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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法的转变 悄悄改变了我们的思考和社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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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法的转变 悄悄改变了我们的思考和社交方式

文学的演变和发展反映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日趋复杂化。

阅读中世纪文学作品时,人们很难不被书中人物的各种英雄行为所打动,比如某个北欧传奇故事中就记载了当时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屡次与维京人战斗的事迹(写于1230年左右)。故事开头第一句就铺排开了一幅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哈罗德国王宣布了一项大范围的征兵令,集结起一支舰队,整个王国的兵力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到第三段结尾的时候,已经写到国王将他的舰队挥师北上,去对付一支反叛的军队,其间进行过无数次浴血奋战,双方都“死伤惨重”。哈罗德国王为他的勇士们包扎伤口,将战利品分发奖赏给忠心耿耿的随从,“在整个北欧建立了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但是,对于哈罗德国王在整个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有过何种内心感受,这本传奇完全只字不提。他征服北欧的动机是源自专横的暴君父王对他不加掩饰的轻视,还是因为他得到的遗产超出了或没有达到他内心深处的渴望?读者全都不得而知。

让我们往后追溯大约770年,来看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短篇小说《永远高高在上》(Forever Overhead)。这篇小说用了12页的篇幅来描写小主人公,一个13岁的男孩,是如何慢慢地走过一个公共游泳池的甲板,在高耸的跳水台下排队等候,然后爬上楼梯准备跳水的。这12页文字带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因青春期萌动而思绪万千的男孩子的内心世界,读者的目光跟随着这个男孩停留在了穿着游泳衣的女性酮体上。当他站在高高的跳水台上犹豫难决的时候,他意识到周围的人都在注视着他,他起伏不定的思绪向读者揭示了他内心的激烈斗争:应该就这样不顾一切跳下去吗?完全不想后果就这样跳下去是不是既危险又愚蠢呢?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学逐渐发展的状况——文学作品从单纯地叙述行为和事件,发展到用迂回曲折、层层铺垫的手法来塑造具有复杂心理活动的人物形象。阅读古老的文学作品时,我总是忍不住沉思:那时的人们难道对书中人物的想法和情感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吗?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情感就是由外部行为或事件引发的可以预测的反应。图为《贝叶挂毯》上记录的哈罗德国王之死,挂毯上绣着“哈罗德国王遇害”的字样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也许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不怎么关注其他人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当一个社会里人们可以做出的选择是有限的,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根据其社会地位推断出来时,人们是不需要伤脑筋去揣度其他人心里的想法的(甚至可以说连自己的想法也不需要了解)。专注于描写心理活动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可能反映了关注他人的心理活动在当时越来越成为必要,因为以往僵硬陈腐的行事规则逐渐被废除了,而且那些给社会交往活动强加各种规则的大人物也逐渐消失了。

不过,目前的心理学研究显示出了这个现象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文学作品当然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最关注的问题,但是有证据显示,文学作品还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读者的心灵。虚构的小说故事帮助读者跳出自己的日常生活,进入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体验中,这一过程可能使读者的心智得到锻炼,提升理解他人心理活动的能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几百年来文学作品由平铺直述讲故事、发展到细致入微描述人物心理的进化过程,有可能在无意中产生了一种附带的作用:帮助人类培养了一种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切实需要的心智技能,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变得错综复杂而且微妙难懂。

***

人类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性归功于我们在生物学上的进化。人类通过遗传天生具有社交智能,这一点即使是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灵长类动物都无法企及。即使是初学走路的孩子,也能明白其他人的看法会与自己的看法相异,以及人们的外部行动是由内在的目标或欲望所驱使的。当觉得成年人的知识可疑的时候,他们会拒绝学习。不过在这种能力中,基因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也许我们出生时就具有一系列的天赋技能 [牛津大学心理学家塞西莉亚·赫耶斯(Cecilia Heyes)和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称之为“起始技能”],但是这种能够准确地领会和理解他人的想法以及情感变化的能力,或称作“心智化能力”(mentalizing ability),是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所具有的复杂的心智化能力是需要通过缓慢的学习过程来培养和传递的,这个过程与培养阅读习惯和学会下棋非常相似。举例来说,婴儿能够分辨诸如快乐或伤心这些人类基本的情感流露,但感知更复杂的社交情感——例如尴尬或内疚等——则需要7岁或以上的儿童才能做到,而且这种能力是会随着人的年岁增长而不断增强的。

研究发现,父母如果经常与子女谈论其他人的思想和看法,长期以往会对孩子领悟与辨识他人思想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由罗西·恩索(Rosie Ensor)和她的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母亲对年仅2岁的孩子频繁地使用例如“思考、忘记、疑惑、学习、假装”等词语进行交谈,这个孩子会呈现出3岁、6岁,甚至10岁的孩子才会拥有的心智化能力。

