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弗兰肯斯坦》的前言里解释道：“作为两位著名作家的女儿，我早年就应该想到写作，这并不奇怪。”这是她对于19世纪的类似“一个好女孩怎么能写这么恶心的东西呢？”这样老生常谈问题的回答，并且也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她在写作伊始就提到她的父母，可见他们对她的自我意识影响之深。

然而，只有玛丽·雪莱的父亲活着看到了《弗兰肯斯坦》的出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这个以《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而闻名的杰出女权主义者，生下玛丽后不久就去世了，这件事让她的女儿一生备受困扰。然而，杀死她的凶手不是婴儿玛丽，而是一个叫Poignand的内科医生——他用未清洗的手逐块取出胎盘时，传播了产褥热，这让产后几天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直接送了命（鉴于她女儿后来的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产褥热常常是医生进行尸检再直接进行接生时传播的）。

正如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所说，自那以后，“玛丽·雪莱的生母是一块墓碑。”这句话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具有象征意义——并且也具有实际意义。玛丽花了相当多时间在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的母亲墓前阅读她母亲的作品。她的父亲，改革派作家和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第一次带她去教堂墓地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此后玛丽经常独自前往，尤其是她父亲与隔壁邻居玛丽·简·克莱蒙（Mary Jane Clairmont）再婚以后。玛丽受不了继母，她的家庭生活也变得紧张起来。

“因为她对母亲一无所知……她主要的自我定义方式是通过阅读。当然，后来她和雪莱（Shelley）一起生活的早些年，她写出了《弗兰肯斯坦》，”吉尔伯特说，“玛丽·雪莱无休止地研究着母亲和父亲的作品，可以说她是通过‘阅读’了解家庭。书似乎充当着她的代孕父母，书页和文字代表着血肉之躯。”玛丽年轻时在墓地读了很多书。

当比希·雪莱（Percy Shelley）突然闯入这个场景，墓地呈现出了另一种全新的意义。戈德温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激进的散文家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画家托马斯·劳伦斯（Thomas Lawrence）、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和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家里的常客（玛丽和异母妹妹曾经躲在沙发下面偷听大人的谈话，被柯勒律治发现以后，柯勒律治让她俩背诵《古舟子吟》）。但是没有人像雪莱一样对玛丽有如此深刻的影响，雪莱是她父亲的狂热崇拜者，他于1812年底来玛丽家拜访过一次。两人于1814年再次相遇，开始在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里散步谈天，尽管当时玛丽只有16岁，而这位21岁的诗人也已经与另一位16岁的诗人结婚。玛丽被他的理想主义、无畏精神以及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霍格（Thomas Jefferson Hogg）所形容的“狂野、聪明、超凡脱俗”的外表深深吸引。

玛丽的传记作家马丁·加勒特（Martin Garrett）写道，戈德温可能认为玛丽和雪莱只是在墓地“重申他们的改革主义理想”。 事实上，他们做的远不止这些：根据加勒特的说法，那年六月，这对情侣宣布彼此相爱，此后不久，他们在墓地里第一次发生性关系，表明了这种关系的“传统确认”。

吉尔伯特写到：“她母亲坟墓的这种背景环境似乎是非常阴森的，对于阅读、写作或做爱来说甚至都是可怕的。”然而，对于玛丽·雪莱来说，墓地不仅仅用来存放腐烂的尸体，更是一个知识和感情的所在：一个她进行阅读、与母亲交流的地方，一个她被引向性之奥秘的地方。文学、家庭和肉体知识都聚集在一个地方。

墓园作为一个（有时被禁止）知识的场所出现在她最著名的作品中。作为一名学生，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补充了他对化学和解剖学的研究，他解释说：“为了研究生命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求助于死亡。”墓地，或者至少是它所收纳的尸体，引发了维克托最伟大的醒悟时刻，小说的余下部分也建立于此。

“现在，我被带去研究这种腐烂的原因和进展，被迫在拱顶和舢房里度过日日夜夜……我看到跟着死亡的腐败接踵而至的是盛开的生命面颊；我看到蠕虫如何继承了眼睛和大脑的奇迹。我停顿了一下，审视和分析了所有因果关系的细节，例如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的变化，直到在这黑暗之中，突然有一道亮光闯进我的脑海，那道亮光如此奇妙，然而又如此简单，以至尽管我被浩瀚无垠的景象弄得头晕目眩，但我还是惊讶地发现，在把研究引向同一门科学的众多天才当中，只有我一个人发现如此惊人的秘密。”

