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低生育率与高寿命预期:人口结构巨变将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低生育率与高寿命预期:人口结构巨变将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新的经济挑战,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老人在高岩寺外面的空地上用木制哑铃进行锻炼,以庆祝日本的敬老节 图片来源:Aflo/REX/Shutterstock

一个社会所经历的最深远变迁乃是人口结构的变迁,而这恰恰也是迈向现代性之路。前现代社会兼具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疾病和饥荒通常会平衡人口的飞涨,因为这样的社会缺乏养活额外人口的必要手段。

18世纪晚期,马尔萨斯(Malthus)简洁有力地分析了这一规律,但颇为讽刺的是,当时工业革命的兴起也首次令许多社会有了逃离这一可悲循环的机会。首先,食品供应、生活环境、保健和医疗手段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小孩可以顺利长大成人,人口也因之而飞涨。其次是节育手段的进步,出生率因此而下跌,人口也随之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了新的均衡点。我们先是不再像苍蝇那样蜉蝣命短了,接着又停止了兔子一般的繁殖方式。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造就了难以估量的人类惨剧,但英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很快就表明了我们如何可以超越马尔萨斯思想赖以为根基的资源约束。他一度认为,资源增速无法与人口增速相匹敌,然而我们却可以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帮助之下做到这一点。例如,煤矿所释放出的力量就大大地超过了传统上以燃烧木材为主的经济形态。对马尔萨斯学说的一种经典反驳是,石器时代并不会因为我们用尽了石料而结束。而持有新马尔萨斯主义立场的悲观论者,如罗马俱乐部那群《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作者们,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这个世界确实可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保罗·莫兰(Paul Morland)在《人类的起落》(The Human Tide)一书里,对最近200年以来的人口结构变迁提出了一个不错且可靠的新解释。它是迈向发展之路的先决条件。但它对一个社会也形成了严峻的考验,许多社会无法化解其带来的压力。此变迁首先表现为青年人口的飞涨,这一点在英国是确凿无疑的。莫兰指出,英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不仅经历了这一过程,其出生率也在较早的时候就有所增加: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婚龄较晚,其出生率也相对较低,因此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如果这些额外的青年人可以完成教育并且被安置到富有生产力的岗位上,那一个社会也就走在了迈向繁荣和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许多亚洲国家都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这些年轻人的上升渠道被落后的教育或恩主体制(patronage system)所拖累,其就业机会受到了限制,或者遭逢投资失败,那他们的愤怒就会成为革命的驱动力。阿拉伯之春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了。如今,最年轻化的国家的年龄中位数是20岁,刚果的“中间人”甚至还不足20岁,这些地方很容易成为世界上的麻烦策源地。比较而言,英国的中间人大约在40岁左右,在诸如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年龄中位数可达48岁。

莫兰和另一本新书的两位作者达瑞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和约翰·伊比特森(John Ibbitson)认识到,非洲乃是人口结构变迁中考验最为严峻的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死亡率有所提升而出生率开始降低。布里克和伊比特森颇为乐观地认为,非洲诸国是可以成功完成转型的。他们在肯尼亚考察时注意到,该国出生率正在下跌,且富有企业家才能的年轻人纷纷投入创业大潮。城市化和教育都相当有助于节育,他们相信这两股力量将使压力得到缓解。

但也有一种更为悲观的看法。非洲中部地区的出生率降速还不够快,女性缺乏受教育和节育的渠道,她们仍会在非常低的年龄就生下小孩,非洲的人口爆炸可能会走得过远、过快,这片大陆距离一个稳定的人口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现代化的经典经济模式乃是低成本的制造业,但机器人和自动化可能会妨害这一路径,某些社会将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工龄人口。

据联合国人口司统计,几乎全球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在老龄化

联合国人口司在这些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广受认可的世界人口数据监察者,也从事人口趋势的预报。其中间情形分析(即考虑中等情况下的变化发展趋势,区别于最佳情形和最差情形分析——译注)表明,世界人口如今已达76亿,至2030年将增至86亿,2050年预计为98亿,本世纪末时达到110亿的顶峰。这一增长大部分将来源于非洲,这对那片大陆以及我们而言都会构成困扰,尤其是它可能释放出海量的移民。再考虑到气候变迁对全球造成的冲击,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了。

但布里克和伊比特森相信,联合国有夸大其词之嫌。他们预计,世界人口将提前在80亿左右达到顶峰,而不是110亿——两名人口学家所作出的人口变化预报和联合国相比竟有6倍之差。这个区别事关重大。布里克和伊比特森乐观地相信:非洲人口增速将剧烈下滑,这固然很关键,但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他们还相信,中国被锁定在了低出生率上。我们将很快见到中国的GDP超过美国的那一天,但与此同时,其年龄中位数也会超过美国——这可能是两国之间的一项更加关键的差别。