热衷于阅读小说的读者显示出具有最高层次的大脑活动。

这些结果的产生不大可能源自父母和孩子所共有的潜在遗传差异——因为,如果父母在交谈中更多地谈及人的心理状态,是因为他们拥有更佳的心智化能力,因而他们的子女有机会更多地继承这方面的能力。语言在其中能够发挥直接的影响作用,心理学家杰妮·皮埃尔斯(Jennie Pyers)和安·森格斯(Ann Senghas)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依据。她们研究了一些学习南美洲尼加拉瓜手语(Nicaraguan Sign Language)的耳聋人士,不久前尼加拉瓜政府让耳聋的儿童集中在一间国立学校里集中接受教育,他们学习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最初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势,后来演变成了可用于进行详尽描述的十分复杂的语言系统,这一变化使心理学家得以对这种全新的语言系统,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社群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

有一些早期的学习者只在这种语言系统的起步阶段学过一些简单的手势语言,而另一些孩子则在后来语言的成熟阶段学过更高级和复杂的手语。皮埃尔斯和森格斯将这两类学习者进行了比较,她们发现,与后来学习过成熟版本手语的孩子相比,那些早期阶段的学习者在描述心理状态的时候只能使用一些比较贫乏的词汇,而且在一项辨别其他人信仰的测验中,他们的表现也更差。但是两年后,当研究者们又回到这里,她们发现那些学习成熟阶段手语的孩子们已经毕业离校,他们在与只学过起步阶段手语的成年人互动交流的时候,使用的是复杂版本的尼加拉瓜手语。结果是,那些早期的学习者,现在也已经能够与那些年轻的同学一样使用很多描述心理状态的词汇,而且现在他们在心智化能力测试中也同样表现出色。25年来,使用贫乏词汇进行的社交活动没有使他们获得好的心智化能力,而丰富的语言交流做到了。

尼加拉瓜手语的事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绝好的类比案例:正如这种手语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包含进了能够用于交流心理状态的词汇,西方文学也在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演变和进化,出现了更多的描述人物心理状态的文学技巧。

根据德国文化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发现,中世纪的作家通常直接通过小说人物的对话和动作,来呈现他们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当要表现一些较强烈的情感时,他们则习惯于用一些格式化的俗套方式来表现,于是中世纪小说里大量出现诸如“无奈地搓手”、“扯头发”等动作描写,而“抬了一下眉毛”或是“嘴唇浮现出一抹浅笑”这一类表现微妙的情感变化的动作描写则比较少。直接表达情感状态的描写其实也很常见,不过这些描写大多都十分简短和直接,例如“他感到很害怕”之类的句子。而且,情感描写通常都是对外部行为或事件的可预测的反应,很少能够展现出小说人物复杂而令人惊奇的内心世界。

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伊莉萨白·哈特(Elizabeth Hart)认为,在中世纪或古典文学作品中,“人们总是在计划着、回忆着,他们相爱,他们恐惧,但是中世纪作家往往对小说人物的这些行为以及心理状态毫不关注。”这种情况在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个时候的作者通常会让小说中的人物在进行某个动作的中途停下来,然后插入一大段表现内心挣扎和欲望冲突的独白,作者还会让小说人物停下来思考和揣测其他人的动机,或是干脆让人物陷入幻想的状态。这一点你只要研读一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在他的剧作中随处可见展现人物心理状态的大段独白。哈特认为这些变化的发生应该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当时不论阶层和性别,很多人都具有了读写能力。人们现在可以在私下里阅读,可以以自己的速度来阅读,喜爱的书籍还可以反复阅读、深入思考。这一切使读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能力,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阅读内容更复杂、情节更烧脑的文学作品。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会在进行一个动作之前停顿下来,然后插入一大段有关激烈思想斗争的独白。任何熟悉莎士比亚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剧本中也是随处可见描写心理活动的独白
图片来源:Danita Delimont

出现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小说通常都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他们能够洞察笔下人物的各种心理状态,偶尔还会揭示连小说人物本人都不知道的各种动机。到了20世纪,不少作家不再费力地在自己的小说里做简单的描述工作,而是开始去模拟笔下人物的各种心理变化。英国女作家、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她的文学宣言《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中写道:“让各种原子按照它们自己的顺序落下来吧,我们就记录下它们是如何落在我们的心灵之上,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们全都互相分离也不连贯,但是每一个景象、每一个事件都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了刻痕。”

这一响亮的号召得到了美国女作家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的回应,她在文章《情感》(Sentiment)中用富含节律性的句子来表现纠结甚至有些偏执的思想状态:“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他早在离开之前就已经远离我了。他已经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已经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已经走了,而且绝不会再回来了。听吧,车轮正在说呢,走了,走了,走了。”

对于帕克以及从那之后的无数作家们来说,语言的方方面面——从声音到意象,再到句法——都是传达和描述精神状态的工具。

***

文学作品开始描绘人物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后,读者的心智化能力得到了提高,那么,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的描写心理活动的语言是否提高了读者的社交智能呢?心理学家不可能返回十三世纪去对中世纪居民进行一系列测试,但他们可以选取一些拥有不同阅读习惯的现代人进行研究和比较。

