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身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东欧知识分子，哲尔吉·康拉德是20世纪欧洲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在他11岁的时候，德国占领匈牙利，他的父母被送往集中营，他的同学被送往奥斯维辛，他和姐姐因前往布达佩斯而逃过一劫。即便如此，死亡从未远离。“在1944-1945年的冬天，我想到死亡就像想到，比方说，柴火：它没什么稀奇的。它在我的控制能力之外，就像抽出错牌一样。”

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此后，在红色的革命年代，面对审查与监禁，面对去国与留驻的选择，身为东欧知识分子的康拉德必须一次次做出行动。他的朋友们、他的前两任妻子相继离开了匈牙利，去往更西的国度，或者去往以色列，而他一次次选择了留下。“我坚持留在这些好事坏事都曾在我身上发生的地方。”

康拉德人生中这两个篇章组成了一本回忆录《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前半部分“离去与归来”讲述了“二战”时期作为一个犹太人可能经历的爱与背叛、危难与离奇。后半部分“日食时分，独立山丘”聚焦东欧知识分子在革命年代的行动。他以一种私人的角度重新回溯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在无论何种情况下身为个体的尊严和勇气。

“何处是家？他们不会杀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们安全的地方，个体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有一个能在饭后喝酒聊天的安静角落的地方，孩子们玩捉迷藏和建造沙堡的地方……”

哲尔吉·康拉德的个人故事反映了20世纪历史的辗转和波折，而类似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引发了上世纪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而今，全世界依然有数千万难民因为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与此同时，更多的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却从未有归家的感受。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客居己乡：一段匈牙利生活

[匈] 哲尔吉·康拉德 著  徐芳园 译

1945年2月，我们坐在一节纹丝不动的运畜车厢的长凳上。车门敞开，疾风经过积雪的平原呼啸涌入车厢，把我定在原地动弹不得。我不想长期客居布达佩斯；我想回家——旅程为时一周——回拜赖焦新村，我们的父母于此被掳走，而我们在驱逐行动前一天设法离开了那里。假若我们晚走一天，就会葬身奥斯维辛。我当时十四岁的姐姐有可能幸存，但我只有十一岁，门格勒医生把我所有同学，一个不落地，送进了毒气室。

关于双亲的下落，我们一无所知。我已不寄希望于此：从楼梯走到玄关再到浅蓝色的客厅，发现一切如故。我觉得我在那里将什么都找不到。但是如果我闭上双眼，我可以毫不费力地重现往事：走下楼梯，跨过漆成黄色的铁门，然后看见瓷砖烤炉旁的父亲，摩擦着双手，微笑着，闲聊着，蓝眼睛扫视每个人，带着一种信任又顽皮的凝视，仿佛在问：“我们彼此理解，不是吗？”饭后他会去阳台，在躺椅上伸展四肢，点一支长长的、插在金滤嘴里的孟菲斯牌香烟，翻阅报纸，然后打盹睡去。

从我记事以来，我就有种隐秘的怀疑，即身边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像孩子。我发觉我的父母也是如此，毫不担心我们偷听，他们会在全家合睡的大床上开玩笑取乐：就像姐姐和我会做的那样。

从五岁起我就知道，要是希特勒赢了，我就会被杀死。有一天早上，我坐在母亲的腿上问，希特勒是谁，为什么说了犹太人这么多坏话。她回答说她不知道。可能他是个疯子，可能只是残忍。有个人说犹太人应该消失。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消失呢，就算我们消失了，我们又该去哪里？就因为这个希特勒，我的保姆满怀热情追随的希特勒，想出了这些疯狂念头，好比说把我们打包送到其他地方去。

希尔达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她怎么可能因为我消失而高兴，同时又每天早晨如此温柔地给我洗澡，跟我玩耍，让我依偎在她身边，甚至有时候和我一起溜进浴缸？对我这么好的希尔达怎么会希望我发生不幸呢？希尔达很漂亮，确实漂亮，但也蠢得很明显。我很早就断定任何威胁我的东西都愚蠢透顶，因为我人畜无害。我不同意对我有害的东西能有一样算得上聪明主意。

