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特朗普上位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引起了世人更加广泛的关注，近年，国内也译介了一大批关于美国社会的新书，试图探讨：与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为何美国的贫困人口如此之多？《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从具有历史纵深的角度来解析这个问题。它回顾了19世纪末的历史，当时，美国经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而路易斯安那州的传奇州长休伊·朗（Huey Long）却发现了其中的吊诡之处：“这是一片超级富足的过剩之地，可为何到处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呢？”

“过剩之地”是休伊 · 朗在1920年代杜撰的一条短语，用以指称一个难解的问题：一方面是一场不寻常的大丰收，而另一方面却是价格突然大跌，致使农民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前者的富裕如何变成了后者的灾难？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问题。朗对此的解释是：财富被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他们阻止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把生活需要转换为市场需求，这一需求的目标就是那些在美国农场里变质腐烂的过剩粮食。

本书讲述了休伊 · 朗的故事，记录了美国如何在农业界政客的鼓动下确立了一种累进税制和农业管制模式，同时，追溯了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如何导致了“按揭凯恩斯主义”（mortgage keynesianism）的出现。按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模式让美国以信贷消费代替了欧洲国家采用的福利国家政策。这一模式为美国带来了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无论是住房还是教育都依赖于信贷消费，于是因各种原因被排斥在信贷体系之外的美国人就成了美式富足下悲惨的贫困人口。无论是扫地出门，抑或美国梦碎，都是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直接后果。

以往，不少学者往往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liberal）或“放任主义的”（laissez-faire）国家，不信任政府干预而热衷于自由市场。本书作者、社会学家莫妮卡·普拉萨德却提出：美国之所以有更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原因恰恰在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适得其反的激进干预政策。

本书讲述了一个案例、一种探索、一段历史，但它对于我们也有不少借鉴意义，因为全球都被资本的洪流裹挟在一起，而每个政府、每个经济体也都将面临自己的关于“富足”与“贫困”的问题。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在此节选了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

文 |  [美] 莫妮卡·普拉萨德  译 | 余晖

关于“共享财富”的起源，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一理念是休伊·朗（Huey Long）在其参议院任期内一夜之间想到的。回溯朗作为旅行推销员的那些日子，他会经常在半夜醒来，并把一些点子潦草地记录在床头旁的一个小笔记本上。据说故事是这样的，1934年初，“根据这一事件的一些版本来看是某天凌晨3点左右，休伊·朗召唤他的秘书厄尔·克丽丝贝利（Earl Christenberry）以及牧师史密斯（Gerald Smith）到他的房间，并兴奋地解释说他刚刚想到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并将以‘共享财富的社会’闻名；它将以一个政纲为基础而结合成一个全国性的休伊·朗政治单元，这一政纲的主要主张就是财富的去中心化”。

那天晚上，这个俱乐部的原则就被确定下来了。主要的目的是限制财富，以这种方式提供最低限度的收入和养老金，同时还“限定工作时间，按照能够被消费的水平来平衡农业生产，照顾所有战争中的退伍兵，为所有证明具备能从中获利的心智能力的年轻男子和女子提供学院化的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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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朗对累进税的支持有赖于他背景中的两个重要资源。首先是路易斯安那州非同寻常的法律史，它被称为“民法中唯一稳固和持久的‘飞地’”。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传统对拿破仑法典的借鉴程度超过了其他州，对西班牙法典的借鉴也是如此。多少年来，在那些影响到经济竞争的领域，该州修改了自己的法典，并采用与其他州相似的法律。尽管法典的大部分都已改变，唯有一个理念从最早时期延续至今——强制继承权（forced heirship）。法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立遗嘱之人并不能完全自由地决定谁将继承他的遗产。相反，财产的一部分必须由其子女以及较近的亲戚继承。法国人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避免王朝财富的积聚。路易斯安那州采用了这一规则并一直遵守，尽管如今是以更多限制的方式。休伊·朗是在他接受法律教育以及从事法律工作期间了解到了强制继承权，而且似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意，休伊·朗在法国的影响下所明确阐述的东西，肤浅的观察者可能会引导我们将其称为一种对于巨富的美式恐惧。

