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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史密斯与音乐评论中的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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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史密斯与音乐评论中的性别偏见

帕蒂·史密斯学识渊博,具有打败诗人的自信,不带任何女性化的性感痕迹,她是一个闯入者——歌手和歌曲创作者,威胁着要颠覆摇滚乐表现方式的阳具秩序。

帕蒂·史密斯表演现场

帕蒂·史密斯回想起她亡夫弗雷德·“音速”·史密斯,这位吉他手和歌曲创作者因多年参与被低估的摇滚乐队MC5而为人所知,他走进厨房时听到了这样一个要求:“人民有力量(People have the power)。写下来!”帕蒂·史密斯从当代环境运动和圣经诗歌中汲取灵感,运用诗意才华为这句诗谱曲,创造了她1988年的唱片《Dream of Life》中这首出众的歌曲,而当时她也正在完成最日常的任务——削马铃薯。弗雷德·史密斯谱写了音乐和旋律线。

在新发布的唱片《Patti Smith at the Minetta Lane》中,这位摇滚诗人带来了一首全乐队版的《人民有力量》,新版中包含了即兴的故事叙述、帕蒂荣获国家图书奖的自传《只是孩子》的片段吟诵,以及其他佳作的沙哑演绎。当急遽的鼓声开场消失在熟悉的吉他和弦里,史密斯高喊道:“让我们来削点该死的马铃薯!”

这一刻很迷人,《人民有力量》可以说是过去35年中最激动人心的抗议颂歌。

2015年恐怖分子袭击了死亡金属之鹰的演出,U2取消了他们定在同一周的演出。其后,当U2重返巴黎开始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时,他们邀请帕蒂·史密斯登台,演唱了一曲气势汹汹、振奋人心的《人民有力量》。在当时的背景下,表演深刻地撼动了人心,说明史密斯歌曲创作的力量和影响力之持久。

但是作为U2的客串嘉宾,帕蒂·史密斯扮演了一个相当熟悉的角色——抢尽男人的风头,却得不到一丁点儿的注意。帕蒂·史密斯50年里多产而革新的创作、超过11张的录音室唱片,证明她与鲍勃·迪伦、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以及其他登上十大最伟大歌曲创作者排行榜的乐坛男星们一样,配得上进入摇滚精英的行列。她的名字明显缺席于日渐多余的“最伟大歌曲创作者”的对话,这一情形比起对于帕蒂·史密斯个人,不如说是对摇滚乐评人的老圈子更有启发性,也更具诅咒意味。

摇滚乐——以及更广泛的主流音乐——受到一种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有利于男性,因此降低甚至抹杀了女性的贡献。这种歧视性的结构,不仅是一个完全由男性构成的音乐评论体系的结果,也是性别歧视观念的延伸,它同样毒害了政治、经济和整个流行文化。

《Dream of Life》封面

杰西卡·霍普最近出版了一部精彩的文选,《第一本由活着的女性摇滚乐评人写的评论选集》(The First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by a Living Female Rock Critic),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的题目颇具“fuck-you”——她的原话——的意味。自封为摇滚作家头目的罗伯特·克里斯戈坦承,霍普用在宣传中的题目的确是真相。克里斯戈、戴夫·马什、格雷·马库斯等人巨大的批评影响力,证明了男性过多地占据权威地位是如何同时创造和评价一部经典的——主要是根据自身的形象。

即使粗略回顾一下常见的歌曲创作者排名,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模式。那些在歌曲创作者心目中排名靠前的女性——乔尼·米切尔、卡罗尔·金——才华横溢,确实实至名归,但不难发现,她们的声音和审美方面都符合传统的女性特征。米切尔或金也很难被归类为摇滚乐的从业者。帕蒂·史密斯在外形和演出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她一直渴望用诗歌和摇滚吉他来创造一种音乐和文学的混合体。从《Gloria》的开头几行到向库尔特·科本致敬的“垃圾摇滚”史诗《About a Boy》,史密斯用愤怒、侵略和战斗的艺术表达为摇滚乐注入了诗意的情感。帕特·彼得森在约翰·梅伦康普的乐队做了近30年的后备歌手,她曾经告诉我“摇滚永远是男孩俱乐部”。帕蒂·史密斯学识渊博,具有打败诗人的自信,不带任何女性化的性感痕迹,她是一个闯入者——歌手和歌曲创作者,威胁着要颠覆摇滚乐表现方式的阳具秩序。

