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约瑟夫·戴洛瓦涅（Anne-Josèphe Théroigne）又名泰尔瓦涅（Terwagne），她出生在梅丽古尔（Méricourt），这里现如今是比利时列日（Liège）南部的一处村庄。她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农场家庭，母亲于她五岁时去世，自此之后，戴洛瓦涅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她只能和亲戚住在一起，几乎没有接受过稳定的教育。她一边靠做家庭教师为生，一边在伦敦和巴黎学习声乐，同时和富有的老头们保持着并不幸福的感情关系。

1789年，她原本居住在意大利罗马，但听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她马上赶回巴黎，这让她对个人自由和民事权利的平等有所了解。

戴洛瓦涅招来了许多憎恨，但她在民主社会中为女性的权利积极发声，直到悲剧的发生。

她的生活充满了未知和谜团。虽然大众普遍认为她参加了1789年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并以男装或骑马的姿态带领了同年十月从巴黎到凡尔赛的著名女性大游行，但她又似乎是在凡尔赛度过了整个夏天，在国民议会参加辩论，与政治大人物会面。

政治与战争

1789年十月，她与国民议会一起回到巴黎，开始在哥德利埃民主俱乐部（club des Cordeliers）和议会外的露台进行演讲，提倡建立混合性别和女性爱国主义俱乐部。她还和法国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荷兰活动家艾塔·帕姆·德奥德斯（Etta Palm d'Aelders）、法国数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一同为女性的民事权利发声。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个词汇直到1837年才出现，但戴洛瓦涅毫无疑问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说，女性和男性有着同样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社会中男女的不平等权利是极度不公的。

戴洛瓦涅坦率的形象和言论触犯了反革命媒体的愤怒，她总是成为辱骂、嘲笑和指控的对象。他们称她是荡妇、女性特质的反面、爱国婊，称她一天要和100个情人上床，每个情人会为法国大革命贡献100法郎，“都是靠她的身体换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媒体给她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德·梅丽古尔”（de Méricourt），这种在名字后加上出生地的做法是为了彰显其高贵的出生背景，她对此并没有反对，这却成为政治上的一部错棋，因为当时的社会正在逐渐废除贵族头衔和特权。

1790年5月，戴洛瓦涅回到了梅丽古尔和列日。奥地利政府将她逮捕，他们担心革命理念可能会传染到国境线的另一边，并就她的革命活动进行审问。1792年1月，她被释放，回到了巴黎，此时她已身无分文，并受到抑郁、失眠和其他小病的困扰。

法国大众热烈欢迎了这位“列日美女”的回归，当4月法国与奥地利开战时，戴洛瓦涅开始游说女性的武器持有权，却没有成功：

“法国女性同胞……我们应该实现自己的命运，让我们挣脱束缚吧！对于女性来说，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无足轻重的屈辱状态，而自大、自豪、不公的男人控制了我们这么久……！”

8月10日的暴动推翻了法兰西的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戴洛瓦涅协助杀害了保皇主义者，并因为她的勇气被表彰了“公民王冠”。但她的白色骑马装和大圆帽这样的男性装扮，再加上她的政治选择，让她并没能受到女性的欢迎。

随着共和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不稳定、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法国和巴黎被暴力地分割开来。巴黎被好战的雅各宾派占据，而戴洛瓦涅更倾向于保守的吉伦特派。她热情地写了一本宣传册，力劝政府选举女性代表，“女性代表可以团结市民，并让他们接受自由意志。”但她的宣传并没有成功。

精神病院与死亡

1793年5月15日，戴洛瓦涅在国民工会门外被一群雅各宾派女性攻击，她们不赞成戴洛瓦涅对雅各宾派的看法，在大庭广众之下掀起她的裙子，予以鞭刑。

戴洛瓦涅的精神和肉体都没有从创伤中恢复过来，1795年9月20日，她被证明精神失常，被关进精神病院。那时，“痴呆症”首次得到了“科学”诊断，但精神病院仍然是中世纪式的。她最终于1807年被送往沙普提厄医院，在悲惨的处境中生活了十年，只有间歇性的清醒状态，不停地说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事情。

精神病医生吉恩·埃斯基罗尔用她的病例来研究“过量”革命对精神健康的影响，1817年6月9日，短暂发病后，戴洛瓦涅在医院去世。

戴洛瓦涅是一位有感召力的悲剧人物，她的生平给给后世的浪漫和创意作品提供了灵感，比如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作《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年）：

“戴洛瓦涅于血与火中涅槃，

让无鞋可穿的民众发声，

她自己站在火焰舞台上，

手握宝剑，爬上皇家的楼梯。”

戴洛瓦涅也出现在了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出版于1992年的法国大革命著作《安全之地》（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和2014年的游戏《刺客信条》（Assassin’s Creed Unity）中。

男作家对戴洛瓦涅格外感兴趣，因为他们着迷于想象中女性、疯狂与革命之间的联系。1989年，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畅销书《公民：法国大革命纪事》（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结尾写到了戴洛瓦涅的监禁状况，似乎在暗示法国大革命让女性走向了女权主义和疯狂。

同年，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Elisabeth Roudinesco）探讨了男性对戴洛瓦涅的这种沉迷，揭露了早期女权主义、现代精神病院诞生和男性空想之间的联系。

戴洛瓦涅传记的英文名被翻译成了《疯狂和革命》（Madness and Revolution），但法语原文却是《一位忧郁的女人》（Une femme mélancolique）。对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来说，戴洛瓦涅在1794年并没有发疯，只是在为她没能取得成功的法国革命而感到悲痛。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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