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托尔·阿瓦德（Héctor Abad）是哥伦比亚的小说家、记者和出版商。他每周为哥伦比亚报纸《El Espectador》撰写专栏，是拉丁美洲最受尊敬和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杰出的人权捍卫者，在国家内战中被右翼准军事分子杀害，他的家庭也四分五裂，这些都记录在他的《遗忘回忆录》（Oblivion: A Memoir）一书里。2016年末，左翼叛军军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与政府达成了和平协议，一场导致26万人丧生、700万人流离失所的战乱正式宣告结束。阿瓦德的新小说《农场》（The Farm）讲述了一个在游击队、准军事部队、军人和毒枭之间努力生存的家庭的故事。
《卫报》：这本书中的哥伦比亚是以你成长的国家为原型吗？
埃克托尔·阿瓦德：是的，这就是我成长的哥伦比亚。热带的高山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地区之一，四季不分，从不炎热，也从不寒冷。它单调而壮观，总是绿色的。同时，这个地区也存在着暴力和领土争端，就像一个不断受到威胁的天堂。农民感受到地主的压迫和威胁，土地所有者感受到游击队的威胁，游击队员们感受到准军事部队的威胁。准军事组织可以任意杀人，并与毒贩勾结，有些毒贩还是游击队。一切都变得非常难以理解，非常混乱，没有人知道暴力从何而来。国家是一个遥远、腐败和缺失的东西。
《卫报》：小说里的安琪儿家庭的经历是生活在战乱期间的家庭的典型经历吗？
埃克托尔·阿瓦德：一半的哥伦比亚人生活在贫困或极度贫困之中，而1%的人极其富有。我来自剩下的49%，像安琪儿的家庭一样，他们是非常典型的。这是一部中产阶级小说，大多数读者也是中产阶级。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脑中只有一件事：获得或持有金钱。
《卫报》：是什么让你决定用不同的视角讲述农场的故事？
埃克托尔·阿瓦德：我喜欢的小说通常是多元化的，根据自己的经历，相同的现实也会有不同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说中三兄弟的声音里，同一个故事根据每个人的性格被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出来。在西班牙，据说每个人都根据他们所看到的谈论和聚会，有些人跳舞，有些人不跳。有些人滔滔不绝，喝得烂醉，有些人只会旁观。小说应该给所有在同一个聚会里喝醉或清醒、享受或不安的人以发声的机会。
《卫报》：在哥伦比亚的战乱中你失去了父亲，那么，为这部小说深入了解哥伦比亚的战乱会很艰难吗？
埃克托尔·阿瓦德：我拥有一个与小说里非常相似的农场。我和我的姐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个遗产，我父亲被杀害以后，他的遗产也就变成了一个神物。房子里充满了生命，它就好像他的一部分一样。每一个兄弟姐妹都和那个房子有着不同的关系，所以我很难理解每个人是怎么回忆它的。他们都有同一个父亲，都知道同一所房子，但不是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到它。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谁杀了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兄弟？如果是游击队杀了他，你会这么想；如果准军事组织或警察杀了他，你又会那么想。小说家必须感受到所有的人，必须被困在所有受害者的想法里，也要被困在那些幸运地没有成为受害者的人的想法里。
《卫报》：一个国家如何从多年的内乱中恢复？
埃克托尔·阿瓦德：战乱结束以后留下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对他人深深的不信任和怨恨。每个人的痛苦遭遇不同，你可能会认为所有的痛苦都是由毒贩、游击队或准军事部队造成的。一个充满怨恨的国家总是处在更多战乱的边缘。有些人提到记忆的重要性，我想我们也应该能忘记一点。就像大卫·里夫（David Rieff）提出的那样，不要总是记起。千万不要陷入怨恨之中，要继续前进。不要总是看过去，甚至看未来。试着活得更好，就在现在。
《卫报》：在形成哥伦比亚的历史记忆这一过程中，文学扮演了什么角色？
埃克托尔·阿瓦德：我相信小说是故事的冷凝机。在一个农场里，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被反映出来，因为历史碾过会留下痕迹。战争也会留下痕迹。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一场屠杀代表着所有的大屠杀。在埃韦利奥·罗塞罗（Evelio Rosero）的小说里，没有名字的军队可以是游击队、准军事部队或正规军。在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小说里，德国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当作纳粹分子对待。在圣地亚哥·甘博亚（Santiago Gamboa）的小说里，性是许多其他挫折的替代物。在我的小说《遗忘回忆录》中，一个好人被杀象征着许多无辜受害者被不公地杀害。小说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和理解对方。
《卫报》：你想给年轻人推荐哪本书呢？
埃克托尔·阿瓦德：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Astrid Lindgren）的《长袜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可以让孩子们，尤其是女孩，意识到自己能够坚强、勇敢和独立。或者《鲁滨逊漂流记》，因为它让你梦想，你独自一人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
《卫报》：你最近读过的真正的好书是哪一本？它好在哪儿？
埃克托尔·阿瓦德：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他把小说看成是塑造和统一不同社会和不同人类时代的东西，这在我看来是完全陌生的。他很聪明，很奇怪，很有说服力。
《卫报》：你床头柜上有什么书？
埃克托尔·阿瓦德：两年前，我和我妻子在Medellín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出版新一代年轻哥伦比亚作家的长短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以及名著的新译本。我们刚刚出版了我翻译的伏尔泰的《老实人》和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翻译的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这两部经典摆在我的床头柜上，因为它们讲述了很多关于暴力带来战争的愚蠢和罪恶——在热带地区，以及其他地方。
（翻译：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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