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史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在拉斯维加斯夺去了58条无辜的生命，用怪物（monster）一词来形容他似乎仍显不足。这个词业已丧失了唤起不可想象者（the unimaginable）的力量。史蒂芬·阿斯马（Stephen T. Asma）在《为何怪物多是混合体？》（Why Are So Many Monsters Hybrids）一文中指出，令古人如坐针毡、寝食难安的怪物，如今已经被宗教和文化整治得服服帖帖。既如此，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形容帕多克？
阿斯马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教授哲学，著有《论怪物与想象的进化》（On Monsters and The Evolution of Imagination），他表示目前还不是“怪物”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他说，这个词很适合于帕多克。“怪物这一术语主要用来形容那些我们无法与之商谈的人。理解其行为、动机和心智几乎是不可能的——姑且不说完全不可能。我们日常的心智理论不适用于这群人。”
本次访谈主题较广，涉及神话与现实中的怪物，阿斯马谈到了狼人（werewolves）的演化论起源以及催生暴君的心理恐惧。阿斯马曾在柬埔寨有短暂居留，对波尔布特怪物般的（monstrous）统治有所了解。他就美国人应如何看待特朗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深入探讨了欲求与厌恶（desire and repulsion）如何影响我们心目中的怪物概念，他还解释了自己何以在情感的起源这一问题上与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有不同意见。
至于他那古怪且略显阴森的研究领域——“一定要等拿到了终身教职之后再去写有关怪物的书，”这位哲学教授苦笑道——阿斯马在交谈中向来富有亲和力。他积极地记录着人类最阴暗的恐惧。
《鹦鹉螺杂志》：什么是怪物？
史蒂芬·阿斯马：首先要注意的是，怪物源自拉丁语的monstrare一词。细究一番该术语和概念的早期——尤其在希腊和罗马文化中——用法，可以发现它主要用来形容诸如连体双胞胎，或出生后手指数目异于正常人的新生儿之类的东西。在人们心目中这就是所谓怪物了。希腊人以teratos称之。在他们看来，怪物是对不道德行为的可怕惩罚——中世纪的基督教对该主题多有触及和发挥。无论对某个国家、某位君主还是某场战斗而言，它都是事态恶化的征兆。怪物一词中混杂了自然的灾祸与超自然的意义（natural calamity and supernatural significance）。
《鹦鹉螺杂志》：怪物是否凸显了厌恶？
史蒂芬·阿斯马：对，它总是伴有情绪化或感性的因素。哲学家诺尔·卡罗尔（Noel Carroll）曾有个有趣的论证：如果你仔细端详一番怪物——尤其是现代的恐怖类怪物——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其粘液般的、流体状的性质，或额外的附属器官以及触手。它们侵犯了我们的身体屏障感或者说身体性的限制，这会引起恶心情绪。同时还解释了怪物何以有如此这般的政治用途。每当某一文化试图开启战端，它总会将其它群体妖魔化或怪物化，而这又要求将对手描绘成不开化且令人恶心的，譬如指责对方生活不检点。总之是突出对方的恶心。
《鹦鹉螺杂志》：这么说的话，在社会学术语里，怪物是指“外来群体”（out group）？
史蒂芬·阿斯马：正是，你与我们不同。排外心态充斥着怪物一词的历史。如果你与我们不同，我们便会以恶心来回应，或表现出担忧和戒心。这在古代世界中司空见惯。自中世纪一直到当代也比比皆是，尤其在我们描绘敌人的方式中。
《鹦鹉螺杂志》：宗教是否影响了怪物概念的形成？
史蒂芬·阿斯马：宗教远不止建立万神庙。它所建构的神灵每每与特定的威胁结构相对应，进而成为某类怪物故事。以诸如《吉尔伽美什史诗》这类印度、中国或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的早期故事为例，你总会碰上某类身负怪力的英雄或有英雄特质的怪物。这是一种设立虚构性亲族团体（fictive kin groups）的适应性策略。如何让大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合作性的群体？这类叙事就派上用场了。
《鹦鹉螺杂志》：怪物是否也有一种适应性的功能？
史蒂芬·阿斯马：从演化的观点看，妖魔化行为堪称极具适应性，且有助于自身所属群体的存续。自然不是个温馨而柔软的地方，部分恐怖故事的确有助于人们在现实的掠夺者面前提高警惕——包括非人类的动物以及人类入侵者。传统的狼人故事在欧洲很流行，这毫不奇怪，究其源头，来自北欧的狼群对欧洲人而言就是掠夺者。美国则盛行熊人（werebear）故事，因为熊对美洲原住民构成了真实的威胁，它们会对其实施掠夺或攻击。考察一番此类怪物的生态或环境，可以发现它们都有变形（transformational）的功能。应予提防，或你也可以成为其中一员的动物，乃是当地的掠夺者。