要达到这一较低的人口水平,西方的生育率也必须降低。人口学和经济学一样,有其所谓的“金凤花女孩”(Goldilocks,美国童话角色,由于喜欢不冷不热的粥和不软不硬的椅子而成为“刚刚好”的象征——译注)场景:最佳出生率大约可以在每一名女性生2.1个孩子的时候达到,但这种说法可能有简单粗暴之嫌。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而言,其经济高度发达,但每名女性却只生1.5个孩子乃至更少。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的时候较容易出现,且使得女性更难兼顾工作和小孩的抚养。一个忙碌的现代家庭也需要富有弹性的公共和私人服务,譬如学生在校时间应与家长日常工作时间相匹配、商店应有较长的营业时间、年迈的亲人应当能得到规范的照料。莫兰的解释要稍微平衡一些,他对生育率低的社会有颇为悲观的预期——日本老人将孤独地死去,且死后要等很久才会被人发现,一个专门负责收容遗体的新产业将应运而生。

在瑞典、英国和美国,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左右。许多家庭都想要两个小孩,假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足够,母婴设施又比较健全,那这些国家就会保持在目前的轨道上。但我觉得我们更可能像布里克和伊比特森所说的那样遭逢急剧的人口停滞。

围绕人口的均衡还有另一场争论。第一条鸿沟在于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均衡——我们能活到多少岁?一些西方国家过去一些年来在寿命预期的增长上已经有所放缓。美国在莫兰所谓的诸如类鸦片成瘾等“绝望病”(diseases of despair)这一维度上则有极为显眼的增长。在英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几年以来的寿命增速并没有之前所预期的那么快。今年3月,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发布了为期数月的预期寿命调查结果,男女都是65岁。左派人士很快就据此对紧缩和社会保障的削减等问题加以指责,这一点固然难以否认,但也并非唯一的可能性。另一个理由或许在于,我们无法准确预报流感病毒的变异情况,这样一来,我们的冬季流感疫苗的效力就要打折扣。这似乎表明,随着科学进步,我们就可以回到正轨上来。

自1770年以来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变化

不同社会的老龄化路径也各有差异。它可能源于寿命预期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某一代人数量多且工龄长,“婴儿潮”一代就是如此:随着他们的老去,整个人口的平均年龄——即便在个体寿命预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有所上扬。综合这些考虑,许多西方社会也会在相当程度上迈入老龄化阶段。 英国决议基金会(The Resolution Foundation)的代际委员会就体现了这一点的强大影响,老年人会推高健保和退休金方面的公共开支,而这意味着税收的节节攀升。

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的人口最佳平衡点(sweet spot)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在战后生育高峰里出生的那群人年纪更轻,税收贡献更大,且不需要多少公共开支。如今的论争焦点是,为了给老龄化的人口买单,究竟需要提高哪些税目。鉴于婴儿潮一代拥有巨量的财富,让他们支付精心设计的资本税而非提升工龄人口的税负,似乎是不无理由的。任何全国健保和国家退休金的大幅削减都不可能逃脱这一两难局面,因为政府基本不可能指望退休人群在这些高度敏感的领域里做出“别种选择”。

当然,不能只把这些老年人视为成本,他们也是一笔资源。为了自己的孙子,祖父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放弃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在2010年的《勒紧裤腰带》(The Pinch)一书里,我论证了儿童数量的减少和寿命预期的提高意味着家庭形态的变化:原先由兄弟姐妹及表亲堂亲构成的横向网络,变为了类似于竹子的瘦高形状,而代际间的联系则变得更加紧密。随着我们的工作和社会生活愈加以年龄的划分为中心,家庭实际上正变得更加重要,成为了代际联系、交换及资源继承——在其具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的主要形式。要在提高社会流动性上取得突破是难上加难了,这并不出人意料。

布里克和伊比特森有力地论证了引进移民这一解决手段。他们提出,与总人口相关,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的移民有所减少。他们描绘了一幅源源不断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流动性历史图景。他们认为,老龄化社会应当有能力吸纳这些移民。但矛盾之处在于,富有弹性的、处于增长中的社会反而更易于吸引移民,受到重度规制且出生率较低的经济体在这方面则难上加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名作者的社会观指向了一种温和而包容、可吸纳来自一系列不同文化的人群的普遍主义,这无非是典型的加拿大人的想法,而加拿大原本就是以“地球上最伟大的宾馆”而闻名的。

本文作者大卫·威利茨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财政部主计长和大学及科学国务大臣。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来源:前景杂志

原标题:From slowing birth rates to rising life expectancies, major demographic changes will reshape the way we live