另外一种雄辩的资源是“大赦年”——《圣经》中有个传统，即每过多少年所欠的债务可以被免除。休伊·朗曾经建议某个和他一样想自学法律的年轻人：“在民法和接下来的公司法有关还债期限的讨论之间，休伊·朗插入了一段冗长的、去学习《圣经》的告诫。他命令从《创世记》开始，每天读上几页，持续阅读，无论其如何枯燥冗长；对‘族谱’的记忆‘只要能够追溯到二代就可以’。但是‘当你着手仔细学习希伯来律法时要一直认真：它是所有法律的基础’。”希伯来律法首次出现在他与他的教授查尔斯·佩恩·芬纳（Charles Payne Fenner）之间一段很长的对话中，讨论的主要内容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强制继承权传统。无论是芬纳还是休伊·朗自己，都回想起了《圣经》中有关财产再分配的准则，与此同时，休伊·朗开始对《圣经》展开了认真的研读。“尤其使他震惊的一条戒律是，每过七年，应当有一次债务免除，而每五十年，即‘大赦年’，人们应该把所拥有的财富回报给每一个人……通过对律法的学习和研究，他的注意力被导向此前从未想过的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上。”。

《圣经》的修辞特征常常出现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1931年休伊·朗写道：“上帝赐给我们法律。祂赐给我们生活的规则。祂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持续将我们的财富分享给周围的人，我们就能够平安入睡并安居无忧。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将如死于我们之前的人那样腐化。祂告诉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会这样去做吗？”仅仅在他1932年任参议员就职宣誓的两个月后，休伊·朗就强有力地引用了《圣经》中（或声称的《圣经》）的话，来为通过利润税而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辩护：“所以主进一步说，‘如果你将这些财富分散出去，’那么《圣经》中是这么说的，‘你将在一块安全和平静的土地上安稳入眠，并居住在一块充满欢乐且无所不有的土地上。但如果你不这样做，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幸存下来，那少数人手中所掌握的财富也将随之消散。’”他想知道为何基督徒们会有选择性地适用《圣经》规则，“我们恪守主赐给我们的律法来对治谋杀、对治偷盗，以及对治几乎所有的事，但我们却已经排除了用同一措辞并写在同一段落中的律法。这一律法的表达是如此平实，以至于最无知的人都不会看不懂，而且在《利未记》第24章到第27章都有充分的描写。它命令人们之间的竞争不该造成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否则那些奢华、超奢华、放纵、巨大的快乐和狂欢都属于少数人，而大部分人却饥寒交迫。”“为何我们只看到他反对谋杀、偷盗和其他一些事的律法，而没看到他的律法中有关人类如何处理土地所带来的利润，以及对同胞的关怀方面是多么仁慈？……‘而且你们应该尊崇这第五十年，并宣布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居民皆应得到自由；它将成为大赦年，而你们应将每个人的财产返还’。”

然而，如果不是为了1931年的棉花危机，这些文化资源在休伊·朗的政治中也许只能充当装饰品。棉花乃南方经济生活的来源，那一年恰逢特大丰收，使得其价格低得超乎想象，由此导致当地的所有棉农皆陷入困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棉花，而是蔓延至许多初级商品；然而，在路易斯安那州，棉花产量仍然首屈一指，因此棉花是受影响尤其大的。正如许多观察者一样，休伊·朗被这种能够把少见的大丰收转变为一场劫难的体制震惊了：“人们饿得要死，而我们拥有的小麦、玉米、肉类、牛奶、奶酪、蜂蜜和蔬菜的数量比美国所有人能够消费的还要多，即便每个人都不受约束地去吃他想吃的东西。”休伊·朗在1930年如此写道；他准确地找到了问题，“拥有这些物品的人却缺乏推销它们的市场，因为没人有钱去买它们”，这样的情形真可谓“不可思议”。“当导致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原因却是大地母亲贡献了太多的东西时，一定是哪里出了错。”经过这场棉花价格的塌陷，休伊·朗开始努力去了解“大萧条”期间的生产过剩问题。

