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周日的午后，我走进了祖母的房间，里面陈设如初，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站在她的书房里，心情复杂。祖母在这儿生活了25年，6个月前不慎摔倒在壁炉旁，头部受到重创，不久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祖母去世后，她的房间始终保持一尘不染，就连壁炉缝里干涸的血渍也被细心地擦拭干净了。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打量着周遭的一切。

长久以来，沉默不语的状态令我十分着迷。在我13岁那一年，祖母搬进了这座宅子，她的到来使得整个家庭氛围变得异常微妙。那是一段充斥着动荡与不安的日子，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失去了语言交流的能力，更准确地说，我能回答简单直接的问题，也能参与学校戏剧排演，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彻底失去了与旁人交流的能力和欲望。在学校里，我扮演着一个近似隐形人的角色，徘徊在言语社交的边缘，不再说笑话，也不再问问题。

祖母搬来与我们同住后，大家的隐私、空间和时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侵蚀，我们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交谈。坐在祖母略显空荡的房间里，曾经埋在心底的秘密似乎也失去了隐藏的必要，于是我低声说道：“我要结婚了。”

祖母对我的婚讯一无所知，在她弥留之际，父母甚至还在她的病床前欣赏着我的订婚戒指。我曾经想过和她分享订婚的喜讯，但却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句告诉她：我要和一个女人结婚了。那时的我心想，就算祖母能够理解，但她对同性婚姻的恐惧也许并没那么容易消散。在我出柜后的那些年里，祖母对女友一直很温柔，但她对我们之间的亲密行为仍然感到极度恐惧，所以有些话我始终没能说出口。但在内心深处，我并不怪她，毕竟我在30多岁时才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即便在那时，我也觉得“女同性恋”（lesbian）这样的字眼实在难以启齿，而“姬佬（dyke，含贬义）”和“双性恋（bisexuality）”听起来就像某种疾病一般，因此每当别人问起时，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的，我喜欢女人。”我幼稚地以为，或许这样就能消除自己内心强烈的羞耻和疑虑。

我来到祖母的房间，漫无目的地打量着她的书架，想找些婚礼誓词的灵感。我翻了翻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美国诗人）的旧书，还有一些20世纪的爱情诗集，但它们似乎都不太合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本熟悉的作品映入了我的眼帘，那是乔治·奥本（George Oppen）的诗集。作为一名美国本土诗人，奥本在自己的家乡却鲜为人知，但他不仅不介意，还时常引以为傲。在他看来，剥离一切背景，才能让语言无限地接近这个世界。但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似乎文字是妨碍他创作的源头。奥本的诗作零星散落在书页上，好似无尽白幕上跳跃的圆点。

我坐下来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很快，一首简短的小诗就吸引了我的目光，里面描绘的是奥本的妻子玛丽。

是我，

不是我的，醒了

就在当下

阳光倾泻下来，也许

洒在空气中

是爱，

和信念。

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和希望，只想牵起爱人的手，告诉她我们不求相互占有，只需彼此珍惜。“是我，不是我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祖母书房的那一天，重新点燃了我诗人般的浪漫情怀，但当我在上班路上重读奥本的诗篇时，却发现在他的作品深处，弥漫着一丝丝沉默的迹象。1934至1962年间，奥本没有发表过任何诗歌，信件写作也戛然而止，直到几十年后才恢复了创作。在这段漫长的沉寂中，他的生活以迅猛的速度向前行进着，先是加入了共产党，在二战时期奔赴前线抵抗希特勒的暴行，接着负伤回国的他却受到了麦卡锡议员的怀疑，于是举家逃往墨西哥，与妻女在外流亡了近十年，直到1958年才得以返回家乡。尽管如此，他仍然拒绝写作，至少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在他晚年的诗歌和书信中，奥本才真正开始回顾自己颠沛流离的前半生，在对回忆的筛选和过滤中尝试理解自己的人生。

我无法理解奥本的沉默，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曾被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誉为“文学巧匠”并给予极高评价的诗人，会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彻底停止写作，却又在1968年重拾笔墨，并且一举获得普利策奖。如果我能解开这个谜团，也许就能理解，为何多年前的自己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那一段沉默不语的岁月始终萦绕在我心头，当我独坐在祖母的书房，似乎能看到当年的自己，愁容满面地坐在去往学校的汽车里，一言不发。那是所女子寄宿中学，作为一名新生，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刚入校的前两周时间里，寄宿生不允许与家人联系，于是许多人开始给父母写信，每天早晨都红着眼睛前往教堂做例行祷告。也只有在那之后，我们每周才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使用走廊里的公共付费电话。