这一类的研究显示出,人们的心智化能力与他们平时经常阅读的书籍有着明显的密切联系。一项由加拿大心理学教授雷蒙德·玛尔(Raymond Mar)主持的研究表明,一位如饥似渴爱读小说的读者和一位没那么爱看小说的人相比,前者能够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更加细致入微的社会学判断。例如仅仅通过看不同人的眼睛的照片,就能解码相片中人复杂的情绪变化,以及利用社交互动视频中微妙的线索做出判断(例如根据视频中人物的肢体语言、说话的声调以及其他非言语的信息,猜一下谁是视频中两个成年人的孩子)等。而热衷于阅读非虚构作品的读者则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他们的心智化能力比不太热衷读非虚构类书籍的读者更弱。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也使用了与前文所述类似的测试方法,其结果证明,在心智化能力方面,喜欢读文艺小说的读者比喜欢读通俗小说的读者具有较大的优势,喜欢读爱情小说的读者也比喜欢读科幻小说的读者心智化能力更强。

以上的研究并不能证明阅读某一类文学作品一定能够培养人的社交智能,不过存在着一种可能性:那些更容易与他人协调相处的人,本身就热衷于观察和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因此,这样看来,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应该就是由自己的社交智能决定的。比较理想的实验应该是先给参加实验的人随机安排不同的阅读计划,让他们按照指定的计划进行一段时间的阅读后,再对他们进行测试和比较,这样才能看出阅读对人确实能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清晰与隐晦之间的鸿沟,是作者为读者设置的游戏。

另一项为了证明这种因果关系的实验更具有实践性,是由大卫·基德(David Kidd)和埃马努埃莱·卡斯塔诺(Emanuele Castano)主持的。在测试他们的心智化能力之前,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们先被随机指定阅读一段文本,这些文本包括文艺小说、通俗小说和非虚构类书籍。然后他们要通过看一些被裁剪得只剩下眼睛的照片,来解读照片人物复杂的情感状态。实验的结果显示,那些阅读过文艺小说的志愿者在辨识表情测试中获得了最高的分数,而阅读其他文体的志愿者得分相对较低。这个实验也证实了阅读某类书籍确实能够刺激大脑中与解读他人情感相关的精神智力活动。依照各种刻板套路写成的通俗小说一般只能塑造出一成不变的公式化人物,而且他们的行事动机也让读者一目了然。文学小说则完全不同,其人物的行事方式完全是出人意料而且神秘难测的,完全超出了通俗故事脚本的想象力界线。在一部通俗惊悚小说中(或是中世纪的长篇传奇故事中),如果故事主人公的妻子被杀害了,那么他的反应一定会是血债血偿、报仇雪恨。这样的反应行为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心理分析,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主人公以死去的妻子的口吻写一封信给杀手送去,故事会变成怎样?这时文学小说就诞生了。这样的情节,才会激起读者的兴趣,对主人公的行事动机和精神状态进行各种深层的探索和揭秘。

基德和卡斯塔诺的研究是存在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界定“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分类的清晰标准,另外还因为最近有一些与他们相类似的研究实验并没有得出相似的结果(尽管有些研究者声称,让被试者分别观看获奖电视剧与纪录片后测量心智化能力也出现了不同水平的差异)。

尽管如此,另外一些使用了大脑成像技术的研究支持了心理学家之前得出的实验结果,这些研究证实,至少有些时候,阅读确实能够刺激与解读他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心智活动。戴安娜·塔米尔(Diana Tamir)和她的团队发现,那些含有大量关于社交活动内容的段落文本更容易激发不同形式的大脑活动,而那些详细描述空间细节的文本则效果不明显。当人们在阅读包含社交内容的文章时,大脑里的某些区域开始活跃,而这些大脑区域正是人们参加各种心智化能力测试时也会明显活跃的区域。更值得一提的是,痴迷小说的读者在阅读时其大脑涉及心智化能力的区域确实有着最高级的活动,与之前认为阅读这类文体能够训练社交智能的假说相一致。

还有一项在荷兰进行的研究实验,同样发现当人们在阅读描写人物的思想、欲望或是信仰的段落文本时,大脑中涉及心智化能力的区域有显著增强的活动。与之相反,那些描写动作的文段则激发了大脑中完全不同区域的活动,这些区域一般是负责视觉和运动部分的大脑皮层。尽管这项实验并没有深入探究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们平时的文学阅读习惯,但是大脑显示出的个体差异是惊人的。被试者似乎分为了两类:一类的大脑似乎只对动作描写产生反应,而另一类的大脑则只对小说人物的思想状态产生共鸣。

总的来说,关于文学作品或许有助于改变智力的说法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但是究竟是哪种文体,或哪些文学技巧最能够激发涉及心智化能力区域的大脑活动,我们目前仍然知之甚少。而且,根据大脑成像技术的证据显示,因阅读某些特定的文体而产生的神经活动,其实大部分取决于阅读者本人——不仅仅与正在阅读的内容有关,还与阅读者以往的阅读以及阅读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触阅读文本有关。

