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说，诗人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无疑是一位天才女性。她还在债务人监狱里给人家当童养媳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本书，在政治方面她也是个激进分子，乔治四世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玛丽就是他的情人了。但即便是对待如此有魅力的人，疾病也不会多给予半分尊重，玛丽在26岁时感染上了某种细菌，余下的日子都在瘫痪和痛苦中度过。某天夜里，在巴斯，她实在是难以忍受这种痛苦了，于是服下了80片鸦片酊，迷迷糊糊间写下了《疯子》（The Maniac）一诗，“就像是说着梦话的人”。这首诗的灵感源自玛丽对一位流浪汉的记忆，诗作本身并没有获得太高的声誉，但它在文学史上依然占据着一席之地，因为这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第一首书写鸦片的诗。我（指本文作者莎拉·佩里）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清教徒，因此不论人们如何崇拜这位吸毒成瘾的艺术家，我对此都不屑一顾。卷帙浩瀚的托马斯·德·昆西？创作热情背后的道德品质令人怀疑。威廉·柏洛兹？我能指望从一个枪杀自己妻子的人身上得到什么？不过，《裸体午餐》（Naked Lunch）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恶心。杰克·凯鲁亚克的文字风格冷酷无情，就像是在用冰冷的刀叉敲击着桌面，如果这也是因为大麻，那么他没能直接住在烟草堆里真是可惜。苏珊·桑塔格也说过：我很钦佩吸食冰毒的人，因为他们往往都有一种坚定的职业道德。我很喜欢柯勒律治，但是我会尽量避免想到他服用吗啡的样子，就像不想看到自己的父亲赤身裸体一样。我真正钦佩的是小说《米德尔马契》中的人物卡索本，他清心寡欲、勤奋刻苦地过着一种“议论透彻、类比合理、条理分明”（译文摘自《米德尔马契》项星耀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的生活。

很久以后，我不再年轻了，身上的清教徒印记也减弱了不少，但它依然存在——这时我开始写作第三部小说。小说的灵感来源是查尔斯·马图林的《流浪者梅莫斯》：一位心怀歉疚的女人遇到了半人半魔的怪物梅莫斯，梅莫斯身负诅咒，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荡，见证着人们的愚蠢和失败。和卡索本一样，我也希望自己的文字类比合理、条理分明。我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点傲慢，并且我还很为自己的傲慢而感到骄傲，因为我手头的这本小说本身就是服用麻醉类药物兴奋过头写出来的。

梅莫斯并不是一本鸦片小说——它没有那么浪漫，它写的是鸦片类药物、加巴喷丁，还有安定：它是一本阿米替林和氯硝西泮小说。我在睡梦中也体验过这种感觉，所以我很能理解弥尔顿笔下的夏娃，恶魔就蹲在她的耳边，像只癞蛤蟆一样，一直在列举各种“幻象和梦境”。写完这部小说之后，我开始明白了，药物文学更像是一种苦难文化，也是一种解脱苦难的文化；痛苦和药物带来的短暂愉快相互交织，催生了这些作品的诞生。 “我唯一的感官享受，” 柯勒律治说，“就是不感觉到痛苦。”他患有眼部感染，膝盖也受了伤。雪莱患有头痛；德·昆西是三叉神经痛；科特·柯本也长期服用海洛因缓解胃痛。如果有人用这些药物来减轻别的什么痛苦——比如无聊或是忧愁，那么以我的立场，似乎没有什么资格来挑剔说这种痛苦究竟值不值得服药来缓解。但身体上的痛苦我是了解的。

2016年秋天，我患上了慢性疾病，身体逐渐衰弱。我的下脊椎椎间盘破裂，左腿开始变得无力，只能拖着行走，脚也有强烈的灼伤感，就像时刻站在正午的阳光下一样。那时疼痛虽然严重，但是还可以忍受。几个月后，椎间盘再次破裂，核磁共振成像显示，黑色的椎间盘髓质外流，渗进了白色的肌肉损耗线条之间，这些髓质一直在刺激着坐骨神经，就像大提琴演奏者揉弦的手指。看到这张片子，平日里讳莫如深的医生也突然温和了下来。“你一定很痛苦吧，”他说，“如果让你给自己的疼痛指数评个级，从1到10，能到几级？”他看着我。但我痛得根本说不出话来。10，他说。10，他在病历上写下了这个数字。

