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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叶集》到《古今和歌集》,和歌是如何成为日本文化典范的?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在吸收外来文化和保持本土文化强大生命力之间取得平衡。在和歌成为日本文化典范的发展史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4月1日,大阪街头民众庆祝新年号“令和”公布。来源:视觉中国

撰文:林子人

编辑:朱洁树

4月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日本将从今年5月1日起启用新年号“令和”。据他在记者会上透露,新年号的出处为《万叶集》中《梅花歌并序》的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谷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雁。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从645年“大化”到1989年“平成”总计247个日本年号中,能确认的出处全部来自中国典籍。也就是说,“令和”是日本历史上首个从日本典籍中援引出处的年号。《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集,收录来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多种形式的诗歌,有“日本的《诗经》”之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新年号公布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万叶集》是象征日本丰富国民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古典作品,新年号的寓意是“希望打造每个人都像宣告春天到来、争相盛放的梅花那样,带着走向明天的希望而让各自的花朵精彩绽放的日本。”

新年号一经披露,就在中日两国的社交网络上引起热议。不少人发现,虽然官方声称“令和”出自《万叶集》,但其实也能在年代更久远的中国典籍中找到类似出处。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指出,成书于西汉(公元前202年-8年)的《黄帝内经》中能够找到“令和”一词:

“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

另外,东汉文学家、科学家张衡(78年-139年)的代表作《归田赋》中有“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之句,与《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在遣词和意象使用上颇为类似,《万叶集》中的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归田赋》的影响创作的。

“令和”的真正出处到底在哪里或可争论,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传统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日本最古老的诗歌(即和歌)集,《万叶集》成书于中日文化交流频繁、日本系统性吸收汉文化并以此推动社会转型的时代,可谓是中国文化深刻影响日本文化的文字见证。然而正如日本史学家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一书中所指出的,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在吸收外来文化和保持本土文化强大生命力之间取得平衡。在和歌成为日本文化典范的发展史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日本文化史》
【日】家永三郎 著 赵仲明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汉字、律令制与汉文化:《万叶集》背后的中国文化影响

说到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汉字不得不提。根据《魏书·倭人传》记载,日本女王卑弥呼(?-248年)与魏国已建立了邦交关系,双方的国书均以汉字书写。日本艺术史学家高阶秀尔因此认为,虽然一般认为汉字是在公元5世纪或6世纪传入日本的,但实际上它的传入要更早。“从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开始,也有可能从更早的时期开始,汉文才是正式的文章体裁。无论是律令制的法典,还是其他的公文书信,正式的文章都是用汉文写的。当时在日本政府里工作的人全都要会汉文。我认为从卑弥呼时代开始就这样了。”

从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250年)开始,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在海的另一边,日本的统治者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动向。6世纪,百济向日本派遣了五经博士,即解读中国典籍的学者,还献上了佛像,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思想的输入在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家永三郎指出,到了7世纪,对中国思想的系统性了解终于在日本生根发芽,成为了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581年,隋朝统一了分裂的南北朝。618年,唐朝取代隋朝,进一步扩大版图,逐渐成长为世界性的强大帝国。然而对于同一时期的日本统治者来说,大和政权危机重重——660年,百济作为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唯一据点被新罗和唐朝所灭。随着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式微,大和政权强烈感受到了完善国内体制的重要性。

在推古天皇(593年-628年在位)执政时期,圣德太子(574年-622年)摄政并与推古天皇的舅父苏我马子一起推动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圣德太子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派遣隋使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即根据个人功绩授予官职爵位的官僚体制,并在“宪法十七条”中强调了君主是国内唯一的最高权威。值得注意的是,延续至今的日本政治术语也诞生于这一时期:“日本”这一国名在此之间正式确立,取代大王称号的“天皇”据说取自中国道教经典。

645年(大化元年),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中臣镰足等人发动了大化革新,开始按照中国的律令制度建设律令体制。所谓的律令体制,就是收回氏姓社会中豪族依据世袭特权对民众的统治权,统一由中央政府的集中权力来实施。直到894年(宽平六年)中止派遣遣唐使,这一时期的日本都在努力吸收中国文化。在政治体制上,从794年(延历十三年)平安奠都到9世纪初,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初期大致上维持着律令体制。