在策划“棉花假日”（Cotton Holiday）的活动时，休伊·朗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南方在该活动中会有为期一年的棉花休耕，而这将驱使眼下棉价上升。此“假日”乃借自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假日协会（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s），但相比于任何被提出以供讨论的限产计划，这个计划更加严谨周密。本质上，“棉花假日”是使每个农民得以避免以往所面对的囚徒困境的方法——由于价格的暴跌，个别的农民们为了补偿收入而种植更多棉花，但如果每个人都种植了更多的棉花，那么价格就会降低更多——通过集体限制，农民们只可以生产符合需求量的棉花，这样做的结果将潜在地使所有棉农有利可图，但只有在无一人违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继续发挥其作用。这个计划据说起源于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一个农民团体，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明顿市的议会代表约翰·桑德林（John Sandlin），该市位于州的西北部。休伊·朗聪明地避免了减少土地播种面积具有违宪性的可能，他的理由是这么做是为了根除棉铃虫，而这显然符合宪法。通过休伊·朗的努力，限产计划离通过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休伊·朗甚至梦想着时机成熟时在国际上推行。但是限产计划因得克萨斯州这一最大棉花产区拒绝加入而失败，而休伊·朗似乎吸取了一个教训，即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方法来广泛分配技术能力的果实。但这更加稳定的方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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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早期的判断是，生产过剩是因为土地的丰饶被货币机制抑制了。“农民们能够获取大量兽皮，却没钱给孩子买鞋穿。他可以相当低的价格出售棉花，却无法买回白棉布缝制的连衣裙和能够给全家人缝衣服的格子布……”1931年8月，休伊·朗曾经提议把易货贸易作为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方法：“你还记得当你的父亲或母亲用一杯豆子去交换一杯砂糖；或你的父亲用一大袋土豆去交换一大袋燕麦；或诸如此类的事吗？好吧，现在我们已经决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以防在这个国家的秋冬季节中饿死……忘记那些也许会存在于你和邻居之间略微有点过时的反感和嫉妒吧……如果你需要修建一个小工棚，那就看看你的朋友是否有些木材，而且他是否愿意用它们去交换你的一些玉米或土豆；如果你的家畜需要喂养，而你又没有饲料，那就试图用自己的某些东西去交换另一个人手中的饲料。保持一个良好的冬夏皆宜的花园吧。不要忘记那四季皆需的大头菜。记住只要随身带着咸肉蔬菜汤和玉米面包就能够走很长一段路。”他还提及了某个“由哈里·威尔森（Harry D. Wilson）出版的小的商情报告书。他在里面列出了任何你可能想交换的东西，以及其他人想要与你交换的东西”。

1932年与哈蒂·卡拉韦的旋风旅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过程中那粒最终发芽并成长为“共享财富”之树的种子被种下了。这是休伊·朗有关“过剩”（too much）主题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据说休伊·朗都是即兴演说，但他演说的一份速记报告被保存了下来。休伊·朗以乡土幽默开场，然后快速进入到其新的演说风格中：“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边有吃不完的东西，而这边却有更多的人饿着肚皮，比干旱年头还惨；一边有穿不完的衣服，而这边则有更多人衣不蔽体；一边有许多的房屋，而这边却比之前有更多的人头无片瓦。为什么？这是一块超富裕、超丰产的土地。那么，为何这又是一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到处是无家可归者的土地？”据大家所说，旋风之旅无比成功。选举前的一周，“卡拉韦女士痛快地承认她所在的州投给她的选票不太可能占相当大的比例……一周之后，当票数统计完毕，人们发现她所获得的票数竟比她的六个竞争对手所获选票的总和还多。后来有人画了一幅行程图清楚地展示了这次旋风之旅中休伊·朗和她所到过的州——在沿途县府总共召开了39次会议，这些县分散坐落于绵延2103英里的汽车高速公路旁——正是在这些地方她一路收获选票。在那次神奇旅程没有涉及的县里，她只收获了零星的选票，因而不足以令她获得众所周知的优势”。多伊奇（Deutsch）写道：“‘共享财富’运动尚未诞生。但当时组织背后的理念在仅仅一周内就推翻了阿肯色州的政治结构。”在结束一场演说后，一封电报被送到了朗的一个政敌手中：“一场龙卷风刚刚席卷了这里，并正朝你吹来。路边的树被吹得东倒西歪，而且伤痕累累。”对卡拉韦而言，休伊·朗的演说意味着其成功跻身参议院；而对休伊·朗而言，这些演说证明了他利用的主题具备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早期所欲付诸实践的易货贸易已经让位给更重大的政策建议，即债务延迟偿还，以及货币供应的扩张。休伊·朗写了几篇社论支持银继续作为货币使用，并以此解决正在下降的购买力的问题：“货币应该平稳地逐步扩张，让人民手中有足够的货币来开展交易往来。”他似乎断定，钱被锁在银行里：“3月初，有那么多的银行倒闭，而之前我们已经将几十亿美元存放在银行账户里。它们不再能流通。此外，联邦储备委员会现在做的跟它之前的惯常行为并无两样，并没有放出更多的货币；我们最后听说的是它又回笼了10亿美元或更多。”

