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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与“智者”:晚年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

蒋介石、胡适间这种“强者”与“智者”的微妙关系,在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1958年,胡适和蒋介石

撰文:陈红民、段智峰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威尔逊总统轮”赴美国。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逃至台湾的过程中,他一直住在美国,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1950年3月初,胡适联名曾琦致电蒋介石,贺其“复任总统”。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一长信,托杭立武转交。信中劝蒋要“知己知彼”,“多读中共出版的书,如《斯大林论中国》之类”,最后劝蒋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最重要的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有意应聘,但鉴于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遂向“外交部长”叶公超请求,让叶征询蒋介石的意见,结果因蒋不赞成而作罢。1952年9月14日,胡给蒋写8页的长信,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七全大会”提出建议,希望蒋及国民党要表明“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他甚至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罪已”,“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  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国民党“七全大会”根本没有讨论此类建议。 

1952年11月至1953年初,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邀请,赴台湾讲学。他一下飞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胡适为新朋故友及记者们的热情所感染,笑称“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对于蒋介石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胡适方面的记载为:

(1952年11月19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先生(胡适——引者)坐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东京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在历久不绝的掌声中,先生含笑挥帽,缓步下机,精神极为旺健。先生穿的西服和大衣,都是藏青色,绿色花领带,黑皮鞋。蒋总统的代表蒋经国,以及教育学术各界的人士约千余人,上前欢迎。

下午,七时三十分,晋谒蒋总统,并与总统共进晚餐。 

(12月12日)上午,蒋总统邀先生陪同检阅军队,在新竹“参加检阅的军队六万多人,由于天气关系,没有见到空军配合参加。受检阅的部队装备都是新的,体格强健,精神很好,使我看了很高兴”。 

(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1月17日)蒋总统特派蒋经国代表送行(胡适返回美国——引者)。先生和他握手时说:蒋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  

蒋介石与胡适数次接触、谈话,但他日记中只记载了1952年12月邀胡参加阅兵时谈话的情形与感触:

(1952年12月12日)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 

(12月13日)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 

对于两人首次在台湾聚首与所受到的高规格接待,胡适感觉甚好,而与蒋谈话时所说“逆耳的话”,蒋介石也“居然容受了”,故临行时发出“蒋总统对我太好了”的感叹。蒋介石的感受大不相同,在与胡谈话后竟然彻夜难眠,“苦痛极矣。”蒋对胡适大谈“自由”“民主”的高调甚不以为然,认为是“书生之思想言行”,故“特斥之”。事后,蒋又记道:“与胡适之谈话二小时,不知彼果有动于中否?”  胡适这段时间向蒋建言的内容,两人所记大致相同,胡认为蒋“容受了”,蒋却说对胡“特斥之”。两人都期许对方能回心转意。

1954年,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将届满,“第二届总统”该如何产生成为让蒋犯难的大问题。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第二届总统”,似乎是胡适为蒋介石想出的招数。据胡适日记,1953年1月胡在向蒋介石辞行时,两人间曾有一段问计与献计的对话:

最奇怪的,是他(蒋介石——引者)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这一届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我说,当然可以。此届国大,召集是民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民四三年)五月二十日满任,二月二十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中。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蒋介石最后用的就是这个办法。执意要参选的他对外界的反映非常敏感,胡适竟然成为防范对象。他在1954年1月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 蔡斯(Williams C.Chase),美军少将,时任美国驻台湾军事技术援助团团长。左舜生,中国青年党党魁,1949年后移驻香港,对台湾时政常有批评。胡适这时虽是被别人提出,蒋介石还是相当反感。

由于胡适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2月9日《中央日报》记者在纽约采访了他。胡适表示,身为“国大代表”,他决定到台湾参加会议与选举,坚定地支持蒋介石。胡适回到台北后发表谈话:“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当有人告诉胡适,传说蒋介石曾在国民党临全会中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胡回答,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谦让,非常感谢。但他心脏病史已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有人问,假如有代表不得其同意而签署提名甚至当选,又将如何?胡适幽默地回答:“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此次在台湾逗留一个半月,与蒋介石见面7次,其中有长谈,有宴会,有便饭,蒋再一次邀胡参加阅兵式。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胡适对记者说:“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对于在台湾实施民主问题,胡适甚至为蒋“解围”。他在3月28日答复记者问题时说:“蒋总统于三月九日招待国民大会的宴会上,曾保证今后政府将实施更多的民主措施,人民将获享更多的自由……蒋总统曾说:‘这几年来,由于军事上的理由,使民主自由的措施,受到若干限制,很是遗憾。’” 

