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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阿摩司·奥兹:他相信应许之地必将到来,即使自己无缘目睹

对以色列的评论家来说,奥兹是心慈手软的自由主义者;对全球的读者来说,他是一位文学巨人,是“两国方案”的坚定拥护者。

阿摩司·奥兹,摄于1989年 图片来源:Tom Pilston/The Independent/Rex/Shutterstock

在以色列,奥兹是尖刻的批评家和异见分子;在国外,他是以色列的坚定维护者。如果说他拥护某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对狂热的仇视和对妥协的信仰。他说妥协常被看作“软弱,可耻的投降”,但事实上, “在家庭生活、邻里之间,乃至国家之间,选择妥协就是选择生命。”妥协的反面不是骄傲或刚直,“而是狂热和死亡。”

周五下午,我收到以色列来的一条短信,告知我阿摩司·奥兹逝世的消息。奥兹多年来被认为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小说家。短信上说,“以色列最后的、最伟大的声音消失了。”

奥兹自己一定会觉得这种说法太戏剧化,对其置之不理。但事实的确如此。奥兹确实是以色列的一个具象代表,尽管他所代表的以色列只在早年间如此,如今却日渐边缘化。

对以色列国内的评论家来说,奥兹是建立起以色列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指源于中世纪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后裔——译者注)或者欧洲犹太人精英的代表。他被称为心慈手软的自由主义者,经常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侵占。他也是“现在就和平”(Peace Now)运动的创立者,从未停止呼吁他的以色列同胞明智公正地行事。他不止一次被斥为叛徒,他曾告诉我他把这当做“荣誉勋章”,因为这使他与耶利米(Jeremiah,《圣经》中的一位先知,常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译者注)亚伯拉罕·林肯及以色列建国后首位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相提并论。

在国外,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对奥兹十分着迷,他们把他看做梦里的以色列的代表。奥兹面目冷峻,脸上带着1967年(六日战争,或第三次中东战争,发生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译者注)、1973年战争(赎罪日战争,或第四次中东战争,发生于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之间——译者注)中留下的伤痕。他是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梦想中的“新犹太人”,集战士、农民、诗人与一身。他曾是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的一员,采水果、洗衣服,把自己写小说所得捐给集体。

在某种程度上,那样的形象是奥兹第一个创造的人物。他本来姓克劳斯纳(Klausner),成长于耶路撒冷,而非集体农场。他的父亲是一个学者、图书管理员,因此他成长于一个他称为“充满书籍注脚的家庭”。他15岁时离家加入集体农场,给自己改姓奥兹,即希伯来语里的“力量”。

离家改姓,很可能是源于奥兹12岁时,他的母亲法妮雅自杀。事实上,母亲的自杀一直盘踞着奥兹的小说。我2001年与奥兹见面时,他告诉我这是他用尽一生、用尽他的小说“试图去解答的秘密”。在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爱与黑暗的故事》里,他直面母亲的自杀。这本小说式的回忆录也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销量最好的文学作品。

在奥兹的小说里,同样的主题反复出现:纠缠的三角恋爱、恋母情节、说不出口的欲望,这些经常附着于一个无法行动起来的主人公和想得而不可得的女性角色。他的小说往往有些神秘,有时候是一件埋藏很深的丑闻,也许与以色列的过去有关。这些故事安静又醇厚,引人思绪驰骋,写尽了男女关系和地理环境的亲密幽微,尤其是奥兹年轻时的耶路撒冷。

但是奥兹的小说注定被看做以色列秘而不昭的宣言。西蒙·佩雷斯(已故以色列政治家,曾担任总统、总理——译者注)曾写过关于奥兹小说的评论,这并不稀奇。他也曾会见奥兹,来一场“夜晚对谈”,这样做的以色列总理不只佩雷斯一人。部分原因是奥兹所说的“犹太-斯拉夫传统”,小说家也有预言家的作用,告知他们的部落哪里出了问题。奥兹并不喜欢这样,他曾对我抱怨,“从未有人期望弗吉尼亚·伍尔夫写关于‘慕尼黑协定’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认定我的小说是关于巴勒斯坦人暴动(intifada,指1987-1993及2000-2005之间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起义——译者注)的寓言。”

《爱与黑暗的故事》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译林出版社 2014-3

但这也有奥兹自己的原因。他除了写小说,也写散文和政论文章。在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他和一群青年作家立即编辑了一套选集,宣称以色列应立即归还其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种立场在那时看来十分极端,但是后来的三十多年里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奥兹也一直保持这一立场。

奥兹的才能在于通过强有力的隐喻传达复杂的道德观念,即使是用他的第二语言英语。他曾说过,在大屠杀之后,犹太人成了溺水之人,因此他们有权抓住水上的浮木,即使那意味着迫使另一个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去分享那块浮木。但是他也认为,以色列人无权全部占有浮木,而去强迫另一个人掉入海里——也就是以色列1967年战争中所为。他认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明白“两国方案”(two-statesolution,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方案——译者注)的必要性,问题出在两国领导人身上:“病人等着手术,医生却是懦夫。”

很多人觉得奥兹很难归类。在以色列,他是尖刻的批评家和异见分子;在国外,他是以色列的坚定维护者,对那些无法明白犹太人的家国渴望的人少有耐心。如果说他拥护某种意识形态,那就是对狂热的仇视和对妥协的信仰。他说妥协常被看作“软弱,可耻的投降”,但“在家庭生活、邻里之间、乃至国家之间,选择妥协就是选择生命”。妥协的反面不是骄傲或刚直,“而是狂热和死亡。”

在欧洲,奥兹获奖无数,拥有大批拥趸。他的文章《如何治疗狂热》进入了瑞典的课本,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在以色列,他也仍然拥有大量读者。但是他的政治观点却变得边缘了,即使那曾经反映了以色列半数人口的意愿。拥护和平的以色列人变少了,拥护妥协精神的人变少了。

但是奥兹从未丧失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终将和平解决的希望。就像他的很多前人那样,他也相信应许之地必将到来,即使他自己无缘目睹。

本文作者Jonathan Freedland是《卫报》专栏作家,《纽约书评》的长期供稿人,他还以笔名Sam Bourne出版过数本惊悚小说。

(翻译:邱小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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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Amos Oz: the novelist prophet who never lost hope for Israel

最新更新时间:12/30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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