……

我的家族居住在农村地区，大部分来自比豪尔县；一些来自奥拉迪亚，另一些来自拜赖焦新村、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布拉索夫和克卢日-纳波卡。他们是说匈牙利语的犹太人。大多数人现在都去世了。我的五个表亲死于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父亲的三个姐妹和母亲的两个姐妹都遭遇了同样的下场。我的一个舅舅在街上被箭十字党——匈牙利法西斯党——当头开枪打死。

父亲那代人受的是文理中学教育，而我这代人——有纺织工程师、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和作家——毕业于大学。前一辈人曾是商人、工厂主、医生、银行家、药剂师和配眼镜技师，在被驱逐出境前都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成员；我这一代则成了知识分子和批判者：领导反对自己父亲的罢工运动的左翼工程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的被开除医学生，和具有反叛精神的人道主义者。

我母亲的家族更为富裕，这是我外祖母，而非外祖父，注重实际和具有生意头脑的结果。与其说我的外祖父是个商人，不如说他是个读书人，但是他有一个极具商业天分的女婿，通过他，家族生意扩张到家具厂、沥青石灰厂和伐木林。外祖父算不上严格的正统派，但是个虔诚的信徒，广泛阅读犹太经文。他同时在奥拉迪亚的改革派和正统派的会众委员会活动。他爱好繁复的仪式，但也热爱美好生活：对他来说，从九点工作到十二点就够了。接下来是家庭午餐，午后咖啡，以及用完晚餐的阅读时间——在他自己的独立房间里，因为到那时他已经受够了孩子和家庭生活的喧闹。

他会从奥拉迪亚赶来拜赖焦新村参与逾越节宴席。我作为在场的人中最小的，朗读《哈加达》问题，而他则朗读答案。我们的《哈加达》——包含节日和流亡纪念的圣经章节的书——用杉木装订并以马赛克图案装饰。上面还有几幅画，具体来说有四幅：明智的儿子，邪恶的儿子，当商人的儿子，和头脑太简单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发问的儿子。我尤其喜欢那个不知道如何发问的，但外祖父说这角色不适合我，因为我老是用问题烦他。

在晚间仪式中，一杯葡萄酒会被放在两扇窗户之间，供奉给先知以利亚。到第二天早上酒杯就空了。我对先知以利亚的来访十分着迷。有一次，在育儿室，我听到相连的餐厅传来窸窣声。我从床上蹦起来，透过门缝张望。我看见穿着白色长睡衣的外祖父拿起酒杯，将酒一饮而尽。外祖母去世十年后他再婚了。他当时八十岁。

我们也有一棵堆着礼物的圣诞树，姐姐会弹起《平安夜》这首钢琴曲，我们把它称为“寂静的夜，神圣的夜”。我的父母不会提到耶稣，但是我的保姆说他会带来礼物，甚至装饰圣诞树。我把他想象成一个飞行的、鸟儿般的造物，和以利亚相反——他乘着火战车从天空雷鸣而过。但是到最后，我猜他们俩一个都没来。

 

我的曾祖父沙拉蒙·戈特弗里德是第一个定局拜赖焦新村的犹太人。他在十八世纪末到达，并开了一家酒吧，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沙穆埃尔。沙穆埃尔最终拥有了七十英亩土地，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令人尊重并维持秩序，既不容忍粗话也不容忍喧闹，而他的产业服务的顾客包含当地的恶徒。从他的照片上看，他有着专注的、很可能是蓝色的眼睛，戴着宽檐黑帽，穿着一件纽扣扣到脖子的白衬衫——是个意志坚定的硬汉，肤色黝黑，坚忍不拔，并留着分成两部分的胡子。他也作为鳏夫再婚了，当时七十七岁。拜赖焦新村的犹太墓园里，他们及腰高的大理石墓碑上唯一的文字是希伯来文。