***

除了这些心理学实验,我们也可以仔细审视文学作品本身,从中寻找穿越历史长河的读者们拥有心智化能力的线索。所有作者在创作时都做过这样的选择:安排多大篇幅进行清楚明确的陈述,剩下多少篇幅只做隐晦含蓄的描述。写作时做出的这种选择,显示出作者已经估计过自己作品中那些清楚的描述与隐晦的文字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多大的鸿沟,是读者能够自己飞越过去的。读者究竟能够从隐晦的文字中理解多少深意,作者心中清楚有数。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像这样有意留出的叙述与理解之间的鸿沟比比皆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就明确表示过,她的文学创作深受英国作家碧雅翠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影响,她认为碧雅翠丝是一位运用隐晦语言写作的大师。在《狐狸托德先生的故事》中,兔子本杰明和彼得在追踪一只叫做汤米的獾,这只很坏的獾用一个袋子抓走了本杰明的几个孩子,打算把小兔子带回家吃掉。在追踪汤米獾的路上,两只兔子路过了白尾灰兔邦尼的家,他们过去询问灰兔的丈夫——那只黑色的兔子是否在家,因为他们希望黑兔子能够帮他们对付汤米獾。白尾灰兔只字不提她的丈夫,只是说“当她看见汤米獾的时候,他休息了两次”。两只兔子继续向前追赶汤米獾,彼得说:“他在家,我看见他黑色的耳朵从洞里伸了出来。”本杰明回答道:“他们住得离岩石太近了,没法与他们的邻居争吵……”

阿特伍德写道:“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有4岁,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白尾灰兔是在撒谎,不过那一番关于‘岩石’的言论让我思考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明白了:汤米獾有一把铲子,那些住得离岩石太近的地洞里的小动物是很容易被他挖出来抓走的。从这个故事里我得出了值得铭记于心的写作技巧: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细节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其实读者是你的故事的合作创作者,要相信他们是能够把缺失的线索一一寻回的。”

研究证明,人们拥有的心智化能力与他们经常阅读的书籍有着确实的联系。

毫无疑问,阿特伍德4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早慧的读者,但是有证据显示,普通的儿童也有能力发现书中隐藏的各种故事线索,这一思考过程不仅激活了大脑中涉及心智化区域的活动,而且比用明确的语言描述人物的精神状态,更能使读者提升心智化能力。在一项研究实验中,研究者给一组儿童讲了《母鸡萝丝去散步》的故事:名叫萝丝的母鸡散步经过一块谷仓前的空地,她自顾自快乐地走着,完全没有察觉身后跟着一只狐狸。研究者再把同样的故事讲给另外一组儿童听,不过这时故事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已经通过语言清楚明确地呈现出来了:“萝丝听到身后有一个声音,这时她有没有发现一只饥饿的狐狸跟在她的身后呢?不,她没有转身看。她完全不知道狐狸正跟在她的身后。”第一组儿童必须自己从字里行间去寻找线索理解故事,后来他们在一项推测其他人信仰的测试中明显优于第二组儿童。

如果一位作者对读者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在创作小说时留出了空间,让读者依靠自己平时积累的社会经验,发挥想象力,甚至将自己替换成小说中的人物,去体验其中的各种感受,是可以产生另一种阅读效果的。多年来我曾经读过很多以用动物做实验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暗含着道德谴责的意味。但是只有一篇小说能够令我在读后产生强烈的移情作用,并最终使我的道德观发生动摇。这就是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的短篇小说《93990》。这篇小说非常震撼人心,因为整篇小说就像一份以不动声色的平淡语气写成的实验报告,记录了给实验室里的20只猴子注射一种毒药后它们的各种反应。小说里完全没有描写心理状态的语言,没有主观意味的诠释或自我反省,也完全没有任何入侵读者意识的语句。从头到尾,这篇小说假借冷冰冰的学术研究语言,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以一种完全超然的态度记录下这些被用于实验的动物承受的种种痛苦,和它们最后的死亡。

当然,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够使我为之深深动容,正是因为它所采用的这种冷冰冰的记录性语言,以及完全不揭示被实验的动物和做实验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方法。桑德斯没有把读者的注意力直接带向小说角色的精神及心理状态,相反,他在实验者观察到的动物惨状和描述这种惨状的语言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裂口,让读者自己去反复阅读并从中获得体验。

这篇小说是让人读后荡气回肠的,同时这种感动又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仿佛桑德斯本人在招手示意,让我过去站在他的身边,然后拉开窗帘,让我自己去看那后面隐藏着的一切。没有任何人的想法被公开表达或描述出来,我发现自己在不断的想象中体会着那些被实验的动物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我看见了那些科学家因为惯于目睹这一切而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冷淡,我发现我读到了桑德斯脑海中对那些动物和那些科学家产生的想法。这整个阅读过程其实就是我和作家并肩站在那儿一起目睹着发生的一切。

本文作者Julie Sedivy系美国布朗大学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语言学和心理学教授,著有《心灵中的语言:语言心理学简介》(Language in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一书,目前她正在写作一本关于一种母语的消失以及再生的书。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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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鹦鹉螺杂志

原标题:Why Doesn’t Ancient Fiction Talk About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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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演变和发展反映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日趋复杂化。