世界对我而言突然就缩小到了只有一张床垫那么大，餐桌上的塑料盒子（我是够不到的，因为我丈夫认为我可能会服用过量）里放着预防肌肉痉挛和缓解神经痛的药物，还有仿鸦片类的药物和消炎药，还有一些药物能刺激体内血清素的生产，辅助睡眠。丈夫在一本黑色的小本子上精确地记下了每一种药的服用剂量，我也因此得以开始了解这些药物。黄绿相间的曲马多作用于我的大脑边缘系统和脊髓，它让我感觉我的头好像悬空漂浮在枕头上。加巴喷丁胶囊是奶油色的，在我偶尔能走路的时候，它会让我走得步履蹒跚，就像是刚刚上岸的水手。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白色的可待因药片，服用过后总会觉得很恶心，但是我很期待注射双氯芬酸，这副药剂量太大了，不能口服。安定（每日3次，每次20毫克）让我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的思维和活动能力，我的语速现在已经慢到像个半梦半醒的人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无法集中注意力了，即便不是一直在走神，我也多少有点心不在焉。记得有一次，我感觉自己好像分裂成了两个人，原来那个清醒的自己站在床边，走到角落里，目瞪口呆地望着床上那个颤抖着、呻吟着的身影：那个人是谁？她的头发好脏，也没有穿衣服，她真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当然，述说痛苦的问题在于，你不可能知道我所写的折磨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也不知道你所说的爱是什么意思。而且，私下里，我们都认为自己比病弱的人要更严格。我怀疑那些生病的作家虽然手头有大把的时间，但他们的作品却相当乏味，即便是磕了药，也只会更加无聊。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辩护，他们作品的主题永远是自己，再加上一点鸦片的作用，就诞生了千篇一律的药物文学。雪莱随身带着酒瓶，装着鸦片酊剂，他认为就像人类无法飞翔一样，人类也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云雀只会歌颂对同类的爱和“对痛苦的无知”，除此之外它还能唱些什么呢？柯勒律治在《病中诗》（Sonnet: Composed in Sickness）中写道：“暴君之痛赶走了欢愉。”难怪后来他也沉迷于鸦片酊：如果上帝为你关上了所有的门，鸦片则能带你去往另一片世外桃源。

一个人被困在床上无处可去、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设计出了一套疼痛的分类。作家伍尔夫很容易染上流感，因此她也哀叹过英语中关于疼痛的表达太过贫乏。这位作家可是能用“一圈圈深沉的音波消失在空气之中”来形容大本钟报时的，她怎么会不知道如何表达痛苦呢？或许她也可以一口气服下80片鸦片酊，然后自己造几个表示痛苦的词条。古希腊名医伽林将疼痛分成四类——搏动性疼痛、刺痛、钝痛、牵拉痛；到了11世纪，伊斯兰医学家阿维森纳又扩充了几个类型：触痛、撕裂痛、挫痛、穿透性疼痛、溃疡、麻木。鸦片类药物解放了我的想象力，而我正好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想出了几种方法来描述自己的痛苦。肌肉痉挛给我留下了一个坏习惯，本来安安静静的人如今连翻个身都要用上吃奶的力气，神经痛也让我的血液变得稀薄而冰冷，有时只有这样最简单的语言才能形容这种痛苦。疼痛令人抓狂：有一次，止痛药吃完了，我只能握紧拳头使劲捶打腿部来缓解。那个时候，我的小说只写了开篇几页，手头还有一项做了几个月的研究，课题是暴行和种族灭绝。研究的成果最终还是无人问津，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我还试着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旁边的地板上，对着它进行语音输入，但是屏幕上输出的文字完全不一样，我自己甚至都看不懂。写作的欲望已经长成了一个发胀的脓包：我身体里全是毒素，需要将它们发泄出来。

我以前没有产生过幻觉。除非我自己主动召唤，否则是不会看到怪兽的。不少作家都说过这样的话：“我看见他了——我笔下的人物。他就站在站台上，穿着红色外套，正咧着嘴对我笑。”我不是这样的作者，我的人物都是为情节服务的，我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做。但是在服用药物的那几个月里，我召唤出来的怪兽变得愈发真实可怕。德·昆西很遗憾鸦片会影响智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地说这是“眼睛的重新觉醒，因为我们只有在童年时期才会看到这些”。他还说，孩子“有一种绘画的能力，他们能在暗夜里画出各种各样的幽灵”。

我也恢复了童年的眼睛。一天夜里，我看见一位面色苍白的女孩站在我的房门口，穿着一身宴会礼服，还有一双皱巴巴的白袜子。在布拉格的一家歌剧院里，寒鸦的羽毛四散飘飞，别处，有个人正在被活活烧死。

如果没有受到药物的影响，我会写一篇清醒严肃的小说吗？可能也不会。我服用曲马多的时候，从来也没指望过天使降临；脚痛的时候，我也不认为那是魔鬼的恶作剧。但是我想到了梵高，大量服用洋地黄造成了他的黄视，他眼中的整个世界都笼罩着一层黄色的薄雾，所以他更偏爱向日葵和稻草椅；我还想到了三棱镜，一束白光穿过，色散成了一道彩虹。我原本也有一个单一的清醒的想法，经过药物的作用，它也分散成了各种不同的颜色，而我只见到了其中的一半。

18世纪，东盎格鲁人在一片名为鸦片酊“高地”（译注：elevation，对应的动词elevate有“情绪兴奋”之意）的地方工作，这个名字起得多么贴切啊！每当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投身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我愿意看到可怕的一切，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这对于小说家来说很有用。也就在那段时间，我打翻了一个热水瓶，烫伤了腿上的死皮，之后的好几个星期，我的腿上留下了一个坏死的洞。一天两次，我要给它换药，用盐水冲洗伤口，这活我干得很是高兴且无私，就像是在照顾别人一样。我感到很平静，甚至还有一点兴奋。所以小说中出现了很多烧烫伤的元素：有酸，有汽油，还有用来减缓燃烧的木材堆。后来我戒掉了曲马多和安定，就不敢再看那个伤口了，只能拜托别人来替我换药。

