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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种族偏见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从严格的医学意义上来说,偏执不同于艾滋病、冠状动脉疾病、小儿麻痹症等疾病。但是,和酗酒、药物滥用等一样,偏执会导致“疾病模式”。

去年8月,悼念者在希瑟·海耶的葬礼上,她因抗议白人民族主义者被杀害 图片来源:Julia Rendleman/AP Photo

十年前,我在一个精神病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偏执是一种精神病吗》的文章。那时,一些精神病学家倡导把“病态的偏执”(pathological bigotry)或者病态的偏见归入正式的精神病学诊断——这二者是指偏见太极端以至于干扰了人的日常功能,达到了几乎癫狂的状态。出于医学和科学上的各种原因,我当时反对这种意见。

简单来说,我当时的理由是:有些偏执的人患有精神病,有些精神病患表现出偏执,但这不意味着偏执本身就是种精神疾病。

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发生了多起种族仇恨和偏执的事件,使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情。我仍旧认为,偏执不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病症,至少在医学意义上是这样。但是我认为,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将偏执当做公共健康问题来处理。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采用那些控制疾病传播的手段来应对病态的偏执,比如促进人们对偏执及其给健康带来的危害的自我认识。

《纽约时报》此前刊发了医疗健康领域的作者凯文·萨克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萨克把今年10月27日发生在匹茨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的枪击事件中的嫌疑犯称为“有毒的反犹分子(virulent anti-Semite)。”

 “有毒”这一说法很容易看作是比喻,但我认为事情不仅如此。在生物学上,“有毒”(virulence)是指有机体引起病症或损害。它与“传染性”(contagious)不同,后者指一种疾病的传播性。但重要的是,假如偏见既是有毒的又是可传染的,也就是说既给人造成损害又可以在人群间传播,又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采取公共健康策略来应对这种问题呢?

对受害者和仇恨者的伤害

偏执会对其发泄的对象造成伤害,心理专家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出人意料的是,有证据证明,怀有偏执的人也存在健康风险。

比如,心理学家乔丹·莱特纳博士发现,白人中“明显的种族偏见”(explicitracial bias)与循环系统方面的疾病致死有相关性。“明显的种族偏见”是指看起来就很明显、有时还公开表达的偏见;相对的,“暗中的种族偏见” (implicit bias)是潜意识里的,只能间接发现。

实际上,莱特纳的研究数据表明,居住在一个种族歧视严重的社区与心血管疾病致死率升高呈相关性,而且不仅仅是对遭受歧视的人(在莱特纳的例子里是黑人),对怀有这种歧视的人也是如此。

莱特纳和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同事的这篇研究文章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他们发现,在白人怀有明显种族偏见的社区里,循环系统疾病致死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显著。在这样的社区里,黑人和白人的死亡率都偏高,但是相关性在黑人群体里表现更明显。尽管相关性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但来自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临床心理学教授薇琪·梅斯和同事推测,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生理上的后果,比如血压升高、心跳加快,最后使死亡风险升高。

歧视和偏执带给身体的负面影响不仅限于黑人和白人群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共健康教授基尔伯特·奇和同事的研究就表明,遭受种族歧视的亚裔美国人的健康风险在增加,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

伦敦反种族歧视抗议上的一位女性

仇恨和偏执有传染性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偏执对健康的危害,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仇恨行为及其危害可以传播。比如,公共健康专家伊莎丁·阿布拉西和家庭医师尼尔·阿丽亚在一篇名为《仇恨——公共健康问题》的文章里写道,“仇恨可以被认定为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导致暴力、恐惧和无知的传播。仇恨是有传染性的,它可以跨越边界。”

同样的,传播学教授亚当·克莱因研究了“网络仇恨文化”(digital hate culture),得出结论是“仇恨在网络上传播的速度惊人”。

克莱因举例说,Daily Stormer网站(美国的一个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的网站——译者注)上的一则反犹主义的假新闻报道(犹太人毁坏他们自己的墓地以归罪于特朗普——译者注),很快被白人至上主义者大卫·杜克(David Duke,美国三K党前领袖——译者注)通过播客传播,引发了一系列反犹阴谋论。

与克莱因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League,美国有名的犹太人权益组织——译者注)最近发布一个了报告,名为《新仇旧恨: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变化》。报告写道:“尽管另类右翼群体逐渐在现实世界中发声,他们的宣传攻势大本营仍然在网络上。但这不仅限于推特和网站。2018年,播客在传播另类右翼信息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当然,追踪仇恨传播的过程和追踪食物中毒或流感等不一样,毕竟没有有关仇恨或偏执的可行实验。

尽管如此,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我认为“仇恨会传染”的这种假说完全可能成立。在我所在领域,有一种现象叫“模仿自杀”(copycat suicides),即一个高度报道、宣扬(甚至美化)的自杀行为有时候会引诱其他脆弱的人模仿。

在一场白人民族主义者集会结束后,支持者杰森·凯斯勒坐上了地铁 图片来源:Jim Urquhart/Reuters

公共健康策略

如果仇恨和偏见真的既有害又传染,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公共健康策略来应对这个问题呢?阿布拉西和阿丽亚提出了几个“主要的预防策略”,包括促进人们对仇恨的负面健康后果的认识,提高人们的冲突解决技能,发展人们对煽动性的仇恨言论的“免疫”(immunity),培养人们对相互尊重和人权的理解。

原则上,以上这些都可以融入中小学课程。反诽谤联盟已经面向幼儿园和中小学学生提供实地培训和网络资源,来对抗仇恨、霸凌和偏执。另外, 反诽谤联盟也呼吁采取一个行动计划,包括:

  • 在每个州颁布综合的仇恨犯罪法律
  • 改善联邦层面对仇恨犯罪的应对
  • 扩大对大学行政人员、教职工的训练
  • 推动社区恢复力相关项目,以了解和反对极端仇恨

从严格的医学意义上来说,偏执不同于艾滋病、冠状动脉疾病、小儿麻痹症等疾病。但是,和酗酒、药物滥用等一样,偏执会导致“疾病模式”。事实上,把偏执称为一种疾病不仅是一个比喻,更是表明偏执和其它类型的仇恨会与健康损害呈相关性;仇恨和偏执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播客和其它方式得到迅速传播。

我们过去对待吸烟等问题采取了公共健康策略,已经取得成功,比如反吸烟的大众媒体传播在改变美国民众对吸烟的态度方面起到了部分作用。同样的,运用阿布拉西和阿丽亚倡导的类似的公共健康策略尽管无法根除偏执,但至少会减少仇恨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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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he Conversation

原标题:Why bigotry is a public health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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