胡适的诚恳态度,似乎并未解除蒋介石对其的疑心。1955年蒋介石考虑“孙立人事件”的善后时,将胡适与苏联、中共、吴国桢等敌对势力并列,他写道:“孙立人自写悔罪与求赦书,则对其第一步处置之办法,当可告一段落。今后惟对明令免职之方式与时机应加研究,总使俄、共与吴逆等在美反动宣传不致过于扩大为要,但对于胡适等自由分子之反感亦不可忽视耳。”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发表命令,准许“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任命胡适为院长。任命发布后,蒋介石即电胡适,促其尽早回台就任,谓中研院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深且钜,端赖硕彦领导,敦促早日回台就任” 。

胡适起初并无意接任,他先是请人代向蒋介石婉辞,11月6日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达辞意:“前日曾托骝先(朱家骅字——引者)、思亮(钱思亮——引者)两兄代恳总统许我辞谢中研院长之职,因适今年二月施外科手术以来,体力迄未恢复,八、九、十三个月中五次发高烧,检查不出病因,惟最后一次是肺炎,亦由抵抗力弱之故,尚须请专家检验。最近期中,恐不能回国。故不敢接受中研院长的重任。李济之兄始终主持安阳发掘研究工作,负国际学界重望,顷年继任历史语言所长,百废具举,最可佩服。鄙意深盼总统遴选济之兄继任院长,实胜适百倍。迫切恳辞,千万请总统鉴察矜许。” 

蒋介石再致电胡适,对其身体不适“深为系念”,但坚持“中央研究院仍赖出而领导”,希望胡能“早日康复回国就任”  。在各方敦促劝请之下,胡适的立场动摇,12月6日,他复电蒋介石,请任命李济暂代院长,等于同意未来将回台任职。蒋介石允其所请。

1958年初,“中央研究院”开始为胡适建造住宅。几年前蒋介石知道胡有回台久居之意,“曾表示愿将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内拨款兴建房子一座,送给先生居住”,胡适允就中研院院长之后,“中央研究院与行政院研究商洽的结果,由中研究追加预算二十万,在院里建筑一栋平式小洋房,占地五十坪,里面有大客厅,连着小客厅各一间,书房一间,卧室两间,客房一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副总统”陈诚等到机场欢迎。次日,“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到其暂住处,“陪同前往士林官邸。总统以茶点款待,谈了一点钟……先生(胡适——引者)对记者说:总统气色很好,很健康。对我的病况很关心,使我很感谢。总统对于学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很关切,也很感兴趣,所以,今天所谈的都是关于学术问题。”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1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宴请中研院全体院士,胡适方面的记录只有简捷的一句“蒋总统在官邸宴请全体院士,至八时半始毕” 。 

胡适归来,蒋介石很高兴,9日初次与胡适见面时,“对其研究学术与办理大学意见颇多可取”。第二天蒋亲自出席胡就职典礼,当他发表精心准备的祝贺演讲词时,却被胡适当场“纠正”,蒋视此为奇耻大辱,竟至夜不成寐。他记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 

蒋将所受胡适之辱形容为平生“最大的横逆”,甚至与1926年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侮辱”相类比,显然是言过其实,但亦可见被胡适刺激之深;到第二天仍需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知此一剌激太深,仍不能彻底消除,甚恐驱入意识之中”。1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招待“中央研究院”全体院士,或许已经对胡适反感在先,他怎么看胡都不顺眼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 

在周末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蒋介石用较长的篇幅详细记录了胡适对其“不恭”的表现:

胡适就职典礼中,余在无意中提起其民国八、九年间,彼所参加领导之新文化运动,特别提及其“打倒孔家店”一点,又将民国卅八、九年以后共匪清算胡适之相比较,余实有尊重之意,而乃反触其怒,殊为可叹。甚至在典礼中,特提余为错误者二次,余并不介意。但事后回忆,甚觉奇怪。又是,在星六招宴席中,以胡与梅贻琦此次由美国返回,余乃提起卅八年初将下野之前,特以专派飞机往北平接学者,惟有胡、梅二人同机来京,脱离北平围困,今日他二人又同机来台,皆主持学术要务为欣幸之意。梅即答谢当时余救他脱险之感情,否则亦如其他学者陷在北平被共匪奴役,而无复有今日其人之辞,殊出至诚。胡则毫不在乎,并无表情。惟彼亦闻梅之所言耳,其心中是否醒悟一点,则不得而知矣。余总希望其能领悟,而能为国效忠,合力反共也。 

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无可掩饰,他不仅用梅贻琦的谦恭来反衬胡适的“狂妄”,而且还想到了逝去多年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胡适的言行,更使我想起蔡孑民先生道德学问,特别是他安详雅逸不与人争的品行之可敬可慕也。”蒋介石此处也道出了其“尊重”胡适的重要原因,是希望他能“为国效忠,合力反共”。

