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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焦点:去关注女作家的作品 而非她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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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焦点:去关注女作家的作品 而非她们的人生

女作家为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们的生活而非她们的作品,霍伊塞·梅纳德和奥利维亚·萨迪奇等一众作家谈了谈该如何抵制这一现象。

奥利维亚·萨迪奇 图片来源:Sophia Evans

对女性作家来说,曝光度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作家奥利维亚·萨迪奇(Olivia Sudjic)在新论文中探讨的问题,这篇名为《曝光》(Exposure)的文章长度接近于一本书,前不久由Peninsula Press出版发行。在这篇融合了自传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中,萨迪奇审视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焦虑、对社交媒体时代的反思以及批判性地评价了当代女性最迫切的创作。通过这种做法,她给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标准,涵盖小说和非虚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自传小说),她在文中以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希拉·海蒂(Sheila Heti)、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和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等人的作品为范本进行了讨论。

“虽然我不想把它写成作者式文本,但关于写作的当代文本并没有那么多,”萨迪奇说,“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关于成为作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著作和文章,但社交媒体时代却寥寥可数。”

社交媒体已然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它们因加重焦虑和导致“过度分享”的风气而受到批评,同时也给所有人——不仅仅是作家——提供了创造和模糊多重身份的机会。

“个人在艺术方面的曝光度对女性来说不仅仅是破坏或嘲笑,最近这种发展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萨迪奇以卡斯克的自传《后果》(Aftermath)在2012年遭到的抵制为例,如此写到。萨迪奇指出,卡斯克在《轮廓三部曲》(Outline Trilogy)中把自传小说作为幌子,其实是有意为之:“(她是在)防止自己的曝光,同时又在模糊回忆录、小说和随笔之间的界限。拒绝分类也就是拒绝假设。”

女性作家要与一系列假设做斗争。对女作家作品的诸多批评显而易见是人身攻击——作品中的文字往往不是唯一被评论的东西——作者的母性、她的性经历、她的情绪反应无不以“文学”之名受到密切关注。难怪埃莱娜·费兰特拒绝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互联网意味着即使在我们被攻击被威胁时,我们也必须公开站出来捍卫自己的观点或自身,而把小说作为一种防御手段来使用,不得不说其实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症状,”萨迪奇告诉我。

在某种程度上说,将作品分为小说或非虚构并不是特别有用。“小说往往都带有个人色彩,”萨迪奇说道,虽然她指出作家中也存在性别歧视,那便是女性小说作家经常被认为她们在书中暗指了自己的生活。即使是自传,我们也能看到女性作家被剥夺了故事叙述固有的创造性,似乎她们只是记日记的人似的。与此同时,自传小说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可以说它就是各类影射小说的时髦术语罢了,采用加入了作者的大量个人经历。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这些作家,早在现在的流行趋势盛行之前就尝试过模糊界限了。然而不论你如何对这些作品进行分类,当今一些女作家最有趣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尝试,比如黛博拉·利维两部“活着就出版的自传”以及希拉·海蒂的《母性》(Motherhood)。

从某些方面来说,现在正是时候。反性骚扰运动为女性提供了讲述她们故事的载体。虽然她们可能付出的代价已不如从前严重,但实名讲述自己经历的真相仍需勇气(在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的案例中,甚至有可能遭到死亡威胁)。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上世纪末因忏悔式写作兴起而受到指责的自传作家霍伊塞·梅纳德和玛丽·卡尔(Mary Karr)也得到了新的评价。

“我还没听到过哪位男作家因‘过多分享’而遭到指责”……霍伊塞·梅纳德 图片来源:美联社

梅纳德1998年的自传《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讲述了她与年纪更长的塞林格之间的故事,当时遭到了出版界的严厉批评。在最近为《纽约时报》撰写的随笔中,梅纳德讲述了文学界如何对她避之不及,以及一个评论家如何用“梅纳德那张忙碌的嘴”这种说法来指代她描述的被迫口交的经历。甚至在去年,《大西洋月刊》还把梅纳德称为“过度分享女王”。

“我还没听到过哪位男作家(或是男性)因‘过多分享’而遭到指责”,霍伊塞·梅纳德告诉我,“当一个男作家揭露了关于个人的真相(比如克诺斯加德),那他就只是勇敢而已。”

反性骚扰运动从何种程度上改变了那些打算讲出自己故事的女性的看法?“毫无疑问如果《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是现在出版的话,”梅纳德说道,“《纽约时报》某作家(莫林·陶德)就不太可能给我贴上‘掠食者’的标签了——我仅仅因为讲述了一个53岁的男人追求18岁女孩的真相,就被指控犯罪,还收获了一堆诅咒,‘掠食者’的标签只是其中之一。”

她补充道:“现在我们讲述女性的故事能够得到尊重,人们也会倾听,但这只是嘴上说得好听。最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布雷特·卡瓦纳夫(Brett Kavanaugh)强奸未遂进行的听证却并不是如此。”

《纽约客》声称个人随笔热潮即将“退去”,不到两年,媒体蓬勃发展了起来,这或许并不是意外。萨迪奇的《曝光》就是例子之一。“所有其他的体系都让我们感到失望,”萨迪奇说道,“个人随笔是你被人信任的唯一媒介,或者你如果愿意的话,是你不需要通过其他任何过滤直接说出自己心声的一种方式。你不能因同样的方式再次失望……显然你应该为这种影响做好准备。”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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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How to refocus the spotlight on female writer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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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为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们的生活而非她们的作品,霍伊塞·梅纳德和奥利维亚·萨迪奇等一众作家谈了谈该如何抵制这一现象。