人人都说我的祖母卡罗琳娜·戈特弗里德是一个和善且好脾气的丰满老妇人。她有三个女孩，接着是一个男孩，即我的父亲约瑟夫。她溺爱她的独子，当她过河去圣马丁的酒吧拜访她的父亲时，她会将小约西打扮起来，穿上海军装和黑漆皮鞋，然后带他乘出租马车，招来不少讥讽。卡罗琳娜带着约西坐租来的马车去看望他的祖父时也是一样的情形。她在那座房子里穿裤子，至少上桌时如此，因为帮手和佣人与主人一同在桌上吃饭。

主人，即我的祖父伊格纳茨·康，是个锡匠，他和他的雇工们生产水桶、罐头、浴盆和本地工匠用得着的其它镀锌铁制品。当工厂制品席卷市场时，他闷闷不乐，不得已转行做零售。到世纪之交，他于1878年创立的五金生意已是本地区最大了。

我的祖母在四十三岁时发现自己再次怀孕，略为尴尬。（显然，在那个年代，卡罗琳娜和伊格纳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做爱这件事，还是瞒着人更为合宜。）这次怀孕的产物是我父亲最小也最喜欢的妹妹，漂亮的玛丽什卡，兄弟姐妹中最受宠的孩子。

在拜赖焦新村废弃且荒草丛生的犹太墓园里，他们俩与人等高的黑色花岗岩墓碑仍静静伫立。那里已有几十年无人葬入，也就是说，自从人数约为一千的整个犹太群体从村庄里消失后。拜赖焦新村也自此变成一座小城市。伊格纳茨活得比卡罗琳娜长，他叫人在她的墓碑表面刻上这句话：“你是我的幸福和骄傲。”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墓园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是子弹并没有在花岗岩柱上留下太多刮痕，它们将长久伫立于此——我是说，如果没人打算拆毁它们的话。

当我在布达佩斯什普街上对负责分配墓地的官员朗读父亲的资料时，那位掌管巨大登记薄的老先生拍了一下额头说：“我记得他。名声不错。可靠，不欠帐。”显然他曾经作为旅行推销员拜访过我们。父亲倾向于购买工厂制品，对这些包里装着样品的游荡者保留意见，但是同时他对人有同情心，还富有幽默感，和他相处起来很愉快。他是一个厚道的人，从来没想过他的债务人有可能逃之夭夭，而他们通常也不那么做。对于较穷的顾客，如果付不起钱，他会让他们赊账，他确信迟早他们会设法还上。他从来不买卖不可靠的五金。任何跟他相关的东西都牢靠异常，水壶也好，自行车也好，承诺也好。

父亲阅读好几种报纸，在战争初期开始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匈牙利语广播。我对BBC的四记敲击声有种亲切的熟悉感，因为当父亲试图在电流干扰音中听清新闻时，我会依偎在他身后。到了战争中期，他也听莫斯科方面的新闻。我们不得不关上门窗：集中注意力将旋钮如此这般地转过四十九、四十一、三十一和二十五短波频道，我们这样是在进行颠覆活动。

家庭相册（在战争末尾遗失）里的一幅老照片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祖父、我的姑姑们和我的父亲都趴在一个漆成白色的圆盆上，头歪向一边，要不是有根电线从圆盆里伸出来，这幅景象算是相当怪异了：其实他们是围在听筒旁听二十年代最早的电台广播。姿势不舒服，但是值得为此大费周章。

当时我还不够格参与这情景，但是到了战争期间，在每天的两点差一刻，我会坐在沙发上，待在父亲身后，在静电干扰中聆听新闻，真正的新闻。声音断断续续；你真得竖起耳朵听。我九岁的耳朵负责补充父亲漏听的部分。我对“这里是伦敦”产生了强烈的喜爱之情，以至于在1944年5月，盖世太保以利用阁楼上的秘密无线电发报机给BBC发送情报的罪名逮捕了父亲时，我由于父亲的罪名如此高尚而感到自豪。对他的指控完全是捏造。

