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全球化和贸易的发展，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往往处在收入的底层，但提高受教育水平能否拉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继而拉低收入不平等？美国智库的最新研究给出了不太乐观的答案。

3月31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Brad Hershbein, Melissa S. Kearney 和美国前财长Lawrence H.Summers 在对1979年和2013年间美国的就业数据等进行分析后发现：教育的增加确实能够提高工资收入，但对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帮助甚微。

作者根据现实情形模拟了这样一种场景：假设没有上过大学的25-64岁的男性适龄劳动者中，其中的10%突然拥有了学士或以上学位，他们的收入、整体的收入差距会发生什么变化。

（注：p10、p25、p50、p75、p90分表代表收入水平由下到上五个级别；收入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作者选择大学学历进行考察是出于数据的可得性；考察对象是男性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美国男性就业率和收入的降幅更大。下同。）

结果（见图表1）发现，大学学历几乎提升了任何一个级别上的劳动者收入水平，但对中低水平收入者（p25、p50）的提升更大——在中等收入者中，甚至抹平了1979年和2013年间的收入差距；对于收入最高的10%来说，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增加10%，对其整体收入水平影响非常小。

4月2日美国旧金山联储发表的报告也证实了大学教育对提升收入水平的重要性。报告称，在过去四十年里，相比没读过大学的人，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每年平均收入多出了约20300美元。不仅如此，大学学位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终生的，其回报超过了42万美元。

不过，整体来看，提高大学教育的比例对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帮助不大。布鲁金斯经济学家对比了1979年、2013年和2013年假设情景下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发现，即使2013年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了10%，整体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只是略有改善（见图表2）。

（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被视为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两个基本指标，数字越大，代表收入差距越大。）

如果继续测量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比（如p50/p25为2.64，意味着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5%人群的2.64倍），可以发现，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下人群中，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增加，会显著降低收入倍数；但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只是略有影响而已（见图表3）。

（注：在前三栏中，2013年假设情境下的数字比2013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在后面三栏中，下降幅度只有不到10%。）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该研究选择了大学数据进行分析，三位作者承认这并不是个完美的指标，但尽管如此，上述发现不妨碍他们得出结论，教育可以拉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善底层人群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但无法解决整体的收入不均。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现象。瑞士信贷在去年10月份的《全球财富报告》中估计，全球最富有的前0.7%、也就是净财富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持有全球44%的净财富。该趋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以美国为例，美国劳工部4月2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人的收入较上一年减少了，只有最富有的20%的人不同——他们的收入增加了0.9%。

 

这一趋势在中国也非常明显。根据IMF3月发布的报告，从1980年到2012年间，最贫困的20%人群收入增加了331%，而收入水平位于前20%的人群，其收入增幅高达1042%。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到2000年扩大到0.44，并在2013年达到0.53。IMF报告的作者Serhan Cevik和Carolina Correa-Caro称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IMF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可能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报告作者认为，要想解决整体不平等问题，中国政府应该提高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包括资本利得税和房产税）、扩大个人税税基以及降低实际上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所得税等。

在今年两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要通过教育与就业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而布鲁金斯等的研究表明，教育是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之一，但仅凭教育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教育可以改善纵向不平等，但可能无法解决横向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