《鹦鹉螺杂志》：你曾经提到故事还有另一面。此话怎讲？
史蒂芬·阿斯马：这条线索相当有趣，但关注的人不多。它并非排外，而是对外界好奇。一个经典例子来自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依其见解，人们一般认为怪物居于非洲或东方，其中包括独眼巨人、狗头人以及五官长在胸口上的无头人。这类怪物被公认为魔鬼的化身（evil incarnate）或该隐之子（children of Cain，基督教《圣经》中的弑亲者，相传为一切恶人的祖先——译注），人们要做的无非是在它们的心头打上木桩，将其了结掉。但奥古斯丁强调了这类生灵的“奇妙”一面。他说，“这些家伙固然很可怕，但如果我们能与之对话，且它们也能表现出某种理性，那就有被拯救的机会，它们也可以是救赎的一部分。“
《鹦鹉螺杂志》：这一传统多年来是如何演变的？
史蒂芬·阿斯马：扩大对与众不同者的宽容范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筹划之一。从现代自由主义的观点看，对陌生者感到恶心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个人不应怪物化或妖魔化他者，也不应对之有恶心感。这是解读《弗兰肯斯坦》（即科学怪人的经典文学形象——译注）的路径之一。高中里教授《弗兰肯斯坦》一课，意在说明拒斥群体中的差异将引发犯意与暴力，这是对怪物的自由主义式解释。怪物不是魔鬼，它们需要的乃是拥抱、理解和理性商谈。
《鹦鹉螺杂志》：怪物何时成为对人的称谓？
史蒂芬·阿斯马：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有若干条线索可供追溯。其一是古希腊人，他们有怪物般的欲望这种说法。你的欲望可能变得极为强烈，以至于将你从自身中异化（alienate）了出去。以杀人为例，美狄亚杀掉自己孩子的根源即在于爱欲（Eros），爱使人疯狂，令人产生怪物般的行为。它是一种内在的秉性（possession from within），或者说是一种令人举止失当的心理能力。我认为这条线索一直发展到了弗洛伊德那里：在我们内心深处有某种本我（id）一般的存在。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必须小心翼翼地予以控制。否则便会让我们做出变态的事情。如今你在拉斯维加斯的枪手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点。我们想要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做。我们自身当中是否真的有某种如果不加管教便会引发越轨行为的东西？
《鹦鹉螺杂志》：你为何把史蒂芬·帕多克称为怪物？
史蒂芬·阿斯马：在他身上使用“怪物”一词依然十分贴切。它适用于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一类怪物。其感觉类似于，“我完全没法弄懂它。这对我来说不可理喻。”
《鹦鹉螺杂志》：“怪物”这个词何以贴切？
史蒂芬·阿斯马：不少人认为，“怪物是个早该被彻底淘汰的词，你应该做的是理解人们，以及理解令他们惊慌的事物。”但在我看来，用怪物来形容类似于史蒂芬·帕多克这样的人并无不妥。怪物的特点之一，就是无人能与之展开理性的商谈——你可能与敌人有共识，也许你的敌人憎恨你，这可能有经济上的根源。怪物这一术语形容的就是那些我们无法与之商谈的人。理解其行为、动机和心智几乎是不可能的——姑且不说完全不可能。我们日常的心智理论不适用于这群人。怪物一词有负面内涵，对此可以有争论。但至少就本案而言，使用这个词是完全合适的。
《鹦鹉螺杂志》：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承认“人类有可能变得像怪物一样”这个事实？
史蒂芬·阿斯马：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曾访问过一名法官，过去三十年来他专门处理我们在报纸上见到的那类堪称丧心病狂（heinous）的犯罪案件。我兄弟也做类似的工作，他协助一名公共辩护律师做调查。两人都告诉我说，当你真正见到那些因杀害儿童或类似的可怕之举而被捕的人、并与之当面交谈之后，那就很难再把对方视为怪物。
我还记得，我兄弟曾跟我讲过一个这类人的故事。他俩聊了一阵子之后谈到了音乐，结果两人在音乐上的趣味很相近，好像还一起抽了支烟。你一下子就身处一种自然而然的人性化关系当中了，这就防止了你单纯把对方视为怪物。
法官提出了一个区分。他说，“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如同怪物一般，但并不认为他们的人格也是这样。”我觉得，法律造成了进一步的区分。法理学里有对应的范畴，人们会说，“好吧，你可能喝高了或者飞了叶子，接着大动肝火并且犯下了可怕的杀人举动。”