阅读中世纪文学作品时,人们很难不被书中人物的各种英雄行为所打动,比如某个北欧传奇故事中就记载了当时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屡次与维京人战斗的事迹(写于1230年左右)。故事开头第一句就铺排开了一幅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哈罗德国王宣布了一项大范围的征兵令,集结起一支舰队,整个王国的兵力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到第三段结尾的时候,已经写到国王将他的舰队挥师北上,去对付一支反叛的军队,其间进行过无数次浴血奋战,双方都“死伤惨重”。哈罗德国王为他的勇士们包扎伤口,将战利品分发奖赏给忠心耿耿的随从,“在整个北欧建立了君临天下的霸主地位。”但是,对于哈罗德国王在整个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有过何种内心感受,这本传奇完全只字不提。他征服北欧的动机是源自专横的暴君父王对他不加掩饰的轻视,还是因为他得到的遗产超出了或没有达到他内心深处的渴望?读者全都不得而知。

让我们往后追溯大约770年,来看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短篇小说《永远高高在上》(Forever Overhead)。这篇小说用了12页的篇幅来描写小主人公,一个13岁的男孩,是如何慢慢地走过一个公共游泳池的甲板,在高耸的跳水台下排队等候,然后爬上楼梯准备跳水的。这12页文字带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因青春期萌动而思绪万千的男孩子的内心世界,读者的目光跟随着这个男孩停留在了穿着游泳衣的女性酮体上。当他站在高高的跳水台上犹豫难决的时候,他意识到周围的人都在注视着他,他起伏不定的思绪向读者揭示了他内心的激烈斗争:应该就这样不顾一切跳下去吗?完全不想后果就这样跳下去是不是既危险又愚蠢呢?

以上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学逐渐发展的状况——文学作品从单纯地叙述行为和事件,发展到用迂回曲折、层层铺垫的手法来塑造具有复杂心理活动的人物形象。阅读古老的文学作品时,我总是忍不住沉思:那时的人们难道对书中人物的想法和情感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吗?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情感就是由外部行为或事件引发的可以预测的反应。图为《贝叶挂毯》上记录的哈罗德国王之死,挂毯上绣着“哈罗德国王遇害”的字样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也许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不怎么关注其他人错综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当一个社会里人们可以做出的选择是有限的,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根据其社会地位推断出来时,人们是不需要伤脑筋去揣度其他人心里的想法的(甚至可以说连自己的想法也不需要了解)。专注于描写心理活动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可能反映了关注他人的心理活动在当时越来越成为必要,因为以往僵硬陈腐的行事规则逐渐被废除了,而且那些给社会交往活动强加各种规则的大人物也逐渐消失了。

不过,目前的心理学研究显示出了这个现象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文学作品当然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最关注的问题,但是有证据显示,文学作品还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读者的心灵。虚构的小说故事帮助读者跳出自己的日常生活,进入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体验中,这一过程可能使读者的心智得到锻炼,提升理解他人心理活动的能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几百年来文学作品由平铺直述讲故事、发展到细致入微描述人物心理的进化过程,有可能在无意中产生了一种附带的作用:帮助人类培养了一种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切实需要的心智技能,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变得错综复杂而且微妙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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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性归功于我们在生物学上的进化。人类通过遗传天生具有社交智能,这一点即使是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灵长类动物都无法企及。即使是初学走路的孩子,也能明白其他人的看法会与自己的看法相异,以及人们的外部行动是由内在的目标或欲望所驱使的。当觉得成年人的知识可疑的时候,他们会拒绝学习。不过在这种能力中,基因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也许我们出生时就具有一系列的天赋技能 [牛津大学心理学家塞西莉亚·赫耶斯(Cecilia Heyes)和克里斯·弗里斯(Chris Frith)称之为“起始技能”],但是这种能够准确地领会和理解他人的想法以及情感变化的能力,或称作“心智化能力”(mentalizing ability),是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所具有的复杂的心智化能力是需要通过缓慢的学习过程来培养和传递的,这个过程与培养阅读习惯和学会下棋非常相似。举例来说,婴儿能够分辨诸如快乐或伤心这些人类基本的情感流露,但感知更复杂的社交情感——例如尴尬或内疚等——则需要7岁或以上的儿童才能做到,而且这种能力是会随着人的年岁增长而不断增强的。

研究发现,父母如果经常与子女谈论其他人的思想和看法,长期以往会对孩子领悟与辨识他人思想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由罗西·恩索(Rosie Ensor)和她的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母亲对年仅2岁的孩子频繁地使用例如“思考、忘记、疑惑、学习、假装”等词语进行交谈,这个孩子会呈现出3岁、6岁,甚至10岁的孩子才会拥有的心智化能力。