从飞鸟时代(593年-710年)、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到平安时代初期,汉文学在日本官僚阶层中逐渐普及,乃至成为公卿贵族必备的素养。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汉诗、汉文的写作蔚为风潮,继奈良时代的《怀风藻》后,《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汉诗集陆续出版,涌现出了空海、小野篁、都良香等作家。

《万叶集》正是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万叶集》收录了来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4400首诗,不仅有贵族的,也有无名民众的作品。《万叶集》成书年代不明,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由于诗人大伴家持(717年-785年)也有参与其中,《万叶集》的成书时间推断为730年后。

元历校本《万叶集》(元历是日本1184年至1185年的年号,该抄本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家永三郎指出,虽然《万叶集》收录的是和歌,但其五七调的长短句形式与汉诗中的五言和七言范式有密切关联。另外,《万叶集》中屡屡出现七夕、神仙等中国文学典故,也说明了汉文化对当时的和歌创作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花”这个意象。李冬君在《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一书中指出,奈良时代的贵族咏梅成风,虽然当时的日本本土并无梅花——遣唐使们带回了唐诗,也带回了梅花这一孤独、清幽、高贵的文学意象。通观《万叶集》,有咏梅诗百余首,而关于日后成为日本国花的樱花的诗却只有40余首。而今,“令和”的年号取自《万叶集》中《梅花歌并序》的诗句,亦在隐隐述说着日本醉心和师法中国文化的过去。

不过最能说明《万叶集》中的中国文化影响的,还是其对汉字的广泛使用。有意思的是,在这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开始创造性地使用汉字——他们开始使用完全异质的汉字来表述日语,即舍弃汉字原有的意思,用于没有意义的音标文字,这就是所谓的“万叶假名”。日后,随着“万叶假名”的广泛使用,假名被进一步简化,形成“片假名”和“平假名”,前者指省略汉字笔画,只用汉字的一部分来取而代之,例如只留下“阿”的左偏旁写成“ア”;后者指将整个汉字写成草书,如将“安”草写成“あ”。

从《万叶集》到《古今和歌集》:日本本土意识的崛起

与此同时,家永三郎认为《万叶集》同样也是7世纪到8世纪日本文化在强势的外来文化冲击下顽强存活下来的证明。事实上,从大环境来看,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虽然为中国文化所折服,努力模仿隋唐的国家体制、法律系统、艺术文化,然而外来文化没有触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深层。尽管原则上律令政府官员需要在大学里学习儒家经典学说,通过考试后才能获得任用,然而日本并未建立科举制度,名门望族拥有世袭官职特权的“荫位制”仍然长期存在,因此真正掌握儒学修养的人只是少数的行政官僚。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官僚阶级对于儒家经典的态度是将其当做文学经典而非人生哲学来研习,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儒家“男尊女卑”的家庭道德并未对日本的走婚制产生太大冲击,男女关系延续了前代极其开放的传统。在家永三郎看来,正是这种在性观念上不受约束的开放性“阐释了不被伪善的性道德所扭曲的古代日本人健康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万叶集》中充斥着大量爱情诗歌的原因。

不过日本本土意识的真正崛起是在平安时代。日本中止派遣遣唐使不久后的907年(延喜七年),唐朝灭亡,随后朝鲜半岛的新罗、渤海国也相继灭亡。在那之后,日本开始进入近乎闭关锁国的状态,没有与五代、宋王朝建立正式邦交,导致其统治阶级的视野变得狭隘起来。在日本国内,律令体制下的官僚阶级逐渐变得有名无实。特别是在藤原氏开创世袭摄政、关白的先例,取得与君主事实上同等的地位后,藤原氏独裁的贵族政治时代开始。贵族们不再有身为官僚的自觉意识,将实际事务交给下级官员承担,自己则身居平安京,变为有闲阶级,与地方农村与普通大众的联系近乎切断,这同样限制了统治阶级的视野,并在文化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在贵族们的有限视野里,自己的(高雅)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贵族阶级培养起了敏锐的感受力和审美,并在杜绝海外文化大量输入的环境中孕育出了洋溢着日本本土特色的“国风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今和歌集》应运而生。905年(延喜五年),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在醍醐天皇的指示下成书。尽管在《古今和歌集》诞生之前一个世纪,即嵯峨天皇和淳和天皇的时代也有《经国集》等敕撰集,但它们都是汉诗集。与《万叶集》呈鲜明对比的是,《万叶集》中收录了大量与民间生活相关的作品,但《古今和歌集》及之后的敕撰和歌集几乎都是表现贵族阶级的生活与思想的作品。

