,不管被何种政治环境尘封多少年月,它们在被阅读的时候依然充满活力。关于赫拉巴尔的纯粹性,高兴补充道,“捷克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有着较强的反抗意识,常有把文学当作武器的意图,”他曾与伊凡·克里玛聊过这一点,克里玛并不否认。但赫拉巴尔不同,他可能出于更纯粹的内心驱动来写作,这使他的作品“更加自然,有心灵之美”。此外,他对于捷克文的运用十分出色,每句话都饱含魅力,能让读者们开怀大笑,或是陷入沉思。

活动现场,中国读者朗读赫拉巴尔作品中的选段 摄影:新华社罗晓光

但是,一个作家在今天是否被广泛阅读,不只取决于他在祖国的重要性。止庵提到,今天中国读者阅读赫拉巴尔,其原因和意义在于,他是我们今天需要阅读、且读过之后可以得到深切共鸣的作家。另一方面,赫拉巴尔对于中国写作者而言的意义在于,他不断尝试底层生活,在写作中不妥协不气馁,这些都是当今中国作家,特别是80后一代的写作者所缺少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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