胡适1958年回台与蒋介石初次见面后,曾表示“希望有两三年的安静生活,当可将未完成的著作《中国思想史》写完,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中国思想史》,接着就要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册”。实际上他并未专注于学术写作,兑现其完成几部大书写作的计划,反而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活动,自我感觉良好。伊朗国王巴列维与约旦国王候赛因先后访问台北,蒋介石均邀胡适参加接待。胡出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四处讲话,公开支持蒋介石。他曾对胡颂平说:“我对总统是很恭维的。现在有些人想恢复‘五五宪法’,无论如何,这部宪法比‘五五宪法’高明得多。当初在胡汉民、孙科时代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只有四十九人,像王雪艇、傅秉常等都是。那时是个法制局的性质,并不是国会,现在要想回到‘五五宪法’时代是不可能的了。” 

蒋介石欢迎胡适回台,意在将老虎收笼,免得其在美国乱发言,不便控制。不料胡返台后,却非常“不识相”,这使蒋如芒刺在背。4月底蒋在“上月反省录”中将胡专列一条:“忍受胡适之侮辱,不予计较,此或修养之进步欤?”  从5月起,蒋在日记中只要提到胡适,都是负面的: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经儿(蒋经国——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 

今后最不愿见的无赖胡适政客及悔改之党员程沧波,勉强而行,是乃品性修养之进步之效也。 

随着胡适表示反对“修宪”、反对蒋“连任总统”与要求蒋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以增加竞争活力,蒋介石对胡的不满逐步升级,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甚觉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后是骂其“无赖”、“可耻”、“政客”,讨厌到不愿再见胡适的地步。这段时间,如何对付胡适,也是蒋日记中的重要内容。 1959年初,蒋介石接见赵元任后,颇有感想,胡适再次被拉出来反衬:“见赵元任夫妇,甚和洽。余近对学者心理,以为如胡适一样,殊不然也。毕竟真正学者,其言行风度多可敬爱者也。”言下之意,蒋认定胡不是“真正学者”。

1959年3月底,胡适在台大医院接受割除背部粉瘤手术,蒋介石曾派蒋经国前往“慰问” 。5月28日,胡适晋谒蒋介石,蒋对胡住院手术“表示关切”,胡则邀请蒋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先生(胡适——引者)因将出国,向总统请假三月。接着说七月一日举行院士会议,可能有十四位院士出席。这天上午举行开幕典礼,请总统能在开幕典礼中训词。总统说:‘那时除非我不在台北,我一定来的。’”  

蒋介石也记了这次见面:“召见胡适,约我七月一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训,其客辞特表亲善为怪。凡政客爱好面子而不重品性者,皆如此耳。” “胡适无聊,面约我七月一日到其研究院院士会致训,可矣。” 

蒋介石耍了手腕,他先未如约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冷落胡适,再于次日在官邸设宴款待胡与全体院士,由陈诚、张群、梅贻琦等作陪。蒋对此举不无得意地写道:

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未应邀参加,而仍约宴其院士,此乃对胡适作不接不离之态度又一表示也。对此无聊政客,惟有消极作不抵抗之方针,乃是最佳办法耳。  

因厌恶胡适,与胡关系亲疏的程度竟成为蒋介石用人的取舍标准。1959年3月,蒋介石记道:“召见谷风翔同志,提及陈雪屏为反动分子包围,并借胡适来胁制本党,此人积恶已深,其卑劣言行再不可恕谅,但余仍能抑制情感,出之以忍也。”然而,蒋不久之后就为陈雪屏与胡适的亲密关系而惩罚了陈:“三中全会准备闭幕讲词……正午,选举常委。陈雪屏、胡建中、王(黄)朝琴三人同票,本应抽签。余乃决定除去陈而取胡、王,以陈籍党外势力以自重,并招摇挑拨也。” 

已有的论著对于胡适一度公开反对蒋介石“修宪”与参选“第三届总统”一事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胡适日记中记载,他曾试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未获机会,便通过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1959年11月15日,他再次托“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向蒋系统地转达如下四点(反对蒋参选的四点理由):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作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尊敬与佩服。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的 “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蒋介石对胡适避而不见,双方没有形成正面交锋,但蒋在日记中对胡充斥着敌视与谩骂,对胡适的建议也逐条“批驳”:

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分,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总统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以若辈用心不正,国事如果操纵在其手,则必断送国脉矣。 

胡适无耻言行,暗中反对连任,与张君劢亡国言论皆狂妄背谬已极。惟有置之不理而已。 

其后,胡适虽未改变基本立场,但也在他人劝说下“识相地”不再公开发表反对蒋“连任”的言论,并在1960年2月出席“国民大会”,任主席团主席,参与主持选举蒋任“第三届总统”。  蒋介石并未因胡适的“让步”而感到宽慰,反而转成对胡的讥讽与蔑视:

近闻胡适受梦麟(蒋梦麟——引者)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而绝无国家与民族观念,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 

