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六家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著名出版社创立了国际出版社大奖，按照作家约翰·马歇尔·库切的话来说，这个大奖旨在挑选出那些积极改变世界文坛气候的作家，并且希望打出招牌，达到比肩诺贝尔奖的程度。在奖项设立的第一年，大奖由两位著名的文学家分享，一个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另一个则是塞缪尔·贝克特。到了第二年，捧得大奖的是一个年仅27岁的德国人，名叫乌韦·约翰森（Uwe Johnson）。他的获奖作品是《关于雅各布的种种揣测》（Speculations About Jakob），这本书在约翰森25岁那年发表，就在这一年，另一本典型的60年代德国小说，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也出版了。

《关于雅各布的种种揣测》并不是约翰森的第一本小说。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开始写作了。1956年，约翰森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出版界传奇人物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后者看完后写道：“他简直是（与福楼拜其名的德国现实主义大师）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再世啊！他才23岁，而且住在墙的另一边！”他指的是东柏林。苏尔坎普和约翰森见面了，他鼓励这个年轻人继续写作，但同时也婉拒了他的请求，没有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因为这个故事太本地化了——围绕着作者在德国东北部梅克伦堡的经历体验，而且叙述中的低地德语方言太多，当地色彩太浓重。在这之后，局限的视野就被约翰逊从作品中抹去了。

格拉斯的文字带有拉伯雷式的下里巴人的幽默讽刺，约翰森的现实主义散文则更加时髦，客观而详尽地进行描述，就像法国的反传统小说一样，他还将不同时间线发生的故事混杂在一起，加上难以归类的表达，以及他从自己最喜欢的作家、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那里蹭来的写作技巧。这本书还走出了国门，因为约翰森住在柏林，而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这个城市在冷战时期曾经是“分裂世界的前线”。

有了《关于雅各布的种种揣测》以及另外两本小说，再加上各式各样关于东柏林人在西柏林、西柏林人在东柏林的故事，约翰逊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媒体友好的符号。他充满同情，但对从东向西的逃亡保持批判精神，被称作是“东西两德的诗人”（Dichter der beiden Deutschland）。不同于德语，英语中我们对“诗人”的定义往往更加严格，所以把这个头衔翻译为“分裂的东西两德代言人”可能更为合适。

对约翰森来说，东西两德这个问题是非常个人的，就像他在所有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早在1961年东德开始修筑柏林墙以前，他就料想到会有这么一道高墙拔地而起，于是他苦苦哀求自己还在东德的朋友和挚爱，尤其是女友伊丽莎白·施密特（Elisabeth Schmidt）赶紧逃离东德，免得将来追悔莫及。然而当时她并没有听进去。此后，约翰森想方设法把她捞了出来。1962年2月初，伊丽莎白拿着一本假的瑞士护照，花了整整两天，几经辗转，来到哥本哈根，返回汉堡，然后搭飞机来到西柏林——这段路程要搁过去，只需要十分钟的电车车程，花上20芬尼（1马克的五分之一）便可到达。2月底，乌韦和伊丽莎白在罗马结婚了，也正是在这年，他拿下了国际出版社大奖。

他在西柏林打出了名气，但这里的圈子并不大。同时，约翰森对自己受到的简单粗暴的待遇十分不满，于是便欣然接受了一份1966到1967年在纽约的工作，效力于Harcourt, Brace & World出版社。带着妻子和四岁的小女儿，约翰森搬到了环河路243号204房间，一头扎进了纽约的新生活。

纽约生活给约翰森带来了这本杰作，《周年纪念日》。这本书的主角格西娜·克雷斯帕尔是《关于雅各布的种种揣测》主角雅各布的女友，也是雅各布遗腹子的母亲。她在书中也带着3岁的女儿玛丽来到了纽约，住在上西区环河路243号204房间。这位单亲妈妈一直陷在与学校和儿科医生的斗争中，与此同时，她还有份全职工作。她女儿面对的挣扎就更多了，一开始英语对她们来说完完全全是一门外语。从欧洲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她们开始在这里找到了方向。六年后，格西娜年近四十，女儿也已经十岁了。她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给玛丽讲述自己的家庭背景，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又令人唏嘘的故事——格西娜生于1933年，正值希特勒接过德国的最高权力。