在《古今和歌集》的序文中,编者纪贯之如此写道:

“大和之歌,以人心为根,发而为万千言辞之叶。生而为人,所历必多,则心之所想,目之所见,时时皆可成诵。且听花间莺啼,水中蛙鸣。生息万物,皆因感而歌。无力而撼天地,无形而泣鬼神,令男女睦睦猛士戚戚者,歌也。”

在高阶秀尔看来,这段话不仅是这部和歌集的序,亦是对日本审美观的第一次系统性阐释——“大和之歌”,即和歌,是从人的心中生根发芽,长出姿态万千的绿叶般的诗句,第一次,和歌被确立为一种可以和“唐歌”(即汉诗)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诗歌。

狩野探幽《三十六歌仙額》 

从《古今和歌集》开始,原本只是为了个人方便使用的假名开始成为正式文字进入日文系统,以假名写作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直到平安时代末期,敕撰和歌集的做法十分流行,先后出现《后撰集》《拾遗集》《金叶集》《词花集》《千载集》,加上镰仓时代初期的《新古今和歌集》合称为“八代集”。继汉文和汉诗之后,和歌也成为了贵族们必备的修养,诗歌被收录进敕撰会集中被视作歌人的最高荣誉。歌人中最声名显赫者当属《古今和歌集》在序文中评定的六位“和歌之仙”:在原业平、文屋康秀、喜撰法师、小野小町、大友黑主、僧正遍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六歌仙”中唯一的女性小野小町因绝世美貌和出众才华在日本有着诸多传说。纪贯之称其作“多有哀怨,缠绵悱恻,写高贵女子之苦恼”。以下为她被收录于《小仓百人一首》中的一首和歌:

“优思逢苦雨

人世叹徒然

春色无暇赏

奈何花已残”

从《万叶集》开始萌发的四季意识也在《古今和歌集》中延续下来。自此之后,敕撰和歌集中的诗歌按照季节来分类,分为春歌、夏歌、秋歌和冬歌,然后是描述庆贺场景、恋情相思和旅途思绪的和歌。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和歌集》中,咏樱诗上升至百余首,咏梅诗降至20余首——这也是日本本土意识提升的一个小小注脚。

“花落徒恻恻

且趁今日尚灼灼

折樱留春色”

——《无题》佚名

时至今日,和歌依旧在日本文化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日本诗人平田俊子曾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日本现代诗诗集一直不如俳句和短歌那样好卖,“日本以前的俳句和短歌反而在年轻人中间更受欢迎吗?也可能因为俳句、短歌篇幅较短,世界观也相对单纯,更适应互联网传播吧。”

和歌能够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或许与其在流行文化中的传播不无关系。诸多动漫作品中都有和歌元素。《歌牌情缘》和2017年《名侦探柯南》剧场版《唐红的恋歌》都着墨于“歌牌”(亦称“歌留多”)这一日本传统竞技。“歌留多”是一项日本独有的牌类游戏,其中最为主流的一种玩法是根据《小仓百人一首》中的100首和歌制作而成的歌牌,游戏参与者在听到读手读出读札(唱读牌)中的短歌后,需要迅速找出印有相应短歌之下句的取札(抢夺牌),以速度快、找出取札多取胜。新海诚的动画长片《言叶之庭》,则用《万叶集》中的诗句揭示了“孤悲”这一爱情主题,其中纤细的日式审美颇为令人动容。

日本动漫作品《歌牌情缘》

随着时间流逝,和歌成为了日本文化典范,并在现代日本不断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鉴于此,日本人宣称新年号“令和”取自“象征日本丰富国民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古典作品”,这种自豪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参考资料:

《令和·<万叶集>和<黄帝内经><归田赋>》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56944159730521

《女诗人AB面:有人说笔是阳具的象征 我说生产和创作是女人的本分》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800656.html

《日本人眼中的美》【日】高阶秀尔 著 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8年10月

《古今和歌集》【日】纪贯之 等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7月

《日本文化史》【日】家永三郎 著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小仓百人一首》【日】藤原定家 编著 新星出版社 2017年11月

《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李冬君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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