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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李胜利事件背后:激烈竞争的父权社会是如何压迫韩国女性的?

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李胜利事件和新西兰枪击案。

涉嫌参与性贿赂的Big Bang成员李胜利接受检方调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李胜利事件和新西兰枪击案。

李胜利事件背后:激烈竞争的父权社会是如何压迫韩国女性的?

1月28日,韩国MBC电视台报道了顶级男团Big Bang成员李胜利投资的夜店Burning Sun发生暴力事件,这一看似平常的斗殴事件最终发酵成“超出韩国人近期记忆中任何一起”的丑闻。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D社、SBS、KBS等多家韩国媒体密集发布调查报道,一桩娱乐八卦逐渐暴露出其丑陋内里,显现出涉及毒品、性招待、性别暴力、官商勾结等的社会积弊。与此同时,发生于十年前、多次调查未果的韩国女星张紫妍自杀案亦再度回到公众视野。两起事件同事指向韩国社会根深蒂固、利益盘根错节的特权阶层,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韩国总统文在寅于当地时间3月18日听取法务部部长和行政安全部部长有关李胜利夜店事件及张紫妍自杀案的报告后要求警方和检方高层堵上命运彻查真相,“如果因为是特权阶层而不能进行公正的调查,那社会正义也无从谈起。”

何谓韩国的特权阶层?

《新京报·书评周刊》整合数本关于韩国当代社会的研究著作,梳理了韩国特权阶层,即财阀的发展史。韩国财阀大多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得以迅速发家则是得益于1960年代后韩国政府采取的计划经济政策。朝鲜战争后,美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向韩国提供了大约21.5亿美元,约合价值韩国政府40%财政收入的物资援助。韩国政府将许多援助物资变卖,用这项收入投入国内工商业发展,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官商于是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外国援助分配和政府的金融特惠政策发展起来,形成了三星、LG、大韩、东洋等一批特权财阀。

韩国财阀集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往往拥有很多重叠的业务领域,如韩国排名前十的财阀集团中,有九家财阀集团成立了子公司专门从事系统集成业务。文章指出,这些业务重合的领域多为对规模经济依赖较大的领域,为了谋求垄断,财阀集团往往先成立子公司,然后将本集团内部的需求委托给子公司,例如三星集团旗下的广告公司三星第一企划就是依托本集团内部的业务发展起来的。

这样的结果是,韩国经济对财阀集团的依赖程度过高,而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韩国排名前三十的财阀集团销售额在全国企业销售额中的占比为40%,财阀资产在国家总资产中的占比约为37%,资产规模为GDP的95%。这一比例与1990年代相比大幅提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急速增加。财阀集团对韩国经济的极大影响力正是形成韩国特权阶层的最大推手。

在此背景下,有限的人口与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加剧了竞争,并间接导致了李胜利夜店事件等乱象。公众号“南风窗”刊文《燃烧的韩国“监狱男团”》指出,韩国总人口只有5000万,其中1/2集中在首尔,在这个弹丸之地,娱乐圈明星无一不是殚精竭虑地力争上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韩国娱乐圈的财富积累呈现出稳定的金字塔形结构,除了位于顶端的明星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大部分明星都在和“卖身契”没什么两样的合约约束下被经纪公司层层剥削压榨。

市场规模小,公平竞争的机会有限,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导致部分娱乐圈内人为了金钱和利益不惜游走在法律边缘,依附权贵赚取不正当利益,李胜利夜店事件和张紫妍自杀案就是两个典型例子。“这类事件的共同点是,女性的身体被经纪公司或男性当做获利的手段,通过威胁、强迫、下药等方法进行交易。这样做,别人虽然遍体鳞伤,但自己迅速积累了财富。”

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下,女性的权益被肆无忌惮地侵犯,这亦暴露出韩国依然是一个保守的父权社会的事实。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刊文指出,等级制度和父权文化始终盘踞韩国社会,并在娱乐行业中被不断强化,身处其中的女性只能接受这个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挣扎求生。

最轻程度的侵犯是接受等级制度和性别的规训。韩国造星机制奉行严苛的练习生制度,入选艺人经纪公司的练习生需要严格依照前后辈、上下级的尊卑关系行事,见到前辈要行礼、不能顶撞老师、听从公司安排。为了出道,他们还要接受公司按照社会偏好对其进行的改造和物化,比如男性要有腹肌,女性必须性感和瘦,出道后的大部分女团成员都以短裙和性感舞姿示人,以迎合社会主流审美。

