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推特用户@emrazz询问女性，如果周围没有男性，她们会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做些什么。收到的回应平淡无奇到令人沮丧：开着窗户睡觉，或者慢慢喝下一杯饮料，而不是在上洗手间前一口灌下，以免有男人在杯子里下东西。夜间散步是一个常见的答案，让人想起了威尔·赛尔夫关于午夜散步之乐趣的文章，这是一种很少有女性会认真考虑的“被低估的快乐”。这些答案表明，在没有男人的一天里，女性想的仅仅是全身心参与到世界中去，而不用担惊受怕。

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英格兰和威尔士五分之一的女性会在有生之年遭受性侵犯，联合国的全球评估则认为这一数字超过了四分之一，有色人种女性和难民遭到性侵的几率要高出更多。这种普遍存在的暴力——父权社会被正式和非正式地推行的一个显眼表征——难道不符合反乌托邦的最基本定义？所有边缘化群体都有独特的角度去想象一个反乌托邦社会，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这是一个残酷的平行宇宙，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对此毫无察觉。

正如J·G·巴拉德、乔治·奥威尔和菲利普·K·迪克等男性反乌托邦作家曾经向他们的读者所展示的社会恐怖一样，许多女性作家正在探索当下的压迫现实。克里斯蒂娜·达尔彻的《声音》（Vox）以一个女性真的被噤声的美国为背景，比娜·沙阿在《她睡觉之前》（Before She Sleeps）里描绘了女性被迫嫁给多个丈夫的情形，而列尼·祖马的《红色时钟》（Red Clocks）则探讨了完全禁止堕胎的后果。当下之事足以给小说家灵感。当谈到自己的布克奖提名小说《水疗》（The Water Cure）时，作者苏菲·麦金托什——她探索了男性气概在字面意义上有毒的情形——用简洁的语言说：“我觉得我不需要发明一场灾难，因为灾难已经发生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在今天的政治讨论中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每当美国来之不易的生育权利受到威胁时，穿着使女的独特红色长袍和白色帽子的抗议者肯定会出现。即使罗伊诉韦德案的判例仍在，在当下的美国购买枪支比堕胎更容易。正如沙阿所言：“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现在发生的事情比《使女的故事》里的事情更恶劣。”是的，电视剧集《使女的故事》里一名女性受到残割生殖器的惩罚无疑令人毛骨悚然——但事实上，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13.7千名妇女和女孩惨遭生殖器残割之害。

国家或机构控制下的女性身体是反乌托邦小说的核心，正如将女性情绪病态化是哥特式小说的核心。然而，对许多女性来说，反乌托邦并非虚构。2018年，在美国和英国的教学医院里，医生和医科学生经常对被麻醉而无意识的女性进行侵入性骨盆检查，其中在英国至少有24%的女性在没有任何同意的情况就被检查了。一个人不需要是个女性主义者，也能认识到这种行为是让人胆寒的侵犯。即使在本应提供照理的机构里，女性也并不安全。最近，《杀死比尔》的故事情节出现在了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在长期护理机构中处于植物人状态长达十年的美国原住民女性突然分娩，一名实习护士因强奸指控被捕。

生存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如科马克·麦卡锡的《路》和电影《惊变28天》，想象了当社会规范和文明解体时性暴力风险的增加。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灾难强奸”，已经被路易斯安那州反对性侵犯基金会（LaFASA）和美国国家性暴力资源中心（NSVRC）等组织广泛报道。两个机构都发现，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性侵犯急剧增加，正如在战争区域发生的情形一样。

这种现象似乎并没有让《末日生存者》这类世界末日电视剧里的中产美国男性感到忧虑。这些生存主义者很少向身边有过相似类似经历的人寻求建议，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情况还并不存在。《末日生存者》里的一名男子计划藏在一个储存满食物的山洞里，却忘记了他的妻子，一个柬埔寨人，在战争期间曾经历过藏在山洞里的末日体验。直到他在排演疏散时带全家人去山洞并引发了妻子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一点。

一些英国人正在为可能发生的无协议退欧储存食物，他们最好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不节衣缩食的人们寻求建议，而不是向那些看不到我们周围每天都在发生反乌托邦灾难的人求教。我们应该倾听那些长久以来经受着困苦的人们的声音。对一些人来说，反乌托邦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小说。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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