最新更新时间:04/07 11:11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低生育率与高寿命预期:人口结构巨变将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新的经济挑战,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老人在高岩寺外面的空地上用木制哑铃进行锻炼,以庆祝日本的敬老节 图片来源:Aflo/REX/Shutterstock

一个社会所经历的最深远变迁乃是人口结构的变迁,而这恰恰也是迈向现代性之路。前现代社会兼具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疾病和饥荒通常会平衡人口的飞涨,因为这样的社会缺乏养活额外人口的必要手段。

18世纪晚期,马尔萨斯(Malthus)简洁有力地分析了这一规律,但颇为讽刺的是,当时工业革命的兴起也首次令许多社会有了逃离这一可悲循环的机会。首先,食品供应、生活环境、保健和医疗手段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小孩可以顺利长大成人,人口也因之而飞涨。其次是节育手段的进步,出生率因此而下跌,人口也随之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了新的均衡点。我们先是不再像苍蝇那样蜉蝣命短了,接着又停止了兔子一般的繁殖方式。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造就了难以估量的人类惨剧,但英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很快就表明了我们如何可以超越马尔萨斯思想赖以为根基的资源约束。他一度认为,资源增速无法与人口增速相匹敌,然而我们却可以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帮助之下做到这一点。例如,煤矿所释放出的力量就大大地超过了传统上以燃烧木材为主的经济形态。对马尔萨斯学说的一种经典反驳是,石器时代并不会因为我们用尽了石料而结束。而持有新马尔萨斯主义立场的悲观论者,如罗马俱乐部那群《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作者们,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这个世界确实可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保罗·莫兰(Paul Morland)在《人类的起落》(The Human Tide)一书里,对最近200年以来的人口结构变迁提出了一个不错且可靠的新解释。它是迈向发展之路的先决条件。但它对一个社会也形成了严峻的考验,许多社会无法化解其带来的压力。此变迁首先表现为青年人口的飞涨,这一点在英国是确凿无疑的。莫兰指出,英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不仅经历了这一过程,其出生率也在较早的时候就有所增加:前工业时代的英国婚龄较晚,其出生率也相对较低,因此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如果这些额外的青年人可以完成教育并且被安置到富有生产力的岗位上,那一个社会也就走在了迈向繁荣和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许多亚洲国家都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这些年轻人的上升渠道被落后的教育或恩主体制(patronage system)所拖累,其就业机会受到了限制,或者遭逢投资失败,那他们的愤怒就会成为革命的驱动力。阿拉伯之春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了。如今,最年轻化的国家的年龄中位数是20岁,刚果的“中间人”甚至还不足20岁,这些地方很容易成为世界上的麻烦策源地。比较而言,英国的中间人大约在40岁左右,在诸如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年龄中位数可达48岁。

莫兰和另一本新书的两位作者达瑞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和约翰·伊比特森(John Ibbitson)认识到,非洲乃是人口结构变迁中考验最为严峻的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死亡率有所提升而出生率开始降低。布里克和伊比特森颇为乐观地认为,非洲诸国是可以成功完成转型的。他们在肯尼亚考察时注意到,该国出生率正在下跌,且富有企业家才能的年轻人纷纷投入创业大潮。城市化和教育都相当有助于节育,他们相信这两股力量将使压力得到缓解。

但也有一种更为悲观的看法。非洲中部地区的出生率降速还不够快,女性缺乏受教育和节育的渠道,她们仍会在非常低的年龄就生下小孩,非洲的人口爆炸可能会走得过远、过快,这片大陆距离一个稳定的人口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现代化的经典经济模式乃是低成本的制造业,但机器人和自动化可能会妨害这一路径,某些社会将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工龄人口。

据联合国人口司统计,几乎全球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在老龄化

联合国人口司在这些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广受认可的世界人口数据监察者,也从事人口趋势的预报。其中间情形分析(即考虑中等情况下的变化发展趋势,区别于最佳情形和最差情形分析——译注)表明,世界人口如今已达76亿,至2030年将增至86亿,2050年预计为98亿,本世纪末时达到110亿的顶峰。这一增长大部分将来源于非洲,这对那片大陆以及我们而言都会构成困扰,尤其是它可能释放出海量的移民。再考虑到气候变迁对全球造成的冲击,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了。

但布里克和伊比特森相信,联合国有夸大其词之嫌。他们预计,世界人口将提前在80亿左右达到顶峰,而不是110亿——两名人口学家所作出的人口变化预报和联合国相比竟有6倍之差。这个区别事关重大。布里克和伊比特森乐观地相信:非洲人口增速将剧烈下滑,这固然很关键,但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他们还相信,中国被锁定在了低出生率上。我们将很快见到中国的GDP超过美国的那一天,但与此同时,其年龄中位数也会超过美国——这可能是两国之间的一项更加关键的差别。