除此之外,女艺人还要忍受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2013年,导演崔承浩根据“张紫妍事件”为灵感拍摄了电影《玩物》,影片结尾引用了一项触目惊心的数据:韩国女艺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62.8%表示曾被节目关联者或社会有势力者要求进行性接待。试图反抗的女艺人也要面对被封杀或收入下降的后果。根据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于2010年发布的《女艺人实际人权状况调查》,在拒绝提供性服务的女艺人里,将近一半人在角色分配或收入方面蒙受了损失。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艺人还会因为“单身母亲”和“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而遭到社会舆论压力。一位韩国专栏作家曾说过:“韩国社会不喜欢强壮的女性,对他们来说,单身妈妈有人格障碍。”这一刻板印象不仅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在影视作品里。在2018年的热门韩剧《天空之城》中,编剧就描绘了单身妈妈金珠英这样一个自负、好强、心理阴暗的角色。与此同时,男尊女卑的社会氛围导致韩国男性极度排斥“女权主义”,任何与“女权”有关联的女艺人多少都遭受过舆论反噬,比如在粉丝见面会上表示正在阅读女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少女时代前成员秀英和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以及宣布将担任《金智英》电影女主角的郑有美,后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一度被网友批评攻陷,有网友认为她出演这部作品“是在宣传厌男思想”。

“直到今天,朝鲜半岛依然是除中国外儒家化最为彻底的地区,韩国社会的道德体系和生活方式都深受此影响,除了各种冠婚丧祭等礼仪外,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也紧跟着进入了民众生活当中。对韩国社会来说,女性最重要的职责其实就两个,维持家庭(贤妻)、教养孩子(良母)。”“北方公园NorthPark”作者阿钟写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即使是貌似拥有更多财富、名望和社会地位的女艺人,亦享受不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

新西兰枪击案:社交媒体在极端右翼思想传播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月15日,新西兰南岛克莱斯特彻奇(基督城)清真寺发生枪击案,50人死亡,50人受伤。枪击案嫌犯是一名澳大利亚籍、28岁男子布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他于枪击案发生次日被控谋杀及其他罪状,他没有申请保释。该枪击案是新西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称此次枪击案为“恐怖袭击”,并表示案发当天“是新西兰最黑暗的一天”。

2019年3月22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武装警察在遇袭清真寺附近站岗,清真寺外摆满了哀悼的鲜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塔兰特在行凶前曾在网上发布一份题为《The Great Replacement》的74页行动宣言,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解释了自己实施此次暴力行动的动机和诉求。他认为,当下的欧洲(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由白人后代占据主导的大洋洲国家)正在面临极大的文化存续危机,白人生育率过低,同时大批移民不断进入,长此以往非白人将取代白人成为欧洲的人口主体,欧洲各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他将采取此次行动,吓退那些想要移民到欧洲的人,警醒那些对危机来临无知无觉的欧洲人。

这份宣言很快被各大社交网络和网盘网站删除。自媒体人“假装在纽约”号召读者不要再次宣传这份虽然逻辑漏洞百出但煽动性极强的文件,因为很大程度上来说,塔兰特本人就是在被这些歪理邪说蛊惑、对世界的认知出现偏差后走火入魔并犯下发指罪行的典型案例。

根据塔兰特自己的描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白人,出生在澳大利亚小城的一个工薪低收入家庭。他小时候成绩不佳,没有读大学,2010年父亲因病去世后,他辞去健身房教练的工作开始一个人的环球旅行,去过巴基斯坦、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冰岛、乌克兰、阿根廷、朝鲜等国,并在这段时间里开始沉迷于白人种族主义者聚集的网站和论坛,逐渐被极端右翼思想洗脑。在这些思想的煽动下,他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恐惧压过了他在环球旅行中经历的美好的跨文化交流体验,最终驱使他持枪进入清真寺大开杀戒。

“假装在纽约”认为,偏激的极端右翼思想原本难成气候,但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加持后,极端思想更容易通过网络传播复制,找到同党,这一趋势对于近年来右翼势力在欧美国家的崛起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极端思想或许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流,但它们的声势在慢慢壮大也是不争的事实,“观念和观念之间其实就是一场你进我退的战争。中立、温和、理性的声音如果退席,极端和更极端的声音必然会填补真空。”