每天晚上我都会悄悄溜出学校，虽然有时也会感到愧疚，但却停不下来。到了早餐时间，我便躲进储物室，伺机溜回班级的队伍。那里，总是有许多箱子和餐盒堆积成山，空气中弥漫着汗液和亚麻油的味道，所有没人会在那儿多做停留，拿起课本或曲棍球棒就赶紧离开了。

“哦，嗨，”有时他们会跟我打招呼，“我刚刚没看见你在这里。”

“啊，没事，我正好要出去呢。”我总是略带心虚地回答道。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对语言的兴趣越来越寡淡，最终发现自己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境地。事实上，我从未想过停止说话，但很快沉默就成为了习惯，它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全和放松。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受到任何欺凌，仅仅是被忽视而已。

不久，父亲被公司以改组为名而解雇，大家对此讳莫如深，因此沉默便悄然在家里蔓延了开来。在学校里，女孩们照样无忧无虑，不是去滑雪就是去逛街，没有人需要依靠借钱和祈祷生活。“血浓于水啊，”一天早上，母亲吃完早餐后对我们说，“别人不需要知道你爸爸的境况。”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和语言向家人诉说烦恼，在他们的悲伤面前，我的困惑似乎无关紧要。在学校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家庭困境避而不谈。不知不觉中，我开始一步一步远离这个世界，不再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情感。

奥本也在危机时刻停止了写作，因他实在无法对大萧条带来的贫困和苦难视而不见。在那之前，奥本一直在法国旅行，并和他的新婚妻子合开了一家出版社，依靠父辈留下的遗产生活。但回到美国后的他，却发现排队领取施舍的人群络绎不绝，1500万个家庭正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到1934年，甚至有2000万人即将面临失业的窘境。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位原本衣食无忧的年轻诗人不知所措，无数家庭正在为生存而挣扎，他又怎能心安理得地伏案写诗呢？

对奥本来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伦理问题。在他发表的一篇以诗歌为名的论文《心灵的归宿》（The Mind’s Own Place）中，奥本回忆了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话，布莱希特认为，有些时候“去写有关树木的文字几乎就是一种犯罪”。奥本则认为，有些情况“是艺术无法体面地解决的”，面对饥饿，诗歌几乎毫无用处。因此，他和妻子玛丽开始进入政坛，希望能够“制造混乱，让老百姓不用再挨饿”。

在这样的时期，选择沉默是需要勇气的。奥本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自己的言论沦为政党的宣传机器。同时，他的沉默中还蕴涵着更深层的东西：羞耻。奥本来自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他曾告诉记者自己的“家族里有好几个百万富翁”。在我看来，他不愿在大萧条时期进行写作的部分原因，正是出于对自己能够继承万贯家产的“羞耻感”。1930年代，奥本富裕的童年生活与他作为共产主义鼓吹者的身份格格不入，所以他必须有所保留，这也是他生命中不可言说的一部分。正如玛丽在后来的采访中承认的那样，他们的财富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秘密”，让这对夫妇得以在某些时候规避风险，因为在那样一个混乱的社会时期，金钱即万能。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沉默也与此类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正是出于这种深深的羞耻感，我才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也许只有婚姻，只有勇敢地站起来向世界宣布：这就是真实的我，我才能真正与过去和解。

婚礼结束后，我并不记得自己在仪式上说过些什么了。我和女友选择了婚姻登记处准备好的誓词，那是一张压印精致的卡片，曾在许多新人手中传递。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诚美好的仪式，而并非虚情假意的承诺。那些誓词很简单，口头念一念就行了，不用费心写下来。对我来说，值得纪念的时刻根本无需语言的衬托。当登记员示意我们牵起对方的双手时，我想起了我俩的第二次约会，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触碰对方，第一次感受到指尖相交的悸动，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才坚信我们之间有着不一样的火花。对我而言，这一幕幕的回忆与场景，哪怕诉说千遍万遍，也是值得。

婚礼当天我唯一记得的誓词，是奥本的话。从沉默中走出来的奥本有着自己的坚持，他相信，诗歌应当传递真实，这世界需要诗歌，诗歌也有责任记录和见证这个世界。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奥本的诗歌不仅是颂扬爱情忠贞的誓词，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许。

本文作者哈里特·肖克罗斯是一位记者、作家、电影人，她的最新作品《无言：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话》（Unspeakable: The Things We Cannot Say）将于近日出版。

（翻译：杨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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