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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作家开始书写女性磨难,性侵强暴从隐秘罪行变为公共议题

人们越来越愿意看到从不同角度看世界的故事,也越来越愿意了解到女性经历中的真实现实。

《习俗》的作者斯塔塞·霍尔斯

作为对反性骚扰运动的回应,女性作家以强暴、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即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等题材作为小说主题进行探索,例如哈丽特·泰斯(Harriet Tyce)的犯罪小说处女作《血橙》(Blood Orange)、坎迪斯·卡蒂-威廉斯(Candice Carty-Williams)的畅销小说《奎尼》(Queenie)等。女性作家正在书写的主题,曾经被认为是禁忌。

“这样一本女权主义犯罪小说居然得到了主流出版界的注意和支持,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泰斯说,《血橙》这本黑暗小说检视了“煤气灯效应”的影响,以及作为被唾弃的坏母亲、坏妻子的感受。“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仍然有人提出一种倒退的评价,认为书中的女主角不讨人喜欢,不是个好人。小说的旧传统一直认为,女性的错误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比如《德伯家的苔丝》和《包法利夫人》,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成为这种传统的一部分。”

斯塔塞·霍尔斯(Stacey Halls)的处女作小说《习俗》(The Familiars)回顾了17世纪的彭德尔(Pendle)女巫审判,并在此背景下讲述了行刑前的一段女性友谊故事。她也认为,“女性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挫折题材现在很有市场。”

开始写作这些黑暗与难以描写的主题的,不只有新人作者。犯罪小说女王丹尼斯·米娜(Denise Mina)的《认罪》(Conviction)中有一段副线情节讲述了一起备受关注的强暴案;艾琳·凯莉(Erin Kelly)《石母》(Stone Mothers)揭露了社会对不循规蹈矩女性的评判;梅尔·麦格拉斯(Mel McGrath)的《有罪方》(The Guilty Party)讲述了一群朋友见证袭击案后的分崩离析;阿比·马克斯韦尔(Abi Maxwell)的第二本小说《巢穴》(The Den)描述了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中的年轻人、性和权力。这些小说都将在今年出版。“性侵和强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亲密而隐秘的罪行,现在作者们开始将其作为一种公共议题。”麦格拉斯说。

独立出版商特拉姆普出版社(Tramp Press)总裁安娜贝尔·戴维斯-戈夫(Sarah Davis-Goff)说,“反性骚扰运动为女性赋权,也证实了我们最糟糕的怀疑。发现自己并不孤独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体验,即将出版的许多小说都在为做到这一点而努力,去书写她们的故事。”

26岁作家罗西·普赖斯(Rosie Price)的处女作《红色是什么》(What Red Was)以她自己被强暴的经历,来探索这一遭遇对幸存者究竟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普赖斯对给这个故事打上#反性骚扰的标签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有可能会改变故事的性质,但她希望出版界仍然能把女性经历放在主舞台,这样,“我们会更有倾听的欲望,也更能了解权力的滥用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微妙特殊。”

如果小说的主题真的在发生变化,那至少是因为读者愿意在小说中看到她们自己的生活,坎迪斯·卡蒂-威廉斯说。她幽默风趣的处女作小说涉及了很多主题,包括黑人女性被物化的现象和糟糕的性体验如何腐蚀人们的自尊。“人们越来越愿意看到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的故事,也越来越愿意了解到我们经历中的真实现实,”她说,“我不想把《奎尼》写成一个社会问题小说,而是试图在讲述我和朋友经历的同时,让读者又哭又笑。”

坎迪斯·卡蒂-威廉斯:“我想写的是能反映我自己经历的故事。”图片来源:Chris Kreinczes

“每日性别歧视”项目创始人劳拉·贝茨(Laura Bates)的首部青少年小说《燃烧》(The Burning)将社交媒体上的羞辱与历史上的女巫审判对应起来。“在和各地女学生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有了这个想法,”她说,“一开始,我因为听到类似的性暴力、羞辱、受害者被沉默的故事而感到震惊,后来我决定写这个题材的小说,是因为这一代年轻人总是被描述为‘玻璃心(snowflake)’,而现实是,她们都是勇士。她们在学校里建立女权社团,她们上街抗议,她们团结在一起。如果出版界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只会是件好事。”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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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Women’s battles become page-turners as #MeToo inspires nove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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