热衷于阅读小说的读者显示出具有最高层次的大脑活动。

这些结果的产生不大可能源自父母和孩子所共有的潜在遗传差异——因为,如果父母在交谈中更多地谈及人的心理状态,是因为他们拥有更佳的心智化能力,因而他们的子女有机会更多地继承这方面的能力。语言在其中能够发挥直接的影响作用,心理学家杰妮·皮埃尔斯(Jennie Pyers)和安·森格斯(Ann Senghas)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依据。她们研究了一些学习南美洲尼加拉瓜手语(Nicaraguan Sign Language)的耳聋人士,不久前尼加拉瓜政府让耳聋的儿童集中在一间国立学校里集中接受教育,他们学习使用的就是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最初只有一些简单的手势,后来演变成了可用于进行详尽描述的十分复杂的语言系统,这一变化使心理学家得以对这种全新的语言系统,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社群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

有一些早期的学习者只在这种语言系统的起步阶段学过一些简单的手势语言,而另一些孩子则在后来语言的成熟阶段学过更高级和复杂的手语。皮埃尔斯和森格斯将这两类学习者进行了比较,她们发现,与后来学习过成熟版本手语的孩子相比,那些早期阶段的学习者在描述心理状态的时候只能使用一些比较贫乏的词汇,而且在一项辨别其他人信仰的测验中,他们的表现也更差。但是两年后,当研究者们又回到这里,她们发现那些学习成熟阶段手语的孩子们已经毕业离校,他们在与只学过起步阶段手语的成年人互动交流的时候,使用的是复杂版本的尼加拉瓜手语。结果是,那些早期的学习者,现在也已经能够与那些年轻的同学一样使用很多描述心理状态的词汇,而且现在他们在心智化能力测试中也同样表现出色。25年来,使用贫乏词汇进行的社交活动没有使他们获得好的心智化能力,而丰富的语言交流做到了。

尼加拉瓜手语的事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绝好的类比案例:正如这种手语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包含进了能够用于交流心理状态的词汇,西方文学也在几个世纪里发生了演变和进化,出现了更多的描述人物心理状态的文学技巧。

根据德国文化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发现,中世纪的作家通常直接通过小说人物的对话和动作,来呈现他们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当要表现一些较强烈的情感时,他们则习惯于用一些格式化的俗套方式来表现,于是中世纪小说里大量出现诸如“无奈地搓手”、“扯头发”等动作描写,而“抬了一下眉毛”或是“嘴唇浮现出一抹浅笑”这一类表现微妙的情感变化的动作描写则比较少。直接表达情感状态的描写其实也很常见,不过这些描写大多都十分简短和直接,例如“他感到很害怕”之类的句子。而且,情感描写通常都是对外部行为或事件的可预测的反应,很少能够展现出小说人物复杂而令人惊奇的内心世界。

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伊莉萨白·哈特(Elizabeth Hart)认为,在中世纪或古典文学作品中,“人们总是在计划着、回忆着,他们相爱,他们恐惧,但是中世纪作家往往对小说人物的这些行为以及心理状态毫不关注。”这种情况在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个时候的作者通常会让小说中的人物在进行某个动作的中途停下来,然后插入一大段表现内心挣扎和欲望冲突的独白,作者还会让小说人物停下来思考和揣测其他人的动机,或是干脆让人物陷入幻想的状态。这一点你只要研读一下莎士比亚的作品就能明白,在他的剧作中随处可见展现人物心理状态的大段独白。哈特认为这些变化的发生应该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当时不论阶层和性别,很多人都具有了读写能力。人们现在可以在私下里阅读,可以以自己的速度来阅读,喜爱的书籍还可以反复阅读、深入思考。这一切使读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能力,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阅读内容更复杂、情节更烧脑的文学作品。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会在进行一个动作之前停顿下来,然后插入一大段有关激烈思想斗争的独白。任何熟悉莎士比亚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剧本中也是随处可见描写心理活动的独白
图片来源:Danita Delimont

出现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小说通常都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他们能够洞察笔下人物的各种心理状态,偶尔还会揭示连小说人物本人都不知道的各种动机。到了20世纪,不少作家不再费力地在自己的小说里做简单的描述工作,而是开始去模拟笔下人物的各种心理变化。英国女作家、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她的文学宣言《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中写道:“让各种原子按照它们自己的顺序落下来吧,我们就记录下它们是如何落在我们的心灵之上,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们全都互相分离也不连贯,但是每一个景象、每一个事件都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了刻痕。”

这一响亮的号召得到了美国女作家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的回应,她在文章《情感》(Sentiment)中用富含节律性的句子来表现纠结甚至有些偏执的思想状态:“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他早在离开之前就已经远离我了。他已经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已经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已经走了,而且绝不会再回来了。听吧,车轮正在说呢,走了,走了,走了。”

对于帕克以及从那之后的无数作家们来说,语言的方方面面——从声音到意象,再到句法——都是传达和描述精神状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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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开始描绘人物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后,读者的心智化能力得到了提高,那么,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作品中越来越多的描写心理活动的语言是否提高了读者的社交智能呢?心理学家不可能返回十三世纪去对中世纪居民进行一系列测试,但他们可以选取一些拥有不同阅读习惯的现代人进行研究和比较。