我的巴伐利亚保姆，美丽的金发希尔达，因为希特勒抛弃了我们：她的父亲禁止她为犹太人工作，不管她和我们待在一起多自在。之后热心的匈牙利姑娘利维娅来到我家，她不仅德语和法语说得好，还会弹钢琴。她将及腰的金发编成辫子；我看她梳头发怎么也看不厌。天主教徒利维娅爱上了父亲的会计，埃尔诺·沃什海吉，一个安静、瘦高且博学的人，还是当地足球队的骨干。埃尔诺·沃什海吉很英俊，但他是犹太人，这让利维娅有些犹豫。我们经常跟着保姆一起去足球场，坐在窄小的木制楼梯板上；其他人要么站在山坡上要么坐在栅栏上。每当埃尔诺·沃什海吉踢进一球，利维娅和我就会捏紧手掌。偶尔这个诚实的人会坐上餐桌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但没多久他就应召参与强制劳动，再也没回来。

每个星期一，本地的商人都会聚集在父亲的店里评价前一天我们球队——县里的英雄——的表现。漫长谈话的其他主题包括雨（珍贵的）、旱灾（令人担忧的）、小麦的价格，以及那个疯子到底想要干嘛。政治话题主要和其他犹太人讨论；否则还是管住舌头为妙：法西斯主义已经渗入了一些聪明人的头脑里，对他们来说，只有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特里亚农会议上失去的说匈牙利语的领土。

我的祖先作为犹太中产阶级匈牙利人度过了一生。我的父亲是整个镇大约一万两千人中最大的纳税人。因此，他被授予绅士俱乐部“赌场”的会员身份，尽管他从来没去过那里。钉在通往其产业的街道入口右侧的是一张门柱圣卷，一张装在珍珠母盒子里的羊皮纸卷，上面有手写的“什玛”经文，安息日祷告语的核心部分：“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在他以外并无别神：禁止崇拜动物形或人形异教神袛。

门柱圣卷下方是一块小小的金属匾额，刻着匈牙利在1914年的历史轮廓，在里面用纯黑色画着1920年的领土，仅剩原来百分之三十的大小，上面还写着标语“不，不，绝不！”——意为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损失。我家族的成员们认为自己是好匈牙利人和好犹太人。这两者在二战之前并未被视为分离的概念。

匈牙利政府参战投入德国阵营，抱着收复失地的目的，愿意送五十万犹太人去德国集中营作为交换。这生意做得糟透了，因为最后他们不但失去了犹太人，还失去了领土，落得满是耻辱。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认为：还有些人觉得，尽管有很多匈牙利犹太人死在了奥斯维辛，但数目远远不够。

村庄中间的匈牙利国旗在半旗状态飘扬，每当一块国土回归匈牙利，它就会升高一点。在3月15日，1848年独立战争纪念日，犹太小学的孩子们会穿着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短裤在小学前面做节日游行。

父亲参与了收复罗塞尼亚及其主要城市——乌日霍罗德和穆卡切沃——的运动。他有一件炮兵军服，上面缀着一颗白星，说明他的军衔为一等兵，又有红饰绳表示他是文理学校毕业生。周末他会穿上军装和靴子，在乌日霍罗德的宾馆和母亲见面。

我在军衔上比父亲升了一级，当了下士。（我的儿子米克洛什没有继承这个传统，在法国陆军军衔没升到二等兵以上；事实上，他因为跟长官顶嘴，被扔进了牢房。）我从七岁开始就对军事事件感兴趣，祈祷蒙哥马利将军能在非洲打败隆美尔将军，以及同盟国能攻下突尼斯和比塞大。我是个爱国主义者，能为匈牙利感动落泪，但同时为也能为盟军胜利而落泪。根据我从新闻片中得知的信息，我试图想象斯大林格勒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黑暗中躺在铜床的床罩下，我会用大拇指轻轻地按压双眼，接着新闻片就会在脑海中播放，画面中出现我自己版本的匈牙利和德国制品，所有的坦克和重型火炮，以及在星夜中逐渐消逝的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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