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就是一剂泡腾的灵药。人们趋之若鹜，争相抓住刚刚升起的最新鲜的那个泡沫，即便在内心深处，他们心知肚明，脚下除了空气以外一无所有。股市、科技、估价、房地产投机——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经济中那些实在的东西，而是你能否在市场被高估的时候全身而退。有人能赚个盆满钵满，但大多数人都是输家。在这场游戏中，胜利者往往本来就身处更高的阶级，赢在了起跑线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量克制住这种想法，因为面对真相太痛苦了。有梦可以想、有事可以做也算是件好事。

科里·佩恩（CoreyPein）在新书《工作至死：硅谷中心的弱肉强食》（Live, Work, Work, Work, Die: A Journey intothe Savage Heart of Silicon Valley）中给我们展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典范——硅谷。在他的故事里，佩恩刚刚失业，化身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掘金者，一路向西，来到这个被外界看作是亿万富翁工厂的地方，想要在无数的风投资金里赚上一笔——谁说佩恩就不能跻身百万富翁俱乐部呢？然而他的故事充满讽刺。

佩恩讲述了自己在这个科技巨鳄国度的探索历程，带读者踏上一段荒诞疯狂的旅程，参加推介会，走到招聘会现场，趁着酒吧的狂欢时光建立人际网络，共同浸泡在摩根船长的酒香里，他还讲述了廉价低级的Airbnb民宿。这本书敏锐地抓住了嘶嘶冒泡的资本主义，揭开硅谷一直标榜的创新、精英主义的科技产业背后的故事——可以说是戳穿了媒体和政客对硅谷阿谀奉承的讨好和赞美，注入了一剂解药，令人耳目一新。

正如佩恩在书中说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支撑各色各样科技公司得到的估值评分。佩恩认识的那些码农对写代码几乎一无所知，许多人只不过是借来别人写的代码，复制粘贴，放到自己蹩脚的漏洞百出的应用程序里，希望能马上卖出去。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网站的用户中，有多少是他们等待的潜在客户，又有多少不过是数字血汗工厂里每天要点上几万个“赞”的可怜工人——“眼球”越多的地方，就越是数字广告行业的必争之地。

这种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的创新产业并不是耶稣的圣杯，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或医疗问题，而是产出了像Clinkle（一个移动支付APP）这样的东西，它和PayPal和iPhone的钱包应用的性质差不多，但能够通过高频声波，让用户实现简单的移动支付，不过却只能在Clinkle用户之间进行。这个公司原本是最受青睐的金融科技公司，产品尚未研发就募得2500万美金的风投资金，然而不久便被败光了。

有时候，这种“皇帝新衣”式的创新项目只要一离开它们四周环绕着科技的小空间，就会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Juicer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前，这家公司已经从谷歌风投、金宝汤这样的风投机构融资了1.18亿美元，然而人们发现这个花了大笔钱研发出来的标价400美元的“智能榨汁机”不过是在挤压该公司预先制作好的果汁调理包。这种产品的存在，有力回应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硅谷的高科技智囊团也不一定比我们芸芸众生高级多少——每一天，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一时每一分，人们都在闹一些荒谬的笑话，但毋庸置疑，大多数时候我们普通人并不会因此就栽进去几百万美元。

如果说Juicero这样的公司只是硅谷弊病的一点点边角料，那么这里的科技产业的核心问题确乎能给社会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其施害者不仅是从中流出的产品，还有其文化。

佩恩会时不时用一种随心所欲的语气来讲述这些商业故事。他曾经遇到过一位程序开发员，名叫阿德里安。阿德里安的初创项目失败告终，不久便债务缠身，甚至尝试过自杀。“对阿德里安这样的人来说，最悲哀的莫过于他们不曾遭遇过巨大野心带来的打击，”佩恩写道，“他们只不过是在按照别人的意思办事。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了硅谷的‘学习编程’项目——这也成为了一个官方的政府创造就业计划。”当阿德里安这样的普通人来到硅谷的时候，通向大笔投资的大门已经建好了，对于那些没有人际关系网、没有斯坦福学位但跃跃欲试的企业家来说，他们所能拣选的角色就只有成为廉价劳动力、提供会议费用或者填补观众席位了。

接下来，佩恩还介绍了一些只会带来危险的产品，比如说Theranos血液检测仪，不仅毫无用处，还误导消费者。Theranos公司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自己也意识到这一产品没什么效果，但还是将这台机器推向了市场。换句话说，人们用她们公司的有问题的医疗器械抽血，并在它提供的不准确的诊断结果基础上，对自己的医疗问题做出决定，这在霍姆斯看来完全没毛病。今年3月，Theranos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欺诈指控达成和解，但在双方协议中并没有要求霍姆斯承认其不当行为。6月，她回到硅谷，受到圈内人的热烈欢迎。霍姆斯正在着手为下一个商业投资募集资金，很显然，她还是会受到资本的热捧。

许多和佩恩混在一起的人都不是什么“科技贵族”，而是被“得到赞助”这一美好愿景诱惑的梦想家。他们放弃了人类基本的生理需要，克扣睡眠时间；他们放弃了生活基本的快乐，忽视友情，只因一个信念，只要工作得再努力些、时间再长些，他们就能离那个“重大突破”的美梦更近些。这些逐梦者来自世界各地——俄罗斯、印度、挪威，像鸟群一样从世界各地涌向湾区，忍受着怪咖室友、高昂的房价，说着一些鼓动人心的充满企业家气质的话，企图包装自己。在佩恩的故事中，他们的个体模糊不清。但这正是他所想表达的——佩恩总结说，在硅谷，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这是一群“威利·罗曼”式的乌合之众。

佩恩最终离开了硅谷，这时候这个产业依然充满泡沫。他没能成为亿万富翁，但也没有败得连衣服都穿不起。对他的同伴来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结局。接下来会有一段修正时期，新经济衰退的隆隆声已经搅起了波澜。一批又一批人将会失去自己赖以谋生的工作，在“溺水屋”（underwater mortgage，即屋主背负的房贷金额仍然高出房屋价值）的重负和六位数的助学贷款之下喘不过气来，还要面对被掏空的社会服务。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下，创投教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美国商人罗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这样的人大概还是会活得很好。

然而，硅谷故事的结局还可能有另一个版本。这个月初，全球有两万多名谷歌员工罢工，离开办公室走上街头，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其导火索就是谷歌的高级副总裁安迪·鲁宾被控性骚扰，但高层的处理却是给鲁宾支付好几千万美元的高额遣散费。全世界的员工在一周内团结在一起，旧金山办事处的抗议者还表达了对在该市罢工的万豪国际（Marriott）工人的支持——这显然是对硅谷典型的高度个人主义的否定。如果科技工作者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唤起美国白领的阶级意识的话，那么即便长路漫漫，让人看不到希望，但若是真正实现的话，将会成为一次真正的创新。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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