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年前，摩洛哥裔美国作家莱拉·拉拉米（Laila Lalami）从她居住的美国加州飞到东部的罗德岛（Rhode Island），去做一个关于“哪些人有权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她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一位白人男性——一直在无精打采地叹着气。 

“听这个讲座让你感觉很难受吗？”她问道。

“是的。因为不会有人出来阻止你讲那些你自己的故事。”他回答。 

“好吧，那么我也请你思考一下这个国家的新闻编辑室大多数是什么样的状况，”拉拉米对他说，“这个国家的新闻编辑室大都以白人为主，可以说是由男性统治的，而且新闻编辑多数以异性恋为主，你读到的每一则新闻故事都经过这样的编辑室筛选过滤的。”他对她耸了耸肩，既不争辩，也不承认或接受她的这一观点。

“与那位大学生相似的如今的美国年轻人，无论是在屏幕上，或在各种故事中，都从来没有试过看不到自己或同类的身影，也从来没有试过听见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说法——各种媒体声音中的‘我们’通常指的就是他们，”拉拉米对我说，“所以，当听到别人说‘我并不那样想’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很难理解。在他们的思想中，想象的领域是如此狭窄，以至于当你只不过是想要叙述和表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你是在企图控制叙述的话语权。”对我说这番话时，拉拉米正在她位于洛杉矶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公寓里，面前摆着一盘色彩鲜艳的马卡龙。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拉拉米一直致力于为那些通常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这些人也包括她本人——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女性移民。很早以前，她就热衷于撰写博客，她说：“这是因为我有很多话想说，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却发现自己无处可说。”（目前，她定期为《国家》杂志和《纽约时报》等报刊撰稿。）她的第一部小说，于2009年出版的《秘密之子》（Secret Son），讲述了一个成长于卡萨布兰卡贫民窟里失去了父亲的男孩的故事。2015年她出版了《摩尔人的故事》（The Moor's Account），获得了美国图书奖，并入围普利策奖和布克文学奖。在书中她再次讲述了历史上那次试图殖民征服却以失败告终的纳尔瓦兹远征故事（Narváezexpedition）。1527年，由600名西班牙船员组成的大型探险队航行到美国，一路上遭遇各种意外和打击，最后整个船队只有4人幸存。尽管之前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只关注4位幸存者中的那3个西班牙人，拉拉米却将整个故事的叙述放在了一个根本无人知晓的摩洛哥奴隶埃斯特巴尼科（Estebanico）身上。

“当我在读关于纳尔瓦兹探险的历史故事时，我强烈地意识到：有些人从来未曾有过机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从前是这样，现在仍是如此。举个例子，只要我随便拿起一张最近出版的报纸，就能读到不少谈论有关非法移民家庭骨肉分离情况的文章，各家报纸都会引用官员说的话，但是，有多少个遭遇骨肉分离的家庭能够有机会说出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呢？”拉拉米说。

拉拉米的新书《另一些美国人》（The Other Americans）在开篇部分讲述了在美国生活了30年的摩洛哥裔美国移民德里斯（Driss）的突然去世，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借用小说中各个人物的不同视角来讲述。这一众人物包括：德里斯的妻子玛丽亚姆（Maryam），她一直无法适应美国生活；一位名叫埃法瑞（Efrain）的非法移民，他非常害怕引起当局注意；一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一直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折磨；还有一位名叫AJ的美国年轻人，他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美好。德里斯和玛丽亚姆在美国出生的小女儿诺拉，多次在一些小事情上遭遇种族歧视，例如，在一个音乐节上，身为作曲家的她却被人误认为是服务员。而她的同班同学AJ则认为自己在一个变化得太快的国家里始终显得格格不入，他说：“这个现象很有趣，每个人似乎都在不停地赞美着多元文化，但是一旦你提起白人文化，这些自诩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立刻就会转而将矛头指向你，而且这种攻击都是直接指名道姓的。”当读到这本小说中描写AJ的章节时，读者很难不在脑海中浮现出头上戴着“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译注）帽子的AJ的形象。《摩尔人的故事》感觉像是奥巴马时代的作品，因为这本书关注的是有着移民身份的人物角色，尤其是还讲述了一个有着非洲血统的男人，在美国的历史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之下，《另一些美国人》（从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感受到）读过之后则会让人感觉像是一本对特朗普时代做出回应的书。