要达到这一较低的人口水平,西方的生育率也必须降低。人口学和经济学一样,有其所谓的“金凤花女孩”(Goldilocks,美国童话角色,由于喜欢不冷不热的粥和不软不硬的椅子而成为“刚刚好”的象征——译注)场景:最佳出生率大约可以在每一名女性生2.1个孩子的时候达到,但这种说法可能有简单粗暴之嫌。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而言,其经济高度发达,但每名女性却只生1.5个孩子乃至更少。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的时候较容易出现,且使得女性更难兼顾工作和小孩的抚养。一个忙碌的现代家庭也需要富有弹性的公共和私人服务,譬如学生在校时间应与家长日常工作时间相匹配、商店应有较长的营业时间、年迈的亲人应当能得到规范的照料。莫兰的解释要稍微平衡一些,他对生育率低的社会有颇为悲观的预期——日本老人将孤独地死去,且死后要等很久才会被人发现,一个专门负责收容遗体的新产业将应运而生。

在瑞典、英国和美国,出生率一直维持在2%左右。许多家庭都想要两个小孩,假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足够,母婴设施又比较健全,那这些国家就会保持在目前的轨道上。但我觉得我们更可能像布里克和伊比特森所说的那样遭逢急剧的人口停滞。

围绕人口的均衡还有另一场争论。第一条鸿沟在于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均衡——我们能活到多少岁?一些西方国家过去一些年来在寿命预期的增长上已经有所放缓。美国在莫兰所谓的诸如类鸦片成瘾等“绝望病”(diseases of despair)这一维度上则有极为显眼的增长。在英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几年以来的寿命增速并没有之前所预期的那么快。今年3月,英国精算师协会(IFoA)发布了为期数月的预期寿命调查结果,男女都是65岁。左派人士很快就据此对紧缩和社会保障的削减等问题加以指责,这一点固然难以否认,但也并非唯一的可能性。另一个理由或许在于,我们无法准确预报流感病毒的变异情况,这样一来,我们的冬季流感疫苗的效力就要打折扣。这似乎表明,随着科学进步,我们就可以回到正轨上来。

自1770年以来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变化

不同社会的老龄化路径也各有差异。它可能源于寿命预期的提高,也可能是由于某一代人数量多且工龄长,“婴儿潮”一代就是如此:随着他们的老去,整个人口的平均年龄——即便在个体寿命预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有所上扬。综合这些考虑,许多西方社会也会在相当程度上迈入老龄化阶段。 英国决议基金会(The Resolution Foundation)的代际委员会就体现了这一点的强大影响,老年人会推高健保和退休金方面的公共开支,而这意味着税收的节节攀升。

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的人口最佳平衡点(sweet spot)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在战后生育高峰里出生的那群人年纪更轻,税收贡献更大,且不需要多少公共开支。如今的论争焦点是,为了给老龄化的人口买单,究竟需要提高哪些税目。鉴于婴儿潮一代拥有巨量的财富,让他们支付精心设计的资本税而非提升工龄人口的税负,似乎是不无理由的。任何全国健保和国家退休金的大幅削减都不可能逃脱这一两难局面,因为政府基本不可能指望退休人群在这些高度敏感的领域里做出“别种选择”。

当然,不能只把这些老年人视为成本,他们也是一笔资源。为了自己的孙子,祖父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放弃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在2010年的《勒紧裤腰带》(The Pinch)一书里,我论证了儿童数量的减少和寿命预期的提高意味着家庭形态的变化:原先由兄弟姐妹及表亲堂亲构成的横向网络,变为了类似于竹子的瘦高形状,而代际间的联系则变得更加紧密。随着我们的工作和社会生活愈加以年龄的划分为中心,家庭实际上正变得更加重要,成为了代际联系、交换及资源继承——在其具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的主要形式。要在提高社会流动性上取得突破是难上加难了,这并不出人意料。

布里克和伊比特森有力地论证了引进移民这一解决手段。他们提出,与总人口相关,世界上也有许多国家的移民有所减少。他们描绘了一幅源源不断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流动性历史图景。他们认为,老龄化社会应当有能力吸纳这些移民。但矛盾之处在于,富有弹性的、处于增长中的社会反而更易于吸引移民,受到重度规制且出生率较低的经济体在这方面则难上加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名作者的社会观指向了一种温和而包容、可吸纳来自一系列不同文化的人群的普遍主义,这无非是典型的加拿大人的想法,而加拿大原本就是以“地球上最伟大的宾馆”而闻名的。

本文作者大卫·威利茨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财政部主计长和大学及科学国务大臣。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来源:前景杂志

原标题:From slowing birth rates to rising life expectancies, major demographic changes will reshape the way we live

最新更新时间:04/07 11:11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