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身虽至家，温馨无比，可打开手机刷上一阵子，时间和空间便开始模糊，今夕何夕，此地何地，手机使我们既在此处又不在此处，既在此时也不在此时。逝世于2016年的意大利文学家、思想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见证了智能手机的兴起浪潮，他或许无法想象今天手机无孔不入、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但他早已对手机翻起了白眼，曾在数篇专栏文章中抨击这一吞噬人类自由的罪恶发明。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少数拥有手机的人开始打破火车上的宁静，埃科就愤然写过专栏，称手机这种物件，只配给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管道工人和偷情者使用，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使用手机的行为都是自降身份。如今，当手机的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变身成为一台小型的便携式电脑，人就更加离不开手机了。他引用了《你在何处？手机本体论》一书的观点，认为手机对人类生活造成的“阉割”，尤其是它剥夺了人类独处的机会和反思自身的可能，此外，还让人们无法摆脱那个永远也不会过去的当下。

除了这篇《手机新语》，埃科还曾在专栏文章中提到罗马的一则新闻，一个摩洛哥男子吞下了一只诺基亚手机，这是一起报复事件，手机被硬生生塞进了男子的喉咙。埃科联想到了黑手党最具侮辱性的惩罚手段——“口中的石块”，“口中的手机”这一新惩罚手段让他感到新奇，埃科写到：“新型的犯罪已经摆脱了乡村特色，越来越具有城市化和科技化色彩。被害者不再被五花大绑，而是被弄成一个‘机器人’。”在另一篇文章《进化：单手操控一切》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他对于手机时代的忧心忡忡。一方面，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单手操作的功能，比如单手写字，但手机把我们拉回了双手并用的阶段；此外，手机所擅长的快速而浅表的查询，也渐渐消磨了人们检索资料和组织语言的能力；最后也是最可怕的一点，手机瘾患者已经放弃了各种隐私权，将自己完完全全暴露于老大哥的目光之中，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和一句“混蛋”也逃不过窃听或监视。

埃科这几篇专栏文章，收录于日前新出版的《帕佩撒旦阿莱佩》一书中文版中。除了手机，他还写到了这个倒退的年代、老年与青年的价值、网络文化、阴谋论、大众媒体等等，当然也有他最爱说的、关于书籍的故事。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帕佩撒旦阿莱佩》一书中节选了《手机新语》一文。正好赶上你捧着手机读这篇文章，不妨一起听听这位智慧老头的手机意见。

《手机新语》

文 | [意]翁贝托·埃科  译 | 李婧敬 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手机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然而，这为数不多的手机持有者已经将火车上的旅途搅扰得嘈杂不堪。当时，我曾愤然写过一篇专栏，说手机这种物件，只配给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管道工人（由于身体状况和工作性质的关系，这两类人都必须随叫随到）和偷情者使用。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使用手机的行为——尤其是在火车或飞机上通过手机就一些原本不应被他人听见的事情（如个人行迹、某金属型材、银行按揭事宜）高谈阔论——都是自降身份的表现：真正的大人物根本不带手机，他们有秘书随时通报往来信息。所以说，需要使用手机的，要么是中层职员（必须随时随地回应领导的指示），要么是小业主（银行需要时不时地联系他，通知他的账户赤字）。

至于偷情者，到目前为止，他们与手机的关系至少发生了两次重要变化。起初，他们不敢使用这种极为私密的联络工具，因为一旦买了手机，其配偶便可将其视为偷情的铁证。后来，情况发生了反转，鉴于手机已经成为人手必备的工具，那么使用手机进行联络的行为也就失去了证实奸情的作用。如今，情人们大可坦然使用手机，只要偷情对象不是公众人物——否则，他们的通话必然会被窃听。但无论如何，手机使用者的草根身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至今没见过任何一张“小布什接听手机”的照片）。然而，手机的确变成了一种母亲与子女之间（过度）联络的工具、高中毕业会考的作弊工具和摄影强迫症患者的拍照工具。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抛弃了戴手表的习惯，他们更喜欢通过手机来掌握时间；人们发明了短信，还有每分钟更新一次的各类手机报；此外，还能通过手机上网收发邮件。论及手机最精妙的功能，就在于它几乎成了一台便携式电脑——从社会意义和科技手段来看，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变化。

