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商学院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训练未来的领导人如何领导。但商学院是否达成这个目标，以及教学对学生的领导力有多少影响力，仍没有定论。

学生在多年之后，成为大型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决策者时，他们的心智与行为，仍然受商学院教育影响吗？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过去三十年来，CEO对公司多元化的决策。

我们会选择多元化，是因为这段时间里，商学学者对多元化的观点曾大幅改变，让我们得以研究学生是否会根据所学，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在1960年代之前，学者一直把多元化视为很有价值的策略。肯尼斯·安德鲁斯（Kenneth Andrews）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在哈佛商学院大力推广“商业策略”的概念。1951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写道：“美国企业有目的地进行多元化，是希望组织和盈余都更稳定、更有效率地运用公司资源、让营销运作的花费更值得，或是善用意料之外的机会和特殊的经济情况，以得到更高报酬。”

对多元化的想法在之后有了变化，到了1970年代变成怀疑论，在1980年代更是直接变成批评。这反映了商业教育更广泛的变动，在1970年代，金融经济学成为商学院中最重要的学科，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的著作《从更高的目标到受雇员工》（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对这段变化有巨细靡遗的描述。特别是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在学术界与实务界都成为最重要的主流典范。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可能算是最杰出的代理理论学者，他在一篇常被引用的文章中，对多元化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这是“主管投机行为”的一个例子，会牺牲股东的财富。詹森通过学术研究和在哈佛商学院授课，发表新的金融正统学说，表示公司经理人应该避免多元化，专注发展公司的核心能力。

尽管反对多元化的理论和证据开始在1970年代浮现，但直到1980年代仍有许多公司持续多元化。我们的研究试着找出原因，来解释为何美国企业多元化没落的速度如此缓慢。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公司的策略反映了最高层决策者的观点，因此策略的改变源自决策者观点的改变，或是有一群新的决策者上任，而这两种改变都会落在商学院教育的改变之后。

想想看：那些企管硕士学生，在1970、1980年代吸收了质疑多元化的观点后，需要二十到三十年在企业层级之中逐渐晋升，最后接任大公司的CEO，终止多元化。

为了测试这个立论，我们针对1985年到2015年间经营640家美国大型企业的2031位CEO，搜集他们的资料。资料来自多种档案，包括马奎斯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彭博（Bloomberg）的高阶主管简介与传记，我们搜集那些CEO的教育背景资料，例如他们在哪一所学校修企管硕士，以及毕业年份。

在我们的样本中，1980年代大约有20％的CEO取得企管硕士学位，1980到1990年代间，这个比率稳定提高，达到33％，并在2000年代维持这个比率。

我们把样本分成三组，分别是在1970年之前、1970年代当中、1980年之后取得企管硕士学位的CEO，然后我们检视这三组样本是否做出不同的多元化策略选择。

我们发现：与没有企管硕士学位的CEO相比，在1970年代之前取得企管硕士学位的CEO，任期内实行多元化的可能性高出17％。另外两组，也就是1970年代当中及之后取得企管硕士的CEO，实行多元化的可能性比非企管硕士CEO低了24％与30％。

即使我们尽力在统计上排除许多干扰因素的影响，例如，公司特征、CEO的特质和产业层次的因素，我们仍无法肯定，得出的结果可以反映企管硕士教育的因果效应。可能还有未知的因素，既促使公司聘请一位有企管硕士学位的CEO，也影响CEO的多元化决策。所以很难明确主张企管硕士教育这一项因素，就能决定CEO如何决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项补充分析。在我们的资料中，取得企管硕士学位的CEO中，有1/4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正好是詹森1985年开始任教，教导代理理论的学校。

考量到他在推广代理理论的重要地位，我们预期，接受他的教导会对学生的多元化观点有长远影响。

当我们只研究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情况，发现詹森加入后才就读哈佛商学院的CEO，与詹森加入前就读哈佛商学院的CEO相比，前者推行多元化的可能性低了83％。我们也把受哈佛商学院教育的CEO，与获得其他学校企管硕士、或是没有企管硕士学位的CEO做比较。我们发现只有在詹森加入后，哈佛商学院的教育仍对多元化有强大的负面效应。

我们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商学院有不同的课程。尽管所有学校的大趋势都是更以金融为中心，但教学内容仍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另一项补充分析中，我们用金融学系在商学院的排名作指标。如果接触现代金融经济学，是改变企管硕士毕业生对多元化观点的一项重要因素，我们就预期毕业自商学院顶尖金融学系的CEO，会展现企管硕士教育对多元化的负面效应。其实，只有在曾就读金融领域排名前五十名商学院的CEO身上，才出现1970年代当中或之后企管硕士教育产生的效应。

现在的商学院，包括哈佛商学院，都已经挥别代理理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记录下一世代的CEO，如何以不同方式管理。

我们的发现，关系到任教于商学院和其他专业学系的教师。尽管有些学者觉得遗憾，认为管理理论对商业实务和社会的影响很小，但我们的研究显示，长期似乎真的会有影响。

这个结果暗示不止公司多元化策略是如此。例如，已故商学学者萨曼特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曾警告，商学院对管理实务有直接、负面的影响，促成严重的商业丑闻和经济危机。随着越来越多学生、学者、领导人及专家，正在反思商学院的影响力，目前这个时机，正适合商学教育人员注意到自己的责任与潜力。他们教导的内容很重要，只是要在几年后，才会显现对社会的影响。

[本文作者申泽辰是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福勒商学院（Fowler College of Business at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管理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含公司治理、高阶主管薪酬、高阶主管接班、组织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