格西娜对上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德国东北部小镇的回忆，本身就是一部精巧的现实主义小说，是一部戏中戏。我们聆听着格西娜的故事，看着玛丽仔细聆听，看着她逐渐走向成熟，并且反复咀嚼母亲的故事。小说发展到中间部分，格西娜问：“那你觉得我的家庭怎么样呢？”玛丽直言不讳，她把格西娜口中那些关于她母亲的坏事儿晾在一边，“因为她是你的妈妈。”玛丽甚至对纳粹党人霍斯特叔叔还有点感情。再往后，小说的万花筒突然发生了形变，彩色玻璃重组，变出了新的形状，战前德国的现实主义的第三人称叙事，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第一人称的故事。

除了德国的过去和纽约的现在作背景，这部小说的第三层外衣是格西娜对新闻的利用，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她也深深痴迷于此。格西娜是《纽约时报》的死忠粉，对待新闻的态度严肃专注，虽然有时也带着怀疑的眼光，偶尔报之以嘲讽。《纽约时报》在这本书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唠唠叨叨、满口说教，还有点厚脸皮的老阿姨。书中有些章节就以报纸上的新闻开篇，有些干脆塞满了引用自《纽约时报》的文字。

约翰森的这三层油彩日复一日地在小说中发光发热——在《周年纪念日》中，每一个章节都是新的一天，从1967年8月20日开始，直到1968年8月20日。在这一年，各式各样的新闻轰炸着我们，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遭杀害，城市生活、天气，这些元素与格西娜父母的婚姻、纳粹德国的兴衰、后来落入斯大林之手的东德以及在纽约的柴米油盐交织在一起。格西娜在犬儒主义的诱惑和美国的承诺之间徘徊不定，同时，远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也吸引着她再一次关注社会主义。这本书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努力将一堆连珠炮般喷涌而至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新闻融入主人公的生活，放在2018年，格西娜的故事再适合不过了。

约翰森在决定出发去纽约的时候，心里也没谱，没有预想到这就是他要写的东西。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获得了一笔洛克菲勒学人奖学金，足以让他在美国多住一年，直到1968年8月。但当时他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不再想把自己框在“分裂的东西两德代言人”的名号里，而是考虑将自己余生的投入到福克纳现已完成作品的翻译工作中。

1967年4月18日，星期二，下午五点半，这位作家走到了职业生涯的拐角。后来他回忆起这一天，在42街的南侧，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布莱恩公园边上，一个女人朝西走去。“她的身影很有辨识度——她昂首的样子，她松弛但不失警戒地甩着右臂，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小钱包，手指这么一弯，刚好把它锁定到位（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来回击）。这时候太阳刚好躲到了云层后面，女人的太阳眼镜便夹在手指之间，随意摆动。”她的灰色短袖针织连衣裙，9码的轻便单鞋……这就是格西娜，是他的“人”——约翰森从不将自己笔下的人物称作小说角色。

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人物并不是完全虚构的：没有一个作家像约翰森一样，在自己小说的现实性上下这么大的功夫，考虑这么多的伦理道德。他不仅像自己的偶像福克纳一样，重复使用、反复拜访自己的角色，为他们创造出一整个宇宙，还想象着自己在街上遇到这些人物是怎样的场景。1972年，约翰森发表了一篇与玛丽的访谈稿，想要得到她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因为前两卷都业已出版。在阅读书中的段落时，约翰森总会抬起头，完美地背诵原文，好几分钟都连续不断。采访者问，他为什么能做到如此熟记于心，这位作家解释说，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约翰森尤其喜欢背诵人物对话的段落，给人的感觉是似乎他熟识格西娜家乡耶里肖的每一个街坊，直到一砖一瓦的形状。同时，他还雄心勃勃，希望捕捉纽约现实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聊一聊阶级、性别、种族，看看不同的城镇、街区或者几代人之间、不同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有怎样的差异。《周年纪念日》写作的初衷就是成为一部“纪实刊物”，就像《纽约时报》一样，事实证明，它确实很成功。

时间的指针拨回4月18日，这一天在42街，约翰森问格西娜，她在纽约做什么。随后他承认，自己有一本小说明天就要在美国出版发售了，定价是5.75美元，价格并不高，她想不想免费拿一本？格西娜回答，“忠实引用《英德口袋词典》（朗氏第五版）：哦不。不要了。”她已知晓约翰森现在手边没有别的杂事了，翻译工作也都已经完成，正打算把她写进下一本小说里。

幸运的是，格西娜同意了。

本文作者达米恩·瑟尔是一名翻译兼短故事作家，著有《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去向何方》（What We Were Doing and Where We Were Going）和《墨迹》（The Inkblots，这本书研究了罗尔沙赫氏试验的历史以及设计这项测试的艺术家、精神病学家，被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纽约邮报》选为年度好书）。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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