有一段时间，塑料盒子里的那些药物已经无法抑制我的疼痛了，医生说：接下来我们试试吗啡。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可不想成为丁尼生勋爵笔下的“食莲人”，“这些忧郁的人长着温柔的眼睛。”（译注：传说中，“食莲人”以莲的果实为食，这种果实会使人满足和健忘。）曲马多只是海洛因的表亲，但吗啡可就是她的亲妹妹了。为了缓解疼痛，我本该服用一点吗啡的，但我还是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我隐隐地感到有些羞耻，几个月里无所事事，就一直昏昏欲睡地吸食着一瓶鸦片制剂，难免会让人觉得不道德。这是一种现代的焦虑。玛丽·罗宾逊就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简·奥斯汀的母亲也推荐别人用鸦片来治疗晕车；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一场伤寒过后吸食了鸦片。

1851年，《六千家庭食谱百科》（Cyclopaedia of Six Thousand Household Recipes）中出现了一则民间食补药方——将鸦片与柑橘、肉桂油、丁香、带皮肉豆蔻混合在一起服用，可以治疗婴儿失眠问题。书中还记载了用鸦片灌肠的方法。柯勒律治很依赖于肯德尔黑鸦片，它的成分中包含有糖浆和植物油可帮助消化。这种药物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过量服用就会变成一件丢丑的事，毕竟过量服用本身就是一种污名。1806年，在马耳他，柯勒律治感到了深深的羞耻，他写道：“我从来没有为了寻求快乐而寻求快乐，我只是想要逃离痛苦，它一直缠绕着束缚着我的精神力量，就像一条巨蟒缠在鹰的身体和翅膀上！”

而我自己的“波洛克来客”（译注：柯勒律治称自己梦到了一首诗，醒来把诗记录下来的过程中，有一位来自波洛克的访客打断了他的写作，长诗《忽必烈汗》于是就停在了54行，一直都没有写完。所以在英语中，“波洛克来客”是指那些打断创作思路的不速之客）是一位诺威奇的神经外科医生拉伊先生，他及时介入了我的治疗，让我避免了不得不服用吗啡的结局。他给我做了一次背部手术，将那根被压碎的坐骨神经取了出来，我终于可以正常地站立坐行了，咳嗽和翻身的时候也不会再觉得生不如死。术后第二天早晨，拉伊先生站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脚。你感觉一下，他说。我能感觉到。我没有瘫痪。什么都没有，我说。没有痛苦，什么都没有，我一点也不疼了。他笑着说，确实如此——事实上，我的侧腹部插着一根透明的管子，血液通过管子流进地板上的一个玻璃瓶——但是这根本不重要。相比于之前的疼痛，这简直太微不足道了：二者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

我不会再因这些药物而兴奋了，但是其他东西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手术后的几个月，我在圣安德鲁斯一所房子的阁楼里，当天我喝了点甘菊茶，突然感觉到被子从我的脚上滑了下去，整个床都在往下沉，地板也在吱吱作响。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主日学校的课程，《圣经》对鬼魂并没有做出严格的描述，只是建议我们念一个简单的命令来驱逐恶魔。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够管用：被子又滑掉了。于是我开始唱《诗篇》第23篇，一直唱到睡着，这一招其实也没有什么作用，我在内心暗暗地嘲笑自己。

在我的习惯中，我是一个像卡索本一样冷静清醒、勤勉努力的人，我开始努力创作我的小说。我不能在书桌前坐太久，只能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创作和修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非理性的，所以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修改。剪切，粘贴，争分夺秒地工作，愁眉苦脸地烦恼；这么长时间过去，我已经完全分不出哪些是在生病之前写的，哪些是在疼痛期间写的，哪些是在手术之后写的了。

有时我也会回想那段痛苦的时光——床垫、药片、小黑本，还有疼痛的分类，然后我会欣然承认这段日子绝不是浪费。我决心写一部小说，逼着读者去见证邪恶，而我自己也必须为之作证。上天给了我一段短暂的痛苦，基于这段经历，我更能够理解和衡量别人正在遭受的痛苦；上天也给了我面对痛苦的勇气——超市里的药剂师每两周会给我一次。我很庆幸自己逃脱了这种痛苦，并且只留下了两道疤和一条瘸腿。在研究和梦想中，我所面对的材料都是黑暗面，但是救赎的希望，或者说至少是救赎的可能性，照亮了这些阴暗的地方。

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个串珠小包，里面装着我仅剩的几板曲马多和一两支安定。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现在很好，能跑能睡。尽管“今天我将唱得更加动听”，柯勒律治说，“但是明天尚未到来。”

（翻译：都述文）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