在枪击案发生时,塔兰特还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了他的行动,该视频也得到了迅速传播,在第一天的点击量高达150万。在《在新西兰枪击案中,直播袭击成了恐怖主义最有效的帮凶?》一文中,《新京报》记者徐悦东援引《卫报》文章指出,恐怖主义专家布莱恩·迈克尔·詹金斯在1970年代就发现了恐怖主义的表演性质,即每个人都希望它能结束,但每个人都克制不住观看的欲望。早在19世纪,当时的恐怖分子就认为,暴力只有达到恐吓的目的才能激发人们非理性的恐惧,达到群众动员的效果。而今,这一恐怖主义深层动机得到了信息技术的加持。

广播和新闻摄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普及,意味着暴力在全球范围内影响舆论的时代已经到来;1970年代,海外电视广播开始覆盖更多国家,恐怖分子也开始利用这个媒介;1990年代,卫星电视使得全球沟通更为便利,于是本·拉登在2001年通过策划发动“9·11事件”进行全球性动员;进入21世纪,恐怖分子开始利用新媒体,通过自创的网络频道和社交媒体账号与潜在受众取得联系;在新西兰枪击案中,直播成了西方极端右翼分子宣传思想的重要工具。

“布伦顿·塔兰特甚至在直播里对观众说,‘让我们开始这个派对。’他攻击的目的不仅仅是杀死穆斯林,而是制作杀害穆斯林的视频。在布伦顿·塔兰特的‘行动宣言’里,他没有寻求自杀死亡,而是接受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仍被他的支持者们视为该事业的殉道者。而殉道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原意指的是‘证人’。殉道需要目击者或证人来证明他们的行为。对于一些恐怖分子来说,证人就是上帝。而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每个观众都是他们的证人。”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刊文《屏蔽了“恐怖”的恐怖主义:符号、影像与游戏》提醒我们,“极端右翼”“种族仇恨”一类的标签不足以解释这起事件的全部,更值得警惕的是经由社交网络传播、复制、挪用的各类政治符号正在消解恐怖主义的恐怖内核,化作日常生活某种引发快感的奇观。作者潘易植、余一文指出,塔兰特在他使用的枪支及弹药上写满了各种数字和符号,分别对应历史上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几次成功打击以及纳粹和极端主义者的暴行,如枪支上的数字“14”出自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如今被用作另类右翼的meme(即网络中被广泛传播和演化的话语和符号)。另外,在他出庭当天,面对记者拍照,塔兰特用手做出“OK”手势,这一手势也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中常见的代表“白人力量”(white power)的手势。

“与其说他在为某一种政治主张而献身,不如说他在为快感而献身,诸多符号也只不过是他享乐的工具,而不是告诫世人的信念。如果说塔兰特真的传递了什么,那么也许不单单是仇恨穆斯林的信念(恰恰这种定性方法也许是媒体为了笼统地理解这起事件而定下的标签),而更像是对日常生活的污染,或进一步来说,是对日常享乐的威胁。”两位作者认为,恐怖主义分子对网络中广泛传播的meme的挪用和再阐释在符号层面上模糊了恐怖主义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而当我们的日常语言都被恐怖主义玷污时,意味着恐怖主义无处不在,化作日常生活的新常态。

事实上,我们对网络流行语(符号)的参与实际上是将恐怖主义中性化了,“政治不正确”在(通常匿名的)网络环境中成为人们摆脱日常生活规则束缚、对严肃道德进行冷嘲热讽的一个发泄口和快感来源,这也是为什么种族主义等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总能在社交网络上流行的重要原因。在这之中,种种meme指向了某种无法说出口但又能令人心领神会的“政治不正确”信息,一旦被极端分子发现和利用,它们将脱离看似无害的戏谑语境,化作真正具有杀伤力的话语武器。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犯罪现场直播在恐怖主义宣传推广中起到的惊悚作用。两位作者指出,塔兰特通过头戴式GoPro相机直播枪杀现场,人们在他的视频中得以以第一人称视角观摩枪击,如同观看FPS射击游戏的直播。这种奇观式的视角为这一暴行涂上了一抹游戏般的虚拟意味,最大限度地抹平了恐怖主义带来的创伤。“尽管我们依旧以‘恐怖’来为这种暴力行为命名,但对于很多人而言,恐怖主义早已经不恐怖了,而这正是它最为恐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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