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个下午，我（指本文作者Sophie McBain，《新政治家》驻北美通讯员）冒着暴风雪从幼儿园接回了孩子。在铲得干干净净的公路上，小轿车和巴士在我身边飕飕驶过，两旁的人行道却铺满了冰块和冰渣子，滑溜溜的。在纽约，铲雪车清扫了道路中间的积雪后，往往会把它们堆在道路两旁，遭殃的就是步行的人，他们只能在起伏不平的烂泥和雪堆上挣扎前行。这样的体验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特别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带着一辆儿童推车，半推半抬。这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连这辆小推车也有性别歧视。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Perez）的第二本书《隐形女性》（Invisible Women），开篇讲述了一个瑞典小城的故事。2011年，这个小城决定对所有政策进行评估，以测定它们在性别方面的影响。一位官员笑称，起码在铲雪这件事上，“这些搞性别平等的人”就不用插手了。然而果真如此吗？研究表明（虽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多），男性通勤首选是开车，而且大多直达上下班，中途不会停下。而女性主要搭乘公共交通或走路出行，而且会有一套“出行链”，也就是说在一次出行中会经停好几个地方。举个例子，她们在上班路上可能会先中途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去一趟长辈家，在回家的时候再顺便买个菜。

经过讨论，市政府决定调整铲雪的顺序，首先服务行人和公共交通，而不再像从前一样优先考虑汽车司机——毕竟在三厘米厚的积雪上，开车要比推轮椅容易多了。出乎意料的是，这项政策还省下了不少钱。因为原本在暴风雪期间受伤的绝大多数都是行人（且大多是女性），而当人行道安全性提高了，被送到医院的人就减少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克里亚多-佩雷斯拿这个例子放在开头是一个大胆之举。很显然，有些持怀疑态度的读者看到所谓铲雪中的性别歧视就要翻白眼了。她本可以引用一些“硬”数据，或者是更加难以反驳的例子来支撑她的中心论点——女性在科学研究和数据收集中常常被忽视，于是从我们服用的药物、生活的城市、法律和政策——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都主要是为了服务男性而设计的。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铲雪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有多普遍——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存在着有意无意的性别偏见，并且常常以各种难以预料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前期研究和收集过程中的疏忽，有时就会给女性带来不便。你有没有注意到，多少智能手机的尺寸对女性来说都太大了，无法单手使用？或者说各种软件的语音识别系统常常难以识别出音调较高的女性声音？更有些时候，其后果是致命的。当女性遇到车祸，她们受重伤的几率比男性高出47%。这是因为工程师在进行汽车安全模拟测试的时候使用的假人主要是以“普通男性”为模型设计的，其中最常见的版本身高1.77米，体重76公斤，拥有男性肌肉比例。另外，令人惊讶又沮丧的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开发出一种适合孕妇使用的安全带，尽管撞车事故已经成为胎儿死亡、母亲精神创伤的主要原因。

日常的不便和潜藏的危险往往是女性的必修课。比方说有数百名女警察都曾抱怨过她们不合身的防护服，因为这些衣服都是为适合男性身材设计的：用来挂装备的腰带勒得她们淤青；防弹防刺背心完全没有为胸部预留空间，穿起来极为不适，有些女警官必须得进行理疗甚至做缩胸手术才能穿着这样的衣服继续工作。这些背心总往上滑，于是下腹部就得不到保护。1997年，一名女警官在破门而入的时候遭遇攻击身亡。在此之前，她不得不脱掉防护背心，因为穿着它根本没办法使劲撞门。

在医学研究中，这样的数据差异更加危险，甚至令人抓狂。女性在临床试验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就意味着那些对女性有好处的药物常常会被遗漏，而且在开处方的时候，医生可能会经常开出不恰当的药物，或是定下不适合的剂量。这样一来，女性就比男性更容易对药物产生不良反应。科学家甚至不知道许多现有的药物会对女性产生特殊影响，这一点着实令人震惊。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一种常用的处方药能够降低男性心脏病发作的死亡率，但却会增加女性的死亡率。我母亲的一位好友就是这样过世的——因为肚子疼痛难忍，她去看了家庭医生。然而几个小时后她就死于心脏病发作。和男人相比，女性的心脏病发作更加致命，而且发作时被误诊的可能性要高出50%，因为她们胸痛的几率要比男性低50%。和我母亲的这位朋友一样，许多女性心脏病发作的前兆是恶心、胃痛和呼吸困难。

数据选取时存在偏见，加上女性的身体没有和男性一样得到细致的研究，这正是医学专家的一个趋势，他们倾向于忽视女性的遭遇，将身体上的痛苦重新贴上心理不稳定的标签：她们歇斯底里、疯狂、不理性。社会对女性的愤怒表达和批评也会作出相同的回应，“当我在推特上发了一些略带女权主义的话，常常会有男人跳出来质疑我的理智——如果每受到一次质疑我都能得到一英镑，那我这辈子都不用工作了。”克里亚多-佩雷斯写道。

2013年，克里亚多-佩雷斯高调发起了一项运动，成功让英国央行同意把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头像印到英国10镑钱的纸币上。然而光彩过后，她便收到了大量线上强奸和死亡威胁。那么应该被病态化的到底是谁的愤怒、谁的精神状态呢？在《隐形女性》之下就埋藏着一种愤怒，闪烁着微光，时不时在文字中冒出来。但这本书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其修辞的魔力——恰恰相反，书中平稳、无情的证据积累和铿锵有力的论证才是力量之源。

在问题解决之前，情况有可能会变得更糟糕。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延展，计算机算法让性别歧视挥之不去，即便公众大多认为电脑是政治中立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不偏不倚的。为了解决问题，减少伤害，防止旧的偏见继续野蛮生长，克里亚多-佩雷斯建议我们首先要提高女性的代表性。在商业、政治和学术领域，如果女性能够上升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度，就更容易发现不平等的数据漏洞、巨大的设计缺陷，戳穿那些常常被男性主导的团队忽略的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隐形女性》中还提到一种结构性偏见，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职业发展，这种偏见都成为了女性的阻碍。

圈定问题的范围也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克里亚多-佩雷斯引用的一些研究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有些则令人瞠目结舌。这位作家十分擅长建立联系，梳理出为什么女性参政之难、对妇女健康状况——从经痛到分娩——的缺乏研究，以及那些大到令人生气的智能手机，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阅读《隐形女性》的时候，读者可能会和我一样感到晕眩，会觉得那么多自己的切身体会、朋友的经历、那么多看似零散毫不相关的事故，在工作中、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医院，都是相互关联的。作为女性，我们习惯于扭曲自己以适应这个为男人塑造的世界，对于疼痛，我们也已经学会了忽视。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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