奥利维亚·萨迪奇 图片来源:Sophia Evans

对女性作家来说,曝光度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作家奥利维亚·萨迪奇(Olivia Sudjic)在新论文中探讨的问题,这篇名为《曝光》(Exposure)的文章长度接近于一本书,前不久由Peninsula Press出版发行。在这篇融合了自传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中,萨迪奇审视了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焦虑、对社交媒体时代的反思以及批判性地评价了当代女性最迫切的创作。通过这种做法,她给出了一种新的分类标准,涵盖小说和非虚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自传小说),她在文中以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希拉·海蒂(Sheila Heti)、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和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等人的作品为范本进行了讨论。

“虽然我不想把它写成作者式文本,但关于写作的当代文本并没有那么多,”萨迪奇说,“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关于成为作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著作和文章,但社交媒体时代却寥寥可数。”

社交媒体已然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它们因加重焦虑和导致“过度分享”的风气而受到批评,同时也给所有人——不仅仅是作家——提供了创造和模糊多重身份的机会。

“个人在艺术方面的曝光度对女性来说不仅仅是破坏或嘲笑,最近这种发展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萨迪奇以卡斯克的自传《后果》(Aftermath)在2012年遭到的抵制为例,如此写到。萨迪奇指出,卡斯克在《轮廓三部曲》(Outline Trilogy)中把自传小说作为幌子,其实是有意为之:“(她是在)防止自己的曝光,同时又在模糊回忆录、小说和随笔之间的界限。拒绝分类也就是拒绝假设。”

女性作家要与一系列假设做斗争。对女作家作品的诸多批评显而易见是人身攻击——作品中的文字往往不是唯一被评论的东西——作者的母性、她的性经历、她的情绪反应无不以“文学”之名受到密切关注。难怪埃莱娜·费兰特拒绝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互联网意味着即使在我们被攻击被威胁时,我们也必须公开站出来捍卫自己的观点或自身,而把小说作为一种防御手段来使用,不得不说其实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症状,”萨迪奇告诉我。

在某种程度上说,将作品分为小说或非虚构并不是特别有用。“小说往往都带有个人色彩,”萨迪奇说道,虽然她指出作家中也存在性别歧视,那便是女性小说作家经常被认为她们在书中暗指了自己的生活。即使是自传,我们也能看到女性作家被剥夺了故事叙述固有的创造性,似乎她们只是记日记的人似的。与此同时,自传小说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可以说它就是各类影射小说的时髦术语罢了,采用加入了作者的大量个人经历。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这些作家,早在现在的流行趋势盛行之前就尝试过模糊界限了。然而不论你如何对这些作品进行分类,当今一些女作家最有趣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尝试,比如黛博拉·利维两部“活着就出版的自传”以及希拉·海蒂的《母性》(Motherhood)。

从某些方面来说,现在正是时候。反性骚扰运动为女性提供了讲述她们故事的载体。虽然她们可能付出的代价已不如从前严重,但实名讲述自己经历的真相仍需勇气(在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的案例中,甚至有可能遭到死亡威胁)。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上世纪末因忏悔式写作兴起而受到指责的自传作家霍伊塞·梅纳德和玛丽·卡尔(Mary Karr)也得到了新的评价。

“我还没听到过哪位男作家因‘过多分享’而遭到指责”……霍伊塞·梅纳德 图片来源:美联社

梅纳德1998年的自传《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讲述了她与年纪更长的塞林格之间的故事,当时遭到了出版界的严厉批评。在最近为《纽约时报》撰写的随笔中,梅纳德讲述了文学界如何对她避之不及,以及一个评论家如何用“梅纳德那张忙碌的嘴”这种说法来指代她描述的被迫口交的经历。甚至在去年,《大西洋月刊》还把梅纳德称为“过度分享女王”。

“我还没听到过哪位男作家(或是男性)因‘过多分享’而遭到指责”,霍伊塞·梅纳德告诉我,“当一个男作家揭露了关于个人的真相(比如克诺斯加德),那他就只是勇敢而已。”

反性骚扰运动从何种程度上改变了那些打算讲出自己故事的女性的看法?“毫无疑问如果《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是现在出版的话,”梅纳德说道,“《纽约时报》某作家(莫林·陶德)就不太可能给我贴上‘掠食者’的标签了——我仅仅因为讲述了一个53岁的男人追求18岁女孩的真相,就被指控犯罪,还收获了一堆诅咒,‘掠食者’的标签只是其中之一。”

她补充道:“现在我们讲述女性的故事能够得到尊重,人们也会倾听,但这只是嘴上说得好听。最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布雷特·卡瓦纳夫(Brett Kavanaugh)强奸未遂进行的听证却并不是如此。”

《纽约客》声称个人随笔热潮即将“退去”,不到两年,媒体蓬勃发展了起来,这或许并不是意外。萨迪奇的《曝光》就是例子之一。“所有其他的体系都让我们感到失望,”萨迪奇说道,“个人随笔是你被人信任的唯一媒介,或者你如果愿意的话,是你不需要通过其他任何过滤直接说出自己心声的一种方式。你不能因同样的方式再次失望……显然你应该为这种影响做好准备。”

(翻译:熊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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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How to refocus the spotlight on female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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