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东京医科大学爆出丑闻，为限制女生人数，该校在入学考试中存在随意将全体女考生成绩扣分的做法。日本医科大学随即承认系统化操纵其入学考试，最终导致2018年参加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中，1596名男考生的最终合格率为8.8%，而1018名女考生的最终合格率仅为2.9%。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在144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14位，较上一年又有倒退，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然而，在四个主要评分表现中，医疗与教育两个维度得分较高，甚至在这一年，日本年轻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男性。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这则高校丑闻便更加证明了：女性入学人数上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优势学科高等教育的性别壁垒有所减退，在人文、教育和护理等一类“女生”学科和科学、工程和医学等“男生”学科的性别分野之下，高等教育场域内的性别平等仍未实现，其结果便是专业性职务和技术岗位中的女性更少，女性仍被期待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虽然早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开设了女子教育，但高等女校的教育目标仍是培养贤妻良母和温良贞淑的女性秉性，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二战后这一状况虽有所改观，性别角色分工依然根深蒂固，“贤妻良母主义”教育影响犹存，女性在职场和参政等方面被边缘化，男女收入差距也十分巨大……那么，为什么日本社会如此“厌女”？

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中，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将日本社会中“厌女症”的发生场域纵向铺展开来，我们可以看到，从政治文化顶层的皇室厌女症，到性的双重标准之下普通人的厌女症，再如春宫画中的最终指向男根崇拜的厌女症，“厌女症”的幽灵一直以或明显或隐晦的方式寄生在日本社会的每个层面。而最终阻断日本女性职业道路的，不仅仅是厌女的传统与文化，日本政府在一系列税收和养老金政策中的倾向，以及日本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企业文化，都在不断巩固和鼓励男性养家糊口、女性全职主妇的家庭模式。

1、“厌女”：深植于二元性别秩序的核心位置

“厌女症（misogyny）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和种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英国记者琼·史密斯曾在《厌女症》一书中这样定义。上野千鹤子则将“厌女症”的发生场域聚焦于日本社会、文化与传统，对其中或广泛、或纵深的女性厌恶做出了集中阐述，她得出的结论是，“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却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日本的厌女症是多层次的。首先，就发出的主体来看，厌女症不仅发生在男性身上，也来自于女性群体内部。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提到，一方面是女性群体内的厌恶与自我厌恶，另一方面竟是来自于母亲的女性厌恶——这种厌恶发端于生命之初，并且伴随整个生命的历程，“母亲一边诅咒自己的人生，一边又将同样地人生强加给女儿。”

其次，基于“男性同性社会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的厌女症也塑造了日本女性的附属传统。纽约城市大学性别研究学者伊芙·塞吉维克认为，“男性同性社会欲望”即男人之间互相认同的欲望，从社会、经济及权力关系等等层面都更倾向于“将女性更排除出男性的权利纽带”，这往往导致了“垂直性别隔离”中女性晋升的困难，以及为稳定雇佣关系而维持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和企业内部人员管理模式的形成。

自大化改新开始，日本模仿中国的制度建立了封建行政组织，男子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甚至形成了“一夫多妻”、女性没有主动离婚的权利等情况。明治维新后，高等女校教育的教育目标仍是培养贤妻良母和温良贞淑的女性秉性。

真正有成效的改观来自外部力量的推动：1945年10月，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发出了改革“五大指令”，第一条就是要赋予妇女参政权。此后，日本女性虽然开始获得教育、工作和投票的权利，但性别平等状况仍不乐观。即使日本社会中的宅男文化和腐女文化几乎同时流行起来——前者消费二次元女性，后者关注男同性恋文化——以逃避现实中的性别困境和性压抑，但他们所想象的、与己相对的性别状态，终究无法在现实的土壤中生长。

最后，日本的厌女症还来自于整个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与双重标准，比如“男人应该在外工作，女人应照料家庭”等传统性别观念。这些观念的消极影响是，女性在做出自己的专业和工作选择时，更倾向于去挑选一些以平衡家庭与工作为预期的职业。比如，虽然日本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男性，但女性主修科目多集中在人文、基础教育和护理等专业。日本总务省《科学技术研究调査报告》发现，在性别壁垒高筑的STEM（科学、数学、工程和技术学科）领域中，女性平均占比为28.1%。

