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部早期作品里，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曾转述过古希腊迈达斯王（King Midas）追逐半羊人希勒诺斯（Silenus）的传说，后者是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一名聪慧伴侣。当迈达斯最终抓获希勒诺斯时，他向半羊人发问，什么是“所有东西里面对人来说最好的”。“对你而言，最好的东西是完全不可抵达的，”希勒诺斯答道，“不要出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

27岁的孟买人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在BBC的节目里提出了一套相似的论述。萨缪尔计划起诉其父母，理由是未经他的同意便让他降生于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为什么我应该受苦？为什么我非得遇上堵车？为什么我非要工作？为什么我非得面对战争？为什么我非得感受到痛苦或抑郁？为什么我应该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问题很多。答案只有一个，”萨缪尔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写道：‘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快适’（pleasure）而生下了你。’”

乍看之下，此类想法也许显得不着边际乃至于任性耍赖。但如今一种名为“不育主义”（antinatalism）的观念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证并广为传播，潜在的未来父母正在思考，在一个即将被气候变迁摧毁的世界里到底要不要生孩子。“你们为什么生下我？”萨缪尔在童年时就曾向父母发问。如果对这颗星球之未来的灰暗预期真的实现了，父母还能对此问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吗？

不育主义的基本论证很简单，但经常遭到误解。哲学家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2006年时曾在一篇短论里主张，生活充满了痛苦与斗争，快乐与幸福的时刻少之又少，转瞬即逝，难以捉摸，最终一切都结束于死亡。这不等于说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如果你恰好还活着的话——从某个方面看，生活和面对死亡本身就包含有生理和情感上的痛苦。不如说这个论证主张的是，一开始就不要出生会更好一些。有些人生活得确实比较满意，甚至于富有收益。但身为一个潜在的未来父母，你正代表着你的孩子去冒险，贝纳塔就此对我们有一则温馨提示，“小孩出生之后将可能有一大堆骇人的命运降临到他头上：饥荒、强奸、虐待、殴打、严重的精神疾病、传染病、恶意、寄生虫。”

我们就此直面21世纪特有的一项风险：气候变迁。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年的报告，人类只剩12年的时间来遏制全球变暖，防止其达到足以引发极端的旱涝灾害，令数百万人陷入贫困以及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的程度。诸如此类的状况也免不了包含暴力冲突。政治共同体对气候变迁的态度迄今依旧是不冷不热，而诸如唐纳德·特朗普和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anaro，巴西新任总统）这样的世界级领导人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的真实性，遑论其紧迫性，这令人更难乐观以对。近来有好些报道称，考虑到全球的不稳定将极有可能令下一代人的生活品质大为降低，一些人正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做父母。

一种可能的回应是，这种反应与贝纳塔罗列人类苦难的做法类似，有过于悲观之嫌。艰难困苦不是什么新东西。即便如此生活也可能是有意义的，有时甚至是因苦难而有意义。斗争让你可以为某样东西而忙活起来，那就是目的。正是它赋予了生活以意义，而非使其变得无意义。

然而，如果气候变迁导致战乱频仍，一个人是否还会选择在此一暴死可能性极高的情况下生下孩子？如果悄然进逼的12年大限被无视，且气温的继续上升在统计学意义上变成必然，面对这种无可逃避的、群体性的崩溃，生活还能有怎样的目的？至少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还有推动变革的能力。但在一个不断衰落、且没有任何亡羊补牢机会的世界里生下孩子，似乎有将某种残酷命运强加于人的意味，对你自己的小孩而言尤其如此。

一个大问题是，那种命运是否真的不可逆转。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之间曾弥漫着一股对可能发生核大战的存在性恐惧，那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死亡与痛苦。不过，政治史与时运一下子掉了个头，核毁灭的可能性有所降低——虽然核大战的风险自那时以来似乎还略有升高。回望以前的时代，大约在18、19世纪的交汇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即发出过警告，称这颗星球上迫在眉睫的人口过度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食物短缺。但这同样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令这颗星球所能养活的人口较19世纪的10亿这一数目翻了好几倍。以此观之，即便我们没法在事前高瞻远瞩，政治、技术或两者的组合也还有希望以马后炮的方式证明，我们如今的焦虑其实过于夸张了。但是，这当然也是没法担保的——风险本身就内在于希望。

另一种主张是，生孩子乃是让希望更具现实色彩的途径之一。尽管某些环保主义者曾提议降低生育率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造福余下的人，但问题也还有另一个面向：如今的青年人对环境极为关注，他们的积极行动所造成的政治压力是目前尤其稀缺的。未来有望为全球变暖构想出目前仍未问世的技术解决方案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将是这些年轻人。不幸的是，这两类诉诸“更大好处”来支持及反对生育的论证，都将未来的小孩视作了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考虑其如何能有助于总体福利的增进，而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的个体福祉。

所有这些为在潜在逆境下生育小孩所做的辩护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将这一决定刻画为某种算计的结果。大部分人在对未来可能产生并可能威胁到小孩福祉的问题进行一番风险推算之后，都会决定不要小孩。诸如贝纳塔这样的哲学家们当然会认为那是一个错误，是不加反思地向我们从事生殖的动物本能投降——但也不妨说，如果我们要不要孩子的决定竟然出自长篇累牍的分析，那将同样会造成一种反面乌托邦的（dystopian）观感：生育行动内在的冲动性（audacious）本质遭到了弱化。

到头来，尼采并没有屈服于希勒诺斯的悲观之论，即从未存在过才是最好的。相反，他强调了狄奥尼索斯精神中肯定生命的一面，即完全知晓生命对悲剧的偏爱并对此表示肯定。这一肯定从整体上拥抱了生命，既包括它的最高点也包括它的最低点，不去小家子气地计算哪一面累计的积分更高。对尼采而言，这不是个理性的论证或者一个宗教信念，它更多是面对万物的一种态度。尼采称之为“生命意志”或“一种凯旋般的肯定”：“即便在其最陌生以及最严峻的问题中，也要肯定生命。”未来的父母也许不愿在小孩问出“你们为什么生下了我？”这个问题时以递给他一套尼采全集作为回应，但他们仍会觉得，上述态度在气候变迁的时代是不无启发的。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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