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反性骚扰运动的回应，女性作家以强暴、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即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等题材作为小说主题进行探索，例如哈丽特·泰斯（Harriet Tyce）的犯罪小说处女作《血橙》（Blood Orange）、坎迪斯·卡蒂-威廉斯（Candice Carty-Williams）的畅销小说《奎尼》（Queenie）等。女性作家正在书写的主题，曾经被认为是禁忌。

“这样一本女权主义犯罪小说居然得到了主流出版界的注意和支持，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泰斯说，《血橙》这本黑暗小说检视了“煤气灯效应”的影响，以及作为被唾弃的坏母亲、坏妻子的感受。“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仍然有人提出一种倒退的评价，认为书中的女主角不讨人喜欢，不是个好人。小说的旧传统一直认为，女性的错误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比如《德伯家的苔丝》和《包法利夫人》，我不希望我的小说成为这种传统的一部分。”

斯塔塞·霍尔斯（Stacey Halls）的处女作小说《习俗》（The Familiars）回顾了17世纪的彭德尔（Pendle）女巫审判，并在此背景下讲述了行刑前的一段女性友谊故事。她也认为，“女性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挫折题材现在很有市场。”

开始写作这些黑暗与难以描写的主题的，不只有新人作者。犯罪小说女王丹尼斯·米娜（Denise Mina）的《认罪》（Conviction）中有一段副线情节讲述了一起备受关注的强暴案；艾琳·凯莉（Erin Kelly）《石母》（Stone Mothers）揭露了社会对不循规蹈矩女性的评判；梅尔·麦格拉斯（Mel McGrath）的《有罪方》（The Guilty Party）讲述了一群朋友见证袭击案后的分崩离析；阿比·马克斯韦尔（Abi Maxwell）的第二本小说《巢穴》（The Den）描述了一个关系紧密的社区中的年轻人、性和权力。这些小说都将在今年出版。“性侵和强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亲密而隐秘的罪行，现在作者们开始将其作为一种公共议题。”麦格拉斯说。

独立出版商特拉姆普出版社（Tramp Press）总裁安娜贝尔·戴维斯-戈夫（Sarah Davis-Goff）说，“反性骚扰运动为女性赋权，也证实了我们最糟糕的怀疑。发现自己并不孤独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体验，即将出版的许多小说都在为做到这一点而努力，去书写她们的故事。”

26岁作家罗西·普赖斯（Rosie Price）的处女作《红色是什么》（What Red Was）以她自己被强暴的经历，来探索这一遭遇对幸存者究竟有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普赖斯对给这个故事打上#反性骚扰的标签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有可能会改变故事的性质，但她希望出版界仍然能把女性经历放在主舞台，这样，“我们会更有倾听的欲望，也更能了解权力的滥用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微妙特殊。”

如果小说的主题真的在发生变化，那至少是因为读者愿意在小说中看到她们自己的生活，坎迪斯·卡蒂-威廉斯说。她幽默风趣的处女作小说涉及了很多主题，包括黑人女性被物化的现象和糟糕的性体验如何腐蚀人们的自尊。“人们越来越愿意看到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的故事，也越来越愿意了解到我们经历中的真实现实，”她说，“我不想把《奎尼》写成一个社会问题小说，而是试图在讲述我和朋友经历的同时，让读者又哭又笑。”

“每日性别歧视”项目创始人劳拉·贝茨（Laura Bates）的首部青少年小说《燃烧》（The Burning）将社交媒体上的羞辱与历史上的女巫审判对应起来。“在和各地女学生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有了这个想法，”她说，“一开始，我因为听到类似的性暴力、羞辱、受害者被沉默的故事而感到震惊，后来我决定写这个题材的小说，是因为这一代年轻人总是被描述为‘玻璃心（snowflake）’，而现实是，她们都是勇士。她们在学校里建立女权社团，她们上街抗议，她们团结在一起。如果出版界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只会是件好事。”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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