这一类的研究显示出,人们的心智化能力与他们平时经常阅读的书籍有着明显的密切联系。一项由加拿大心理学教授雷蒙德·玛尔(Raymond Mar)主持的研究表明,一位如饥似渴爱读小说的读者和一位没那么爱看小说的人相比,前者能够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更加细致入微的社会学判断。例如仅仅通过看不同人的眼睛的照片,就能解码相片中人复杂的情绪变化,以及利用社交互动视频中微妙的线索做出判断(例如根据视频中人物的肢体语言、说话的声调以及其他非言语的信息,猜一下谁是视频中两个成年人的孩子)等。而热衷于阅读非虚构作品的读者则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他们的心智化能力比不太热衷读非虚构类书籍的读者更弱。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也使用了与前文所述类似的测试方法,其结果证明,在心智化能力方面,喜欢读文艺小说的读者比喜欢读通俗小说的读者具有较大的优势,喜欢读爱情小说的读者也比喜欢读科幻小说的读者心智化能力更强。

以上的研究并不能证明阅读某一类文学作品一定能够培养人的社交智能,不过存在着一种可能性:那些更容易与他人协调相处的人,本身就热衷于观察和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因此,这样看来,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应该就是由自己的社交智能决定的。比较理想的实验应该是先给参加实验的人随机安排不同的阅读计划,让他们按照指定的计划进行一段时间的阅读后,再对他们进行测试和比较,这样才能看出阅读对人确实能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清晰与隐晦之间的鸿沟,是作者为读者设置的游戏。

另一项为了证明这种因果关系的实验更具有实践性,是由大卫·基德(David Kidd)和埃马努埃莱·卡斯塔诺(Emanuele Castano)主持的。在测试他们的心智化能力之前,参加实验的志愿者们先被随机指定阅读一段文本,这些文本包括文艺小说、通俗小说和非虚构类书籍。然后他们要通过看一些被裁剪得只剩下眼睛的照片,来解读照片人物复杂的情感状态。实验的结果显示,那些阅读过文艺小说的志愿者在辨识表情测试中获得了最高的分数,而阅读其他文体的志愿者得分相对较低。这个实验也证实了阅读某类书籍确实能够刺激大脑中与解读他人情感相关的精神智力活动。依照各种刻板套路写成的通俗小说一般只能塑造出一成不变的公式化人物,而且他们的行事动机也让读者一目了然。文学小说则完全不同,其人物的行事方式完全是出人意料而且神秘难测的,完全超出了通俗故事脚本的想象力界线。在一部通俗惊悚小说中(或是中世纪的长篇传奇故事中),如果故事主人公的妻子被杀害了,那么他的反应一定会是血债血偿、报仇雪恨。这样的反应行为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心理分析,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主人公以死去的妻子的口吻写一封信给杀手送去,故事会变成怎样?这时文学小说就诞生了。这样的情节,才会激起读者的兴趣,对主人公的行事动机和精神状态进行各种深层的探索和揭秘。

基德和卡斯塔诺的研究是存在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界定“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分类的清晰标准,另外还因为最近有一些与他们相类似的研究实验并没有得出相似的结果(尽管有些研究者声称,让被试者分别观看获奖电视剧与纪录片后测量心智化能力也出现了不同水平的差异)。

尽管如此,另外一些使用了大脑成像技术的研究支持了心理学家之前得出的实验结果,这些研究证实,至少有些时候,阅读确实能够刺激与解读他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心智活动。戴安娜·塔米尔(Diana Tamir)和她的团队发现,那些含有大量关于社交活动内容的段落文本更容易激发不同形式的大脑活动,而那些详细描述空间细节的文本则效果不明显。当人们在阅读包含社交内容的文章时,大脑里的某些区域开始活跃,而这些大脑区域正是人们参加各种心智化能力测试时也会明显活跃的区域。更值得一提的是,痴迷小说的读者在阅读时其大脑涉及心智化能力的区域确实有着最高级的活动,与之前认为阅读这类文体能够训练社交智能的假说相一致。

还有一项在荷兰进行的研究实验,同样发现当人们在阅读描写人物的思想、欲望或是信仰的段落文本时,大脑中涉及心智化能力的区域有显著增强的活动。与之相反,那些描写动作的文段则激发了大脑中完全不同区域的活动,这些区域一般是负责视觉和运动部分的大脑皮层。尽管这项实验并没有深入探究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们平时的文学阅读习惯,但是大脑显示出的个体差异是惊人的。被试者似乎分为了两类:一类的大脑似乎只对动作描写产生反应,而另一类的大脑则只对小说人物的思想状态产生共鸣。