当然，这是生命本身的秘密，也是玛丽在《弗兰肯斯坦》的前言说的“一个生物的组成部分可以被制造，组合并赋予它们重要的温暖”的秘密。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由尸体碎片拼凑而成的，这与玛丽拼凑出她自己的身份有相似之处：在某种意义上，她就像她自己的生物，没有母亲，以书籍的形式拼凑出的死去的碎片。

《弗兰肯斯坦》也是由碎片构成——全书由一系列简洁的叙事构成，文本内又暗藏文本。诚然，吉尔伯特把小说的“证据技术”和玛丽·雪莱尝试对第一次发生在墓地的性关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对玛丽·雪莱来说，阅读和收集文献证据，检查、分析、研究它们，是探索来源、解释身份、理解性欲的关键方法。”

正如吉尔伯特指出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玛丽·雪莱的代言人，也是普遍女性的代言人。虽然流行文化喜欢把维克多看成疯狂的科学家，但书中一些最感人的部分来自怪物的独白，吉尔伯特把这个独白看做是“对出生时没有灵魂或历史意味着什么的哲学思考，以及成为一个能说会动的肮脏巨人、一个东西、一个异类、一个第二性别的生物的感觉如何的探究”。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写道：“女人是没有历史的男人，至少是没有《希腊罗马名人传》那种历史”。 对玛丽·雪莱来说，失去母亲的痛苦、父亲再婚后自己被排斥在家门之外的感觉、这种出生时没有历史的想法——或者至少与被压制或被改变的历史绑缚在一起——可能带有一种特别的辛酸。

阅读也可以是一种复活的行为。玛丽知道这一点是由于她的父亲。戈德温在他的《谈坟墓》（Essay on Sepulchres）一书里主张，要在“显赫的死者”的坟墓上竖立纪念碑，并在英国建立学者保罗·韦斯托夫（Paul Westover）所称的“死亡旅游”计划。韦斯托夫写道，对戈德温来说，“旧书是鬼魂所拥有的躯体。”而且“阅读就是与已故作家的影子相遇”——这是他女儿可能记在心里的态度。然而，阅读只是与死者交流的一种形式：戈德温相信探望死者的力量，他的女儿也是如此。他写道：“（死者）仍然有他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去那里探望他们，如果我们栖息在安详、静谧的灵魂里，我们就不会忘记他们的存在。”

玛丽在《弗兰肯斯坦》的另一个感人的场景中多少展示了这种态度。维克多离开日内瓦到世界各地寻找他的怪物之前，他最后去的地方就是他父亲、兄弟和新娘的墓地。她写道：

“夜幕降临，我发现自己在墓地的入口处……我走进墓地，来到他们的墓碑前……逝者的灵魂似乎在飞来飞去，在哀悼者的头上投下可感知却看不见的阴影。”就在这里，维克多发誓要报复他的创造物：“哦，黑夜，凭着主宰你的灵魂，我发誓要追逐守护神……我召唤你，死者的灵魂，和那些四处游荡的复仇牧师，在我的使命里来帮助和带领我。”

作为产后十一天就去世了的母亲的女儿，作为三个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的孩子母亲，玛丽身处一个独特的地方，她能够理解生与死的界线是多么的脆弱，以及生与死是如何从同一个地方——子宫中诞生的。像其他学者一样，吉尔伯特不仅仅把《弗兰肯斯坦》解读为关于知识分子的傲慢的危险故事，而且是关于“母性的恐怖故事”。 事实上，从她和比希·雪莱一起逃跑，到她写《弗兰肯斯坦》的那段时间，吉尔伯特写道，玛丽·雪莱“几乎一直在怀孕、‘受限’或哺乳”。围绕维克多制造怪物的许多隐喻都暗示着怀孕。这个生物从“肮脏的创造车间”诞生（吉尔伯特写道，“因为淫秽的性”）， 并且围绕着他孵化诞生的描述性语言很容易产生这种双重含义：“难以置信的劳动”“被禁锢而消瘦”“生活的工具”。对于吉尔伯特来说，“维克多进入了布莱克称之为‘代’（generation）的领域，标志着他认识到那些互补的对立面——性和死亡——必须相互依存。”

当然，这个生物从来没有被命名。正如吉尔伯特所指出的，玛丽·雪莱非常理解父权社会中的姓名和社会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她甚至可能已经意识到，因为她的婚前名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和那个生完孩子后死去的女人完全一样，她自己可能是“死者的复活，一个讽刺的、从原本应该是‘生命的摇篮’里出来的镀锌尸体”。

（翻译：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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