美国的普通法里还有与这个神奇的术语相伴的另一范畴，它听起来很有19世纪的味道；这个人会被称作有一颗“蛇蝎心肠（malignant heart）”。这是个真正的法律术语，它是普通法对于“恶意”之定义的一部分，加州的刑法中也有它的身影。其意味是：这是品格问题（character issue）。这个人有意造成且可能颇为享受他人的痛苦。我觉得，法律承认说某些人就是单纯的败坏（rotten）且必须受管束，这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不止在某个瞬间像怪物或做出了怪物般的举动，他们本身就是怪物。
《鹦鹉螺杂志》：但我们能把一个人和他或她的行为分开吗？两者背后都是同一个大脑。
史蒂芬·阿斯马：我想，这些大都是日常用语里的范畴。但法律里经常充斥这类范畴。另一方面，如果换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我大概会很快滑向决定论（determinism）。试想，我们能否在诸如史蒂芬·帕多克这类人的大脑里找到肿瘤？其它动机的阙如也许会促使我朝那个方向去思考，也许会有某种类似于它的东西。但还不能下定论，我们需要更多信息。
但你说对了一点：诸如无法将丧心病狂之举与某个人相区分，或无法将某人与其行为的总和相区分等等之类的说法，究竟有无意义？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要设法分开“某人在自控力暂时丧失的状态下行事”与“某人预谋并按部就班地实施了穷凶极恶的行为”这两种情形。以此观之，“品格”一词对人文学科仍有大用。在神经科学的视角下固然没有大脑里的小人一说，但我们照样可以有诸如“冲动控制系统失效”之类的叙事。
《鹦鹉螺杂志》：你是否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变得像怪物一样？
史蒂芬·阿斯马：我认为每个人都可能做出怪物般的举动，但真正意义上的怪物极为稀少。鉴于我们的达尔文式遗传，每个人身上都有适应性的攻击机制，但照料者的哺育及人文教化则缓和并驯化了掠夺性的倾向。父母照料与教育的失败，再加上大脑的异常，构成了变态人格的常见背景。在这些因素外，圣战论（jihadism）或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对人也有再教育功效，足以令一个平常通情达理的人变成怪物。坏的理念可以扭转我们的亲社会情绪，并催生出蛇蝎心肠。
《鹦鹉螺杂志》：谁或者说哪些因素应当为怪物般的领导人负责？
史蒂芬·阿斯马：每当人民或某一政治体感到受威胁，强横霸道的人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这已经屡见不鲜。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称此为“强人现象”（big-man phenomenon）。他们大多同意，当某一群体感到受威胁且他们的基本需要未获满足的时候，具有超凡魅力的霸道角色便会浮上台面，希特勒是典型的例子。我在柬埔寨住过一阵，红色高棉以及波尔布特的故事对我已经耳熟能详。不过柏拉图早就在《理想国》里谈过类似的现象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种现象很难批判或反制，暴君或者说怪物般的领导人只需要竭力表现攻击性就行了，这是他的全部职责所在。指责他不理性或不可理喻，抑或是难以合作，那都无关紧要。对一名怪物般的领导人而言，这些都是“优点”。就以唐纳德·特朗普和他所称的“小火箭人”金正恩为例。我认为，对支持者来说，特朗普的疯狂正是其长处，政治强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这的确会有某种威慑效果。且部分地道出了怪物般的领导人得以稳居高位的原因。
《鹦鹉螺杂志》：你曾经谈到怪物跟道德意图有关，对此应如何理解？
史蒂芬·阿斯马：怪物也可能是我们道德想象的一部分，用以描述我们不想成为的东西。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圣战分子将记者斩首的景象，但也包括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这类斤斤计较的吝啬鬼形象。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创造出了一系列象征不道德的符号，它们参与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不少人喜欢诸如《行尸走肉》这样的恐怖片，它类似于一种彩排。我当然不想遇上僵尸末日，但我也确实很好奇：如果线路出现故障、导致大面积停电且突发食品短缺，那将会是何等样貌？现代社会是否会突然停摆？怪物横行的情景可以是一种预先操练，它针对突发情况下的人类互动。
《鹦鹉螺杂志》：你心目中的怪物是怎样的？
史蒂芬·阿斯马：我很怕阴暗的深海。这种恐惧几乎使我无法动弹（paralyzing），因为我怕海怪，这是一种极端非理性且荒唐的恐惧。它也让我对究竟发生了什么感到好奇。