总的来说,关于文学作品或许有助于改变智力的说法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但是究竟是哪种文体,或哪些文学技巧最能够激发涉及心智化能力区域的大脑活动,我们目前仍然知之甚少。而且,根据大脑成像技术的证据显示,因阅读某些特定的文体而产生的神经活动,其实大部分取决于阅读者本人——不仅仅与正在阅读的内容有关,还与阅读者以往的阅读以及阅读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触阅读文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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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心理学实验,我们也可以仔细审视文学作品本身,从中寻找穿越历史长河的读者们拥有心智化能力的线索。所有作者在创作时都做过这样的选择:安排多大篇幅进行清楚明确的陈述,剩下多少篇幅只做隐晦含蓄的描述。写作时做出的这种选择,显示出作者已经估计过自己作品中那些清楚的描述与隐晦的文字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多大的鸿沟,是读者能够自己飞越过去的。读者究竟能够从隐晦的文字中理解多少深意,作者心中清楚有数。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像这样有意留出的叙述与理解之间的鸿沟比比皆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就明确表示过,她的文学创作深受英国作家碧雅翠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影响,她认为碧雅翠丝是一位运用隐晦语言写作的大师。在《狐狸托德先生的故事》中,兔子本杰明和彼得在追踪一只叫做汤米的獾,这只很坏的獾用一个袋子抓走了本杰明的几个孩子,打算把小兔子带回家吃掉。在追踪汤米獾的路上,两只兔子路过了白尾灰兔邦尼的家,他们过去询问灰兔的丈夫——那只黑色的兔子是否在家,因为他们希望黑兔子能够帮他们对付汤米獾。白尾灰兔只字不提她的丈夫,只是说“当她看见汤米獾的时候,他休息了两次”。两只兔子继续向前追赶汤米獾,彼得说:“他在家,我看见他黑色的耳朵从洞里伸了出来。”本杰明回答道:“他们住得离岩石太近了,没法与他们的邻居争吵……”

阿特伍德写道:“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有4岁,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白尾灰兔是在撒谎,不过那一番关于‘岩石’的言论让我思考了一段时间。最后,我明白了:汤米獾有一把铲子,那些住得离岩石太近的地洞里的小动物是很容易被他挖出来抓走的。从这个故事里我得出了值得铭记于心的写作技巧: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细节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其实读者是你的故事的合作创作者,要相信他们是能够把缺失的线索一一寻回的。”

研究证明,人们拥有的心智化能力与他们经常阅读的书籍有着确实的联系。

毫无疑问,阿特伍德4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早慧的读者,但是有证据显示,普通的儿童也有能力发现书中隐藏的各种故事线索,这一思考过程不仅激活了大脑中涉及心智化区域的活动,而且比用明确的语言描述人物的精神状态,更能使读者提升心智化能力。在一项研究实验中,研究者给一组儿童讲了《母鸡萝丝去散步》的故事:名叫萝丝的母鸡散步经过一块谷仓前的空地,她自顾自快乐地走着,完全没有察觉身后跟着一只狐狸。研究者再把同样的故事讲给另外一组儿童听,不过这时故事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已经通过语言清楚明确地呈现出来了:“萝丝听到身后有一个声音,这时她有没有发现一只饥饿的狐狸跟在她的身后呢?不,她没有转身看。她完全不知道狐狸正跟在她的身后。”第一组儿童必须自己从字里行间去寻找线索理解故事,后来他们在一项推测其他人信仰的测试中明显优于第二组儿童。

如果一位作者对读者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在创作小说时留出了空间,让读者依靠自己平时积累的社会经验,发挥想象力,甚至将自己替换成小说中的人物,去体验其中的各种感受,是可以产生另一种阅读效果的。多年来我曾经读过很多以用动物做实验为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暗含着道德谴责的意味。但是只有一篇小说能够令我在读后产生强烈的移情作用,并最终使我的道德观发生动摇。这就是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的短篇小说《93990》。这篇小说非常震撼人心,因为整篇小说就像一份以不动声色的平淡语气写成的实验报告,记录了给实验室里的20只猴子注射一种毒药后它们的各种反应。小说里完全没有描写心理状态的语言,没有主观意味的诠释或自我反省,也完全没有任何入侵读者意识的语句。从头到尾,这篇小说假借冷冰冰的学术研究语言,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以一种完全超然的态度记录下这些被用于实验的动物承受的种种痛苦,和它们最后的死亡。

当然,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够使我为之深深动容,正是因为它所采用的这种冷冰冰的记录性语言,以及完全不揭示被实验的动物和做实验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方法。桑德斯没有把读者的注意力直接带向小说角色的精神及心理状态,相反,他在实验者观察到的动物惨状和描述这种惨状的语言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裂口,让读者自己去反复阅读并从中获得体验。

这篇小说是让人读后荡气回肠的,同时这种感动又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仿佛桑德斯本人在招手示意,让我过去站在他的身边,然后拉开窗帘,让我自己去看那后面隐藏着的一切。没有任何人的想法被公开表达或描述出来,我发现自己在不断的想象中体会着那些被实验的动物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我看见了那些科学家因为惯于目睹这一切而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冷淡,我发现我读到了桑德斯脑海中对那些动物和那些科学家产生的想法。这整个阅读过程其实就是我和作家并肩站在那儿一起目睹着发生的一切。

本文作者Julie Sedivy系美国布朗大学和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语言学和心理学教授,著有《心灵中的语言:语言心理学简介》(Language in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一书,目前她正在写作一本关于一种母语的消失以及再生的书。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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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鹦鹉螺杂志

原标题:Why Doesn’t Ancient Fiction Talk About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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