古典主义者玛丽·比尔德在她的“宣言”《女性&权力》一书中指出,存在一种历史能量——跨越了从古典文学到社交媒体上的厌女威胁——用来维护男性权威的领地。“(它)是关于,”比尔德写道,“保持,或者促使女人退出男性的交谈。”比尔德解释说,即使是大多数人认为有效的公开演讲所具有的品质,也带有男性偏见。自古以来,“公共演讲就是一种——如果不是唯一一种——男性气概的限定属性。”如果歧视性偏见深深根植于对修辞命令和魅力的普遍看法中,那么考虑这些性别歧视的假设和标准如何颠覆对摇滚圈的女性的批判性评价,从逻辑上并不是太大的飞跃。

在对唱片《Horses》的评论中,格雷·马库斯批评史密斯对“纽约先锋派……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姿态,街头朋克精神的暗夜”的“讽刺语调”,认为她的“姿态似乎就是目的本身”。很难找到对另一位纽约先锋摇滚诗人娄·里德的类似谴责,尽管里德经常供认他虚构了自己的表面形象。正如他在现场录制版唱片《Live: Take No Prisoners》中所说:“我创造的娄·里德要强过任何人。”

戴夫·马什早期是史密斯的追捧者,后来也给了她褒贬不一的评价,他赞许史密斯的创造力和野心,但也嘲笑她的粗俗和招人烦。谁能想象一位摇滚评论家会用这样说辞来痛斥米克·贾格尔或吉姆·莫里森吗?

《第一本由活着的女性摇滚乐评人写的评论选集》

马什以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传记作者和忠实拥趸而闻名,后者曾与帕蒂·史密斯一同创作了她的最——也许是唯一——热门单曲《Because the Night》。史密斯和斯普林斯汀各自版本的比较,证明她完全有能力和这位领袖竞争。

在第二段,斯普林斯汀唱道:

我得到的是我挣来的

我没得到的我已经学到了教训

欲望和饥饿是我呼吸的火焰

就呆在我的床上直到天亮吧

而史密斯的歌词的恢宏使得对一个迷失在爱的催眠咒语里的人的描述更加有力和丰富多彩:

当我孑然一身我曾怀疑过吗

爱是一阵电话铃声

爱是扮成肉欲的天使

我们在床榻缠绵直到天亮

这两位艺术家最近又同台演出。斯普林斯汀在百老汇的演出快结束时,帕蒂·史密斯又一次以上述《Patti Smith at the Minetta Lane》中的表演形式,将口白与歌唱结合起来。

在这场斯普林斯汀的表演中,他的经历和故事逐渐具有了深刻的普遍性。他自己承认,他仔细计算了演出的每个音节和音符。与之相反,《Patti Smith at the Minetta Lane》感觉起来,显得很即兴,也更危险,结果有时候会显得草率而迷失方向。与斯普林斯汀精彩但更加安全的歌词放在一起来考量,史密斯的歌词似乎更神奇而高妙,不知何故竟令人神往。然而,绝大多数评论报道都给了斯普林斯汀无尽的荣耀和赞誉。史密斯的表演则几乎没有被报导,这进一步说明了一个需要摧毁的批评标准。

史密斯最新的原创作品唱片《Banga》,是她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多才多艺、最有灵感的作品之一。《Constantine’s Dream》,一首10分钟的缓慢持续的摇滚极简主义操练,呈现出史密斯即兴创作叙事诗的特色,在歌曲的进程,提出了永恒深邃的问题:什么是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相信艺术能够帮助世界各地受苦受难的人是不是一种错觉?

向法国女演员玛丽亚·施耐德致敬的美丽歌谣《Maria》,虽无法止息《Constantine’s Dream》的追问,但它确实衡量了艺术对个人生活不可磨灭的情感影响。

这些歌曲只是帕蒂·史密斯音乐和文学生涯中的冰山一角——其探索或许徒劳,但史密斯相信她可以通过摇滚表达的活力找到救赎的美丽、勇气和渴望。尼尔·杨理所当然地享有“垃圾摇滚教父”的地位,但史密斯却很少得到这样的赞誉,她的《Dancing Barefoot》领先并预示着将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电台的女性另类摇滚浪潮。是时候让她获得她应得的荣耀,承认她作为摇滚乐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在《Just Kids》中,史密斯讲述了在她没有足够的钱付账时,艾伦·金斯堡给她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的故事。这位摇滚女歌手和伟大的垮掉派诗人最终建立了友谊,但金斯堡的友善姿态却有不同的意图:“我以为你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他听起来有些失望地说道。

批评家们也因为不那么简单的原因,似乎同意金斯堡的愿望,希望帕蒂·史密斯是个男人。

本文作者David Masciotra是一位作家,作品包括《梅伦康普:美国游吟诗人》以及《巴拉克·奥巴马:隐形人》。

(翻译:鲜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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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洛杉矶书评

原标题:Patti Smith and Male Bias in Music Criticism

最新更新时间:04/05 15:06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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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史密斯与音乐评论中的性别偏见