2、职场：鼓励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

在经历了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转型促进了新的就业需求的出现，女性被呼吁加入到职场之中。其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在1986年开始实施，1999年又颁布实施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虽然日本政府与企业不断强调性别平等问题，但在2017年度日本《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企业管理层中女性占比仅为13.0%，职业女性往往被限制于底层的、低薪的、合同制的、不稳定的工种之中。“工作场所层级中缺少女性领导者，而在底层不乏大量女性，这被称为垂直性别隔离，”京都外国语大学教授根本宫美子在《为什么日本公司的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中》一文中表示，“日本公司的垂直性别隔离与企业管理、就业结构和支持公司习俗的制度特征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日本男性的育儿和家务时间几乎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职业女性仍需承担沉重的育儿与家庭劳动负担，所以仅有一半女性在生育后选择继续工作。日本女性就业趋势呈现出了明显的M型曲线，即从学校毕业后就业，因结婚或生育后而离职，等到育儿结束后再就业。

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平时不仅有所得税宽免、免保费领养老金等待遇，离婚时还能自动得到丈夫厚生年金的一半数额。获得优惠的税费减免和“家属津贴”的前提，是公司雇员妻子的年收入低于130万日元。于是，如果选择回到职场，很多女性在付出更多劳动的同时甚至还要背上返贫的风险。正如《为什么日本公司的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中》一文所言，虽然日本政府表面上试图促进妇女与家庭和工作的和解，但本质上又继续通过税收和养老金，不断巩固和鼓励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而不是男女平等的家庭模式。

近期丑闻涉及的东京医科大学相关人士，曾透露校方为女生扣分的个中理由——女性因结婚、生育离职的情况较多，造成学校及学校附属医院医生不足，为避免这种情况，学校采取了控制录取考生中女性比例的做法。一项针对103名女医生进行的网络调查问卷显示，65%受访者认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有受访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现在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要加班，工作疲劳已经让我流产了好几次，但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

3、主妇：“无价值”的家务与遥远的职场

在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新垣结衣扮演的女主研究生毕业后求职四处碰壁，只能做非正式的“派遣工作”，最后仍被辞退成为“无业游民”。经由父亲介绍，她开始给一个自称“专业单身男”的程序员做保洁，当男主角向她求婚，并提出雇佣关系转为夫妻关系之后家务劳动变为无偿性质，因此要取消她的月薪时，女主拒绝了，并认为这是一场“爱情剥削”。

女性耽于“家庭主妇”的生活习以为常，“家务”的价值似乎并未被认真和大范围地进行讨论：家务劳动应该是有偿的吗？如果是有偿的话，薪水应为多少？在剧中，女主为它标出了价格：每年2199小时的家务劳动的价值是每年304.1万日元，换算为人民币是近20万元。

其实，在今天的日本，全职主妇已然成为了一项专业性十足的劳动，不止是“做做家务”这么简单，而是建立起了一整套全新的评价体系和全天候无休止的挑战。其中包括精心实施的子女教育、两性关系的相处之道、美味的料理与适合的便当、洗衣收纳与花艺茶艺等内容，显然这并不轻松，另一方面，囿于家中的女性还要承担着放弃职业收入和晋升机会的代价。作为家庭主妇的她们，只存在家庭单位内部的回馈体制之中，而错失了职场中的晋升体系和工作经验回报率。

《为什么日本公司的性别不平等持续存在中》一文提到，日本式经营的传统“三件神器”分别为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虽然终身雇佣制已走向衰落，不过，工人投身于一家公司、用长时间工作来换取日后基于工龄的福利和保障的传统未变，这对于常被育儿责任和家庭劳动打断日常工作的日本女性来说，实在是难以达到的条件。

在一篇题为《浅析当代日本女性职业劳动的困境》的论文中，作者金海兰分析了日本男性中心主义的企业文化，“其较长时间加班的劳动时间设计、下班后与同僚的饭局酒肆交流，使男性不参加家务劳动及不与家人共进晚餐变得普遍而理所当然。”当然，这种下班后男性职员间的“酒肆文化” 是以“家有承担全部家务劳动的妻子”为前提的，这无疑增加了女性无薪酬的家庭劳务时间，使得职场中的女性若想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晋升机会，“不牺牲婚姻或家庭生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失去男性劳动力的单身（亲）女性家庭则不可避免地陷入困窘境地。”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