《鹦鹉螺杂志》：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史蒂芬·阿斯马：研究哲学的人会有一种偏见：这个学科反对非理性。每一次化解难题皆要归功于理性之光点亮心灵，它照耀其中并荡涤了超自然主义以及非理性恐惧。只需专注于思想训练，理性之光自会让心灵居所一尘不染。我逐渐觉得这种看法不可靠。理性不是大型操作系统，相反，它基于一套更大且更古老的操作系统，也就是情感操作系统。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理性或认知行为疗法对真实且令人萎靡不振（debilitating）的恐惧基本无效，那是别样的或者说某种更深刻的东西。
《鹦鹉螺杂志》：令人无法动弹的恐惧有什么根据？
史蒂芬·阿斯马：我觉得，要讲完这个故事，起码还要花上十到二十年，但近来诸如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肯特·伯里奇（Kent Berridge）和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等情感神经科学家的工作，已在此方面有不小的推进。这群思想家相信，人有一条内在的情感连线（wiring），其弹性足以料理多种多样的事务与经验。我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虽然丽莎·费德曼·巴雷特等人最近对此提出了批评，但我对她那套建构性情感理论（theory of constructed emotions）的确不感冒，她把心灵中的概念空间看得太重。
《鹦鹉螺杂志》：她认为，情感不是大脑里现成的回路，以至于经验对它仅有激发作用。它们乃是被建构的，是大脑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史蒂芬·阿斯马：是，我认为她的描述对精神生活的特定领域成立，换言之，也就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某个纯化了的（rarefied）领域。但我对心灵的看法是相当达尔文式的，并不认为我们大部分情感的运作机制就是如此。诸如焦虑或无聊这类更加细微的情感，或其它一些基于语言的情感，也许与巴雷特的观点有更高的契合度。但我觉得，我们的基本情感系统与其它哺乳动物相去不远，毕竟两者同源。她否认这一点，这正是我俩的分歧所在。她把情感看得过于智性——视之为类似于概念的东西——以至于她无法解释动物或宝宝的情感。归根结底，恐惧、厌恶和战栗的故事必定在古之又古的情感系统中有其根基。
《鹦鹉螺杂志》：怪物如何引导你从事有关想象力的写作？
史蒂芬·阿斯马：关于图像（image）我有过不少思考。早在书面语言和故事之前，我们的大脑里就已经有了图像，它是感知的结果。在语言诞生前，我们必定有过以图像和身体姿态为载体的交流，这让我开始思考想象力的古老。它是否晚于语言问世？在拥有语言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我们是否有能力用图像来交流？我觉得，拥有知识和与他人沟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不少非语言（non-lingustic）途径，而这又与身体姿态密不可分，其形式包括舞蹈、绘画或者比喻，譬如法国的拉斯科或肖维等地的岩洞壁画。在人们用命题来思考之前，存在着一整套基于想象力的语言及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生活。
《鹦鹉螺杂志》：这种古代的想象式生活如今是否仍有留存？
史蒂芬·阿斯马：有，我的看法是肯定的，但它被无处不在的命题思维遮蔽了。如今我们的大脑高度“行政化”（executively organized），并且是从小就如此培养。一系列彼此相关的知觉动作过程相互混合，基于此而塑造出一套新皮层（neocortical）操作系统。我们学到的大多是：要像训练自己的行为一样训练自己的心灵。但我们可以透过诸如艺术之类的创造性活动，来暂时关闭新皮层的编辑，踏上通往早期心智形式的旅程。
《鹦鹉螺杂志》：如果不当哲学教授的话，你打算从事什么职业？
史蒂芬·阿斯马：那我恐怕要被撕成两半，我的兴趣几乎在音乐和视觉艺术之间平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会成为某类艺术家。我仍然是个艺术家，只是没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而已。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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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鹦鹉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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