帕蒂·史密斯学识渊博,具有打败诗人的自信,不带任何女性化的性感痕迹,她是一个闯入者——歌手和歌曲创作者,威胁着要颠覆摇滚乐表现方式的阳具秩序。

帕蒂·史密斯表演现场

帕蒂·史密斯回想起她亡夫弗雷德·“音速”·史密斯,这位吉他手和歌曲创作者因多年参与被低估的摇滚乐队MC5而为人所知,他走进厨房时听到了这样一个要求:“人民有力量(People have the power)。写下来!”帕蒂·史密斯从当代环境运动和圣经诗歌中汲取灵感,运用诗意才华为这句诗谱曲,创造了她1988年的唱片《Dream of Life》中这首出众的歌曲,而当时她也正在完成最日常的任务——削马铃薯。弗雷德·史密斯谱写了音乐和旋律线。

在新发布的唱片《Patti Smith at the Minetta Lane》中,这位摇滚诗人带来了一首全乐队版的《人民有力量》,新版中包含了即兴的故事叙述、帕蒂荣获国家图书奖的自传《只是孩子》的片段吟诵,以及其他佳作的沙哑演绎。当急遽的鼓声开场消失在熟悉的吉他和弦里,史密斯高喊道:“让我们来削点该死的马铃薯!”

这一刻很迷人,《人民有力量》可以说是过去35年中最激动人心的抗议颂歌。

2015年恐怖分子袭击了死亡金属之鹰的演出,U2取消了他们定在同一周的演出。其后,当U2重返巴黎开始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时,他们邀请帕蒂·史密斯登台,演唱了一曲气势汹汹、振奋人心的《人民有力量》。在当时的背景下,表演深刻地撼动了人心,说明史密斯歌曲创作的力量和影响力之持久。

但是作为U2的客串嘉宾,帕蒂·史密斯扮演了一个相当熟悉的角色——抢尽男人的风头,却得不到一丁点儿的注意。帕蒂·史密斯50年里多产而革新的创作、超过11张的录音室唱片,证明她与鲍勃·迪伦、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以及其他登上十大最伟大歌曲创作者排行榜的乐坛男星们一样,配得上进入摇滚精英的行列。她的名字明显缺席于日渐多余的“最伟大歌曲创作者”的对话,这一情形比起对于帕蒂·史密斯个人,不如说是对摇滚乐评人的老圈子更有启发性,也更具诅咒意味。

摇滚乐——以及更广泛的主流音乐——受到一种偏见的影响,这种偏见有利于男性,因此降低甚至抹杀了女性的贡献。这种歧视性的结构,不仅是一个完全由男性构成的音乐评论体系的结果,也是性别歧视观念的延伸,它同样毒害了政治、经济和整个流行文化。

《Dream of Life》封面

杰西卡·霍普最近出版了一部精彩的文选,《第一本由活着的女性摇滚乐评人写的评论选集》(The First Collection of Criticism by a Living Female Rock Critic),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的题目颇具“fuck-you”——她的原话——的意味。自封为摇滚作家头目的罗伯特·克里斯戈坦承,霍普用在宣传中的题目的确是真相。克里斯戈、戴夫·马什、格雷·马库斯等人巨大的批评影响力,证明了男性过多地占据权威地位是如何同时创造和评价一部经典的——主要是根据自身的形象。

即使粗略回顾一下常见的歌曲创作者排名,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模式。那些在歌曲创作者心目中排名靠前的女性——乔尼·米切尔、卡罗尔·金——才华横溢,确实实至名归,但不难发现,她们的声音和审美方面都符合传统的女性特征。米切尔或金也很难被归类为摇滚乐的从业者。帕蒂·史密斯在外形和演出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她一直渴望用诗歌和摇滚吉他来创造一种音乐和文学的混合体。从《Gloria》的开头几行到向库尔特·科本致敬的“垃圾摇滚”史诗《About a Boy》,史密斯用愤怒、侵略和战斗的艺术表达为摇滚乐注入了诗意的情感。帕特·彼得森在约翰·梅伦康普的乐队做了近30年的后备歌手,她曾经告诉我“摇滚永远是男孩俱乐部”。帕蒂·史密斯学识渊博,具有打败诗人的自信,不带任何女性化的性感痕迹,她是一个闯入者——歌手和歌曲创作者,威胁着要颠覆摇滚乐表现方式的阳具秩序。