拉拉米身材瘦小，但笑容十分爽朗。她开怀笑着，同时坚决否认这本书只是对特朗普的一种回应，因为她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写这本书了。不过她也承认，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她确实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故事。“特朗普确实是那种从任何事情中都能够断章取义地弄出潜台词的人，而且他还能够将这些东西当作完整的事实呈现给公众。例如，他成功地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当前美国的移民政策之上，这也是为什么在他赢得大选之前和之后，同样的这本书可以被解读得截然不同的原因。这并不是说在特朗普之前一切都非常好，而特朗普上台之后一切都变得很糟糕。但我真的认为，毫无疑问，特朗普确实鼓舞了不少美国人。”

一段时间以来，反穆斯林的言论出现了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通常是政客为了赢得选票而煽动起来的。就在我在拉拉米的公寓与她见面并完成了对她的访谈的两星期之后，新西兰城市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的一座清真寺和一个伊斯兰中心发生了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有50人被恐怖分子杀害。我给拉拉米发了一封邮件，想知道这场悲剧事件是否令她感到震惊。

“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收到邮件后她几乎立刻就回复了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反穆斯林的言论甚嚣尘上，而且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政客为了赢得选票，无论是在地方选举还是总统选举中，他们都在不断地煽动这一类的言论。白人至上主义运动（white supremacist movement）正在网上招募新成员，而且他们的意图都很明显，随便举三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白人至上主义者已经把目标对准了新西兰的穆斯林、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Pittsburgh，2018年10月27日，这里的一座犹太教会堂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的犹太人、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2015年6月17日，一名白人在当地一黑人教堂射杀9人）的非裔美国人。但是，我们的立法者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那样去严肃地对待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威胁。”

除了移民问题，拉拉米更加关注的是，我们一直未能正确认识在跨越阶级、国家和种族鸿沟的问题上人类所呈现出来的共同人性。2009年，她在《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出生和长大，从小读过的许多书籍都由白人撰写，而这些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在著书立说。

在文章里她这样写道：“在这些非本土的叙述者口中出现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摩洛哥：神秘莫测、充满着异国情调，既让人感觉过分性感，又让人感觉有着严重的性压抑——这样的摩洛哥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真实环境完全脱节，也完全不是我周围其他人身处的真实状况。当我即将从研究生院毕业时，我已经十分清楚自己将要走的写作道路。以前我一直在讲述故事，但现在我希望能够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

在她的书中，拉拉米详细描述那些人类感官能够获得的各种知觉和感受，这样的细节描写可以使一些读者最初或许难以想象的体验变得十分真实。在《摩尔人的故事》中，拉拉米描述了摩洛哥奴隶埃斯特巴尼科感觉到的周围的声音和气味，这些细节与这个小说人物一起，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具体的16世纪时的美国。“每当我回想起那个夏天，我印象中记得最清晰的就是山谷里此起彼落的坚果壳裂开的声音。其它的一些声响也加入了这种并不十分和谐的声音里：新到来的人正在搭起帐篷，邻居大声呼唤彼此，孩子玩着捉迷藏游戏，风吹过坚果树时叶子发出沙沙声……”在《另一些美国人》中，主人公的妻子玛丽亚姆回忆起她移民美国后在一家超市里试图与一位妇女交谈时的情景，由于“外国口音暴露了自己的移民身份”，加上自己拙劣的模仿使自己感到的深深的挫败感。

“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独特的故事叙述者，能够触动我心灵的是他们讲述的日常生活经历，而不是那些有关移民的大而无当的故事。移民异国他乡其实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最平常不过的普通人的生活体验，不应该被视为奇异和古怪的故事。”她说。