离了手机，人们还能活吗？“因手机而生存”体现了与当下紧贴的心态，也表达了与人保持联系的急切渴求，却剥夺了一切独处和自省的空间。心中存有自由的人（无论是外部环境的自由还是内心世界的自由）会利用科技手段提供的种种便利，却独独不会使用手机。当他们打开手机时，至多是为了叫一辆出租车，或是告诉家里人火车晚点了三个小时，绝不是等着被别人呼叫（所以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关机）。每当有人批评我关机的习惯时，我总会向他们讲述一个沉重的事实：四十年前（那时还没有发明手机），当我的父亲去世时，我正在外地，因此，当我得到消息时，已经晚了好几个小时。然而，晚的这几个小时并没有对事情的发展造成任何改变。即使我在十分钟之内就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事情也不会有任何变化。换言之，通过手机实现的即时通讯与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并没有多大关系，对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学者来说，手机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样，对那些正为上帝是否存在而绞尽脑汁的人而言，手机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么说，对于哲学家而言（除非他想用书包装下三千本关于马勒伯朗士的文献），手机是毫无价值的了？非也！恰恰相反，许多科技创新成果深深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以至于成为哲学探讨的论题——文字的发明引发了从柏拉图到德里达无数哲学家的思考，而纺织机的发明则是马克思探讨的重要对象。令人费解的是，有许多看似重要的发明却鲜有相关的哲学思考，例如汽车和飞机（当然，它们改变了人类对速度的衡量尺度）。这其中的缘由或许是因为汽车、飞机等工具只在特定时刻被使用（除非我们是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或飞行员），而文字和那些与日常劳作相关的机器则对人类生活的每时每刻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最近，毛里奇奥·费拉里斯专门写了一部谈论手机的书，题为《你在何处？手机本体论》（邦皮亚尼出版社，2011）。尽管标题可能会令人产生误会，以为本书是一部异想天开的调侃之作，但事实上，作者进行了一系列非常严肃的思考，并让读者与他一道进行了一场陷阱遍布的哲学游戏。由于手机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因此已成为一件“在哲学层面上非常有趣”的事物。它集掌上记事本、微型电脑和上网功能于一身，正在由“口头联络工具”逐渐转变为“书面联络工具”。此外，它还是一种无所不能、善解人意的“记录工具”。想想看，那些与德里达有着相同志趣的人，一听到“书写”“记录”“注册”等词汇，大概立马就会竖起耳朵吧。

该书的前一百页是从人类学的角度谈论手机——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部分相当有意思。作者指出：“使用固定电话联络”和“使用手机联络”是有着实质性差别的。例如，在固定电话里，人们往往问某某在不在家；但如果用手机通话，人们通常都知道接电话的人是谁（除非手机被人偷了），以及他是否在听电话（这改变了人们的隐私状况）。再比如说，通过固定电话，人们可以知道接听者身在何处，但手机通话却无法告诉我们对方究竟在哪里（假如对方使用的是国外通讯公司的网络，那么当他说出“我就在你背后”时，这句话也已绕地球跑了半圈了）。然而，我们虽然不知道通话者身在何处，通讯公司却对我们双方所处的位置了如指掌——所以说，手机虽然令人类摆脱了其他个体的控制，却将自身彻底暴露于奥威尔所说的《老大哥》真人秀的状态之中。

对于新一代“手机人类”，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悲观主义思考（充满矛盾色彩，因此格外靠谱）。有了手机，甲乙两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也将发生改变。此种交流将不再局限于两人之间，因为谈话会随时被第三个人的手机通话打断。如此，甲乙两人的交流要么是断断续续地进行，要么就会彻底结束。这样看来，手机这种主要的“联络工具”（令我随时出现在他人面前，也令他人随时出现在我面前）同时也会成为一种“阻联工具”（甲可以与所有人保持联系，唯独与对面的乙无法顺畅沟通）。在所有针对手机的乐观主义思考中，我最喜欢日瓦戈医生的例子。在电影里，日瓦戈医生在电车上看到了多年不见的护士拉拉，却没能及时下车与她相见，结果抱憾而终。假如他们两人都有手机，这个悲惨的故事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费拉里斯在手机带来的利与弊之间来回摇摆（也属正常），时而分析它给人类带来的机遇，时而探讨它对人类生活造成的“阉割”，尤其是它剥夺了人类独处的机会和反思自身的可能，此外，还让人们无法摆脱那个永远也不会过去的当下。不是任何转变都能带来解放。

行文至三分之一处，费拉里斯话锋一转，由手机转到近几年来他持续关注的其他论题上面，包括对他所属流派的前辈（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和瓦蒂莫）的反驳、对后现代哲学的反驳、对其他某些不成形的理论的反驳，以及对如“自然之镜”般与真理完全相符的知识的坚定维护。当然，他的论证过程并非完全值得信赖，我的确没能环环相扣地跟上他的思路，弄明白费拉里斯是如何构建起被他称为“弱文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的。

如何能够从手机延伸至真理的问题？基于三种不同的客体：物理客体（如椅子、勃朗峰）、理想客体（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社会客体（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为自己在酒吧的消费买单的义务）。前两种客体的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第三种客体的效力发挥则基于某种“记录”和“注册”行为。费拉里斯正想尝试创建某种自然的“记录”和“注册”行为，手机恰好成为实现这一行为的不二之选。

书中还有不少精妙的观点，例如探讨“记录”行为（如银行账户、法律和任何形式的个人数据采集）和“交流”行为之间的差异的段落。费拉里斯对于“记录”行为的探讨相当精彩，但对于“交流”行为的分析则略显笼统（套用他在前一部作品中所说的，就像是在宜家家居购物）。鉴于专栏篇幅有限，在此我就不展开深入的哲学探讨了。

某些读者可能心生疑问，即使从分析“书写”或“签名”行为出发，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从“手机”开始探讨呢？毫无疑问，哲学家自然可以从一条蠕虫身上获得灵感，进而扩展到整个形而上学，但是，本书的最大亮点或许并不在于费拉里斯是通过手机展开了本体论思考，而在于通过他的本体论思考，作者本人和读者都真正地理解了手机。

二〇〇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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