古典主义者玛丽·比尔德在她的“宣言”《女性&权力》一书中指出,存在一种历史能量——跨越了从古典文学到社交媒体上的厌女威胁——用来维护男性权威的领地。“(它)是关于,”比尔德写道,“保持,或者促使女人退出男性的交谈。”比尔德解释说,即使是大多数人认为有效的公开演讲所具有的品质,也带有男性偏见。自古以来,“公共演讲就是一种——如果不是唯一一种——男性气概的限定属性。”如果歧视性偏见深深根植于对修辞命令和魅力的普遍看法中,那么考虑这些性别歧视的假设和标准如何颠覆对摇滚圈的女性的批判性评价,从逻辑上并不是太大的飞跃。

在对唱片《Horses》的评论中,格雷·马库斯批评史密斯对“纽约先锋派……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姿态,街头朋克精神的暗夜”的“讽刺语调”,认为她的“姿态似乎就是目的本身”。很难找到对另一位纽约先锋摇滚诗人娄·里德的类似谴责,尽管里德经常供认他虚构了自己的表面形象。正如他在现场录制版唱片《Live: Take No Prisoners》中所说:“我创造的娄·里德要强过任何人。”

戴夫·马什早期是史密斯的追捧者,后来也给了她褒贬不一的评价,他赞许史密斯的创造力和野心,但也嘲笑她的粗俗和招人烦。谁能想象一位摇滚评论家会用这样说辞来痛斥米克·贾格尔或吉姆·莫里森吗?

《第一本由活着的女性摇滚乐评人写的评论选集》

马什以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传记作者和忠实拥趸而闻名,后者曾与帕蒂·史密斯一同创作了她的最——也许是唯一——热门单曲《Because the Night》。史密斯和斯普林斯汀各自版本的比较,证明她完全有能力和这位领袖竞争。

在第二段,斯普林斯汀唱道:

我得到的是我挣来的

我没得到的我已经学到了教训

欲望和饥饿是我呼吸的火焰

就呆在我的床上直到天亮吧

而史密斯的歌词的恢宏使得对一个迷失在爱的催眠咒语里的人的描述更加有力和丰富多彩:

当我孑然一身我曾怀疑过吗

爱是一阵电话铃声

爱是扮成肉欲的天使

我们在床榻缠绵直到天亮

这两位艺术家最近又同台演出。斯普林斯汀在百老汇的演出快结束时,帕蒂·史密斯又一次以上述《Patti Smith at the Minetta Lane》中的表演形式,将口白与歌唱结合起来。

在这场斯普林斯汀的表演中,他的经历和故事逐渐具有了深刻的普遍性。他自己承认,他仔细计算了演出的每个音节和音符。与之相反,《Patti Smith at the Minetta Lane》感觉起来,显得很即兴,也更危险,结果有时候会显得草率而迷失方向。与斯普林斯汀精彩但更加安全的歌词放在一起来考量,史密斯的歌词似乎更神奇而高妙,不知何故竟令人神往。然而,绝大多数评论报道都给了斯普林斯汀无尽的荣耀和赞誉。史密斯的表演则几乎没有被报导,这进一步说明了一个需要摧毁的批评标准。

史密斯最新的原创作品唱片《Banga》,是她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多才多艺、最有灵感的作品之一。《Constantine’s Dream》,一首10分钟的缓慢持续的摇滚极简主义操练,呈现出史密斯即兴创作叙事诗的特色,在歌曲的进程,提出了永恒深邃的问题:什么是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相信艺术能够帮助世界各地受苦受难的人是不是一种错觉?

向法国女演员玛丽亚·施耐德致敬的美丽歌谣《Maria》,虽无法止息《Constantine’s Dream》的追问,但它确实衡量了艺术对个人生活不可磨灭的情感影响。

这些歌曲只是帕蒂·史密斯音乐和文学生涯中的冰山一角——其探索或许徒劳,但史密斯相信她可以通过摇滚表达的活力找到救赎的美丽、勇气和渴望。尼尔·杨理所当然地享有“垃圾摇滚教父”的地位,但史密斯却很少得到这样的赞誉,她的《Dancing Barefoot》领先并预示着将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电台的女性另类摇滚浪潮。是时候让她获得她应得的荣耀,承认她作为摇滚乐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在《Just Kids》中,史密斯讲述了在她没有足够的钱付账时,艾伦·金斯堡给她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的故事。这位摇滚女歌手和伟大的垮掉派诗人最终建立了友谊,但金斯堡的友善姿态却有不同的意图:“我以为你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他听起来有些失望地说道。

批评家们也因为不那么简单的原因,似乎同意金斯堡的愿望,希望帕蒂·史密斯是个男人。

本文作者David Masciotra是一位作家,作品包括《梅伦康普:美国游吟诗人》以及《巴拉克·奥巴马:隐形人》。

(翻译: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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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Patti Smith and Male Bias in Music Criticism

最新更新时间:04/05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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