拉拉米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出生和长大，她的父亲在水电局工作，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尽管她的父母都没有完成学业，但他们喜欢读书，家里总是堆满了各种书籍。拉拉米的母亲是一个孤儿（受母亲的人生经历的启发，拉拉米创作出了小说《神秘之子》中在孤儿院长大的母亲拉齐达[Rachida]这个角色），而且母亲这边家族关系的缺失使得拉拉米在生活中始终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即使当她生活在自己的祖国里也是如此。 

她说，“在摩洛哥，你在社会中是否拥有权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出身的阶层，以及你的家庭成员与社会上的哪些人相识。因此，由于我母亲这边没有一个家人，使我在学校里总是无法和其他孩子融和相处。”这种孤立感，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成了“一个独自坐在角落里观察着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却不被任何人注意的人”，这种孤立感将会成为她的人生中一个持续存在的主旋律。尽管拉拉米的父母只是劳动阶层，但他们还是把她送进了一所法语学校，这所学校通常都是上流社会家庭的选择，“当时的感觉就是，你虽然身处于那个团体之中，但你又并非那个团体的一员。”她说。拉拉米小时候在家里说阿拉伯语，在学校说法语，后来工作时说英语。这种轮换运用不同语言与人进行交流的经历使她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沟通障碍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拉拉米从小就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尽管她的父母是非常爱读书的人，他们还是被她的这个想法吓坏了。“你要知道，那可是1980年代的摩洛哥。在那个年代只要你听说有关作家的事情，都是他们惹上麻烦了，当时很多记者也都被监禁了。所以从我父母的角度来看，摩洛哥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成为作家的地方。”

因此她试图通过学习知识来冲淡自己对梦想职业的向往，开始她在拉巴特的大学学习英语，然后又到伦敦大学学院（UCL）学习语言学。尽管她很热爱伦敦大学学院，但是在伦敦的生活令她感觉并不十分愉快。“我爱伦敦，真的，”拉拉米充满歉意地说道，“但是，伦敦的天气对我来说真的是个大问题。伦敦太爱下雨了，那样的天气总是弄得我非常沮丧。在伦敦的日子是一段非常孤独的时光。”

那时正值海湾战争（Gulf War）开始，英国媒体对中东局势进行报道的方式更加深了拉拉米心中的孤立感。“如果你来自一个位于南半球的国家，你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无力感。但当你搬到英国，看到那里的报纸都是如何报道有关中东和北非事务的，你就会意识到，任何与北非或中东有关的事情英国的媒体都是用善恶两分法来描述的，而且我们肯定总是被归于邪恶的那一边。”她说。

伦敦大学学院毕业后，她去到了阳光更充足的洛杉矶，继续攻读语言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她计划在那里停留足够的时间以完成她的学业课程，然后返回摩洛哥撰写她的毕业论文。但是有一天在学校里她的电脑出了问题，她的同学、一位英俊的古巴裔美国人，帮她修好了电脑。“他真不错，不是吗？”她这样想。后来他们俩结婚了，“18年过去了，我的电脑还是他帮我修。”她笑着说。

拉拉米和丈夫以及他们十几岁的女儿的家位于一条绿草如茵、棕榈树成行的街道上，那里离海滩只有20分钟的路程。在离她家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人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都很高兴有你做我们的邻居。”然而，正如拉拉米所强调的，自由而且风景如画的圣塔莫尼卡如今已经不能够代表美国了，而她本人的移民经历，尽管既稳当又成功，也不再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从各个方面来看，我都拥有完美的移民生活，我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也不用忧虑衣食住行。这一切看上去虽然都十分美好，但每当我打开电视新闻，听到的却是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我抢走了别人的工作饭碗。”拉拉米说。

2000年，在布什和戈尔即将角逐总统的大选前夕，拉拉米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尽管最近那些反对移民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她仍然形容自己“是一个愿意效忠美国的公民”。她说：“当你成为了一个美国公民，你并不会因此而不爱你出生的国家，你只会更加扩展你所热爱的概念内涵。但是与此同时，成为一名移民意味着你已经跨越了两个国家之间的门槛，你知道从此事情再也不会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了。”

本文作者Hadley Freeman是《卫报》特约撰稿人。

（翻译：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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