休伊·朗的斗争以及在危机中的探索，从报纸的专栏中显露出来：“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货币总量大约有60亿美元。我们的正常财富则有3600亿美元，或者说60美元的正常财富对应1美元的货币。我们缺乏足够的货币来作为交易的良好媒介……当你听到有关支持或反对它们的观点或理由时你会发疯的。但我坚信，把银重新作为货币使用只有巨大的好处……而且更加确定的是，治愈各种痛苦的一剂良方就是通过累进税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如此，那十几个人就不再能控制着接近1.2亿人所需要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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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政策内容的焦点逐渐清楚：财富的集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不仅仅是出于道德的理由——正如休伊·朗一直所坚持的——还因为它剥夺了大众的购买力并且使经济陷入停滞；货币发行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案，但另一个方案则是“从那些拥有所有财富的阶级手中把财富夺取过来”。而且一旦对富人征税的主张落实到位，那么接下来计划的其余部分都将付诸实施。休伊·朗一直都批判财富的集中，但在1933年末和1934年，他在报纸上的每一篇社论都更加慷慨激昂地反对财富的集中。休伊·朗认为财富再分配的事业得到过许多伟人的支持，从“托马斯·杰弗逊、丹尼尔·韦伯斯特、安德鲁·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亚伯拉罕·林肯……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摩尔爵士、让·雅克·卢梭、托马斯·爱迪生到以医学闻名的梅奥兄弟”，再到无线电的先驱伽利尔摩·马可尼、约翰·D.洛克菲勒的牧师，以及教皇。他还发现在宪法、《圣经》以及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中都有支持他的东西。他企图把财富再分配的斗争与美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坚称财富再分配将最终有利于那些最富有的资本家们，因为这将使得这个体制更加稳定。他认为财富分配不公乃诸多王朝失败的原因：“希腊的衰退，罗马的陷落，埃及、巴比伦和所有逝去的帝国都走了同样的一条路，即富人寥寥，穷人遍地。国家的混乱能掩盖这一错误吗？”他把“大萧条”本身归咎于财富的集中。

1933年末，休伊·朗得出了一个最终的结论：“税收是唯一能保障财富再分配的资源。以往由底层人民来承担的税负不但应该转而由社会上层的富人来承担，而且那些巨大的财富也许应该降低到一个合理的规模，政府也会因此得以维持，普通大众也能够通过剩余的财富逐步过上平稳的生活。这种税收体制应该持续地从上层社会抽取财富，用以改善底层社会的状况，直到每一个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拥有足够的余裕，从而不仅仅只满足于生活必需和方便，还可平等分享较为优渥的生活。”

接着在1934年，他详细阐述了他著名的计划：“实施累进性的所得税来限制财富的规模，实施遗产税法禁止继承10亿美元的财富，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在一年内赚取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任何人都不能继承超过500万美元的遗产——任何人都不能拥有超过1亿美元的财富——把这些条款都写进法律，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国家复兴管理局没能做到的事，即繁荣将永远回归美国。”尽管税收乃其计划的核心，但“共享财富”的社会也涉及教育开支，因为教育不仅能培养年轻人，它还可以把这些年轻人从劳动力市场中移除，同时召回那些当前正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力来做年轻人的贸易老师：“总之，这个计划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它意味着不存在更大的或沉重的开支，因为存在许多剩余的商品和产品，这正是照顾学生们所需要的，而且当它们被消费时，将立即有助于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还有“与此计划相配套的针对所有超过60岁的老人的养老金计划；对参加国家战争的老兵的完整看护；对苦工作时数的限定；通过政府收购暂时不需要的农产品以备特殊年份之需的对于所有农产品的照管。由此，政府就有必要在那些作物不能种植的年头实施一定的公共工程。”

美国的富庶以及这富庶之中不可思议的贫困在休伊·朗成立“共享财富”俱乐部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是他写作的主题：“这里是我们从蛮荒之地中奋力开垦出来的，正常时期，她值4000亿美元，也许还更多”。“当我今天四下环顾这个国家时，我发现一处人们正忍饥挨饿的地方，而与此同时，食物却在另一块地上腐烂，当我看到某个州有人生活在货运车厢里时，在另一个州却有几千栋空着的房子，当我知道在我们的城市居然还有小孩子衣不蔽体时，农民们却在南方把成熟的棉花碾烂，当我看到政府在中西部屠杀了500万头猪时，在东部却同时有500万人民处于饥饿之中——当我看到所有这些事发生时，我在想我们正在走的是一条什么路，我们要走向哪里。”

20世纪30年代早期，上述现象还只是令休伊·朗困扰，但到了1934年，他就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即建设一个“共享财富”的社会：“难道我们就让那些有钱的美国大佬说他们故意制造不平等到这种程度，在一块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上，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出生在美国的孩子甚至会被拒绝提供维持生存的食物？……让每个人都用尽全力。让每个人都去拜访他们的邻居并邀请邻居加入‘共享财富社会’……最终，所有的美国人民将会被唤醒，他们会富有生气并保持警惕，而且只要这片土地上有食物，所有人都可以吃到；只要这片土地上有衣服，每个人就都能有衣服穿；只要这片土地上有充足的住房，那么每个人都能有个家。”

因此，累进税成为休伊·朗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因为他努力去解决的问题，正如他所发现的，乃生产过剩及其所导致的购买力扭曲的问题。休伊·朗支持累进税的大背景是他要设法使资本主义运转起来，尤其是如何使资本主义为穷人而运转。休伊·朗喜欢指出两个世界之间的鲜明对比，一个是他的童年世界，那时候家庭可以自给自足，无论是建一个庇护所还是自己生产食物，另一个则是他现在正生活其中的世界，这里有一个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尤其困扰他的，正如困扰那个时代其他观察者的，就是生产过剩之谜——棉花就在田地里而孩子们却衣不蔽体。在自己试图努力适应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他吸取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接受的法律教育以及《圣经》中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反对财富集中的政策。他的注意力之所以被特别地引导到税收上，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有关如何增加收入以偿还战时债务的一场争辩，这场争辩得出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将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增加收入。累进税变成了对生产过剩的回应。尽管休伊·朗没有特别明显地讨论过诸如医保这样的问题，好像这类问题不在他的思考范围内，但仔细研究他的理念发展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类问题与那些消耗了他全部能量的主要问题相比都是次要的，那就是如何战胜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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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美国所面临的特殊挑战是管理突如其来且迅速增长的财富；从比较的观点来看，美国的生产效率远高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成为“过剩之地”导致了价格的多变和不稳定。美国政府许多独特的性质皆源自这些问题。当国家与这些问题做斗争时，出现的解决方案是聚焦于使用政府的集中力量以对抗资本的集中。这一传统的终极目标——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样——便是使资本主义能够运转起来，而且使其为人民而运转。休伊·朗的企图乃整个西方世界整体企图的一部分，即借助对私有财产和财富分配观念的激进反思使资本主义运转起来。但和欧洲不同，在那里，战时所造成的破坏导致其利用政府力量，通过聚焦于出口和限制消费来革新资本主义，而在世纪之交，对具有极端生产效率的美国经济而言，其采取的手段则是为了经济增长能够使人民受益而以政府干预来分散财富。累进税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部分。

然而在我们转而庆祝休伊·朗的进步主义之前，值得指出这一故事的历史讽刺意义。正如在第六章所讨论的那样，若干学者现已认为累退税加强了每一个欧洲福利国家的基础，而累进税却使一个国家走上了创收的艰难道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休伊·朗的民粹主义诉求，如果没有更多，也是和其他南方政客的种族主义诉求在同等程度上瓦解了福利国家的基础，至少从长期看是这样。从短期来看，所得税变成了一个灵活且成功的提高税收的手段，为一个不断扩张的政府奠定了基础，包括新兴的福利政府。但学者们现已认为，当发达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时，累进税制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如果累退税促进福利国家发展的理论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我们将在第六章探讨的问题——那么通过聚焦于累进税以及坚定地拒绝累退税，休伊·朗和农业国家主义者就瓦解了美国政府长期提高收入的能力，因而会将美国带上一条与它现在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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