入府见胡适,其态度神气似已大有改变。为怪。 

蒋介石对胡有打有拉。在“雷震案”宣判结束后,他听说胡适、成舍我等人发起要求特赦雷震运动,断定“此与美国、共产党同路人内外相应之行动” 。 但一星期后,蒋就张罗着给为胡适做七十大寿。他先是派人给胡宅送去亲笔所写的“寿匾”,后又在官邸设宴为胡祝寿。胡适很是感激,12月19日给蒋写信:

介公总统赐鉴:

十五日晨,黄伯度先生来南港,带来总统亲笔写的大“寿”字赐贺我的七十生日,伯度并说,这幅字装了框,总统看了不很满意,还指示重装新框。总统的厚意,真使我十分感谢!

回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北平已在围城中,十五日,蒙总统派飞机接内人和我和几家学人眷属南下,十六日下午,从南苑飞到京。次日就蒙总统邀内人和我到官邸晚餐,给我们作生日。十二年过去了,总统的厚意,至今不能忘记。

今天本想到府致谢,因张岳军先生面告总统有会议,故写短信敬致最诚恳的谢意。并祝总统健康百福。

胡适敬上 四十九、十二、十九 

对于蒋介石12月21日在官邸所设寿宴情形与众人的表现,胡适方面的资料记述相当详尽:

中午,蒋总统在官邸为先生祝寿,约了陈诚副总统、张群、谢冠生、王云五、黄伯度、陈雪屏、罗家伦、毛子水、沈刚伯、钱思亮、唐纵等十一人作陪。总统和夫人是主人,共四十人。中菜西吃,有寿桃、寿面,吃的是寿酒。吃饭时,总统和夫人站起来给先生祝寿,干了一杯。先生也站起来,干了一杯。这时大家都站起来了。先生说:“祝总统、夫人健康。我也干了一杯。”先生又祝在座的老朋友健康,再干了一杯。接着就随便谈谈。最后,先生对总统说:“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总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胡适的感激溢于言表,且真的在一年后以蒋已为其过生日为由,婉拒他人为其过七十大寿。1962年2月6日,蒋经国到胡宅拜农历新年,并代表其父邀胡适夫妇到士林官邸吃饭。两天后,胡适夫妇如约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饭后,蒋夫人送给胡夫人一些年糕、卤肉,也带回来了。” 

16天之后的1962年2月24日晚7时10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暴卒”二字,强烈地表明了蒋对胡适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也与其对胡长期的“礼遇”形成鲜明对比。胡之死,蒋介石顿时感觉除却心头大患,长舒一口气: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过世次日,蒋与张群商谈胡适丧事,并确定挽胡适的联句:“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此联句是他在与宋美龄在后公园浏览时,“途中得挽适之联语,自认公平无私也”。从这个表述,不能确定这个后来流传甚广的联句是蒋介石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他人代拟的,但蒋甚为得意,“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3月1日,蒋介石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次日,蒋对胡适有个“盖棺”之论: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这段评论有褒有贬,算是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最客观”的评论了。

1962年6月27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颂布“褒扬令”赞颂胡适一生的贡献,算是“盖棺定论”。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并未因其过世而消除,日后偶有提到胡适都是抱怨批评之语。在处理完胡适丧事的当月,蒋在日记中提到:“昨齐如山先生丧期,以事忙遗忘未能视祭为憾。以齐先生之有功于文化与社会之供[贡]献,以及其品格高超,胡适远不能及耳。”齐如山是戏曲理论家、作家,早年游历各国,回国后投入中国戏曲的改造工作,为梅兰芳编写剧本40余种,协助梅出国演出。蒋说齐在文化与社会的贡献远在胡适之上,显然是过于情绪化的评价。

1968年为蔡元培百年诞辰,蒋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纪念活动后记道:“该院之环境污秽,设备零乱,毫无近代管理知识,殊为心痛。此乃自胡适以至今日院长王世杰,所谓新文化之成绩也。最高学府如此现状,何以立国与兴学耶?应该设法改革为要。回寓心绪沉闷。”此时胡适已经过世近六年,蒋介石仍不忘将眼前过错归咎于他。 

以上罗列的史料,分别出自蒋介石的日记与胡适日记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蒋、胡二人的观感是基本可信的,而两个当事人对同一事情的叙述却差异如此之大,真所谓“一个事实,各自表述”。这就引发出一系列的疑问。

本文标题“差异何其大”,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蒋介石对胡适的两面态度。在公开场合,蒋对胡做十分诚恳的“尊崇状”,高规格地迎送、接见慰问、请教问计、祝寿邀宴,但在私下里(日记中)对胡适几乎是“深恶痛绝”,破口大骂。两者的反差实在太大,以至真难说蒋介石的哪一种态度更真实。胡适有个著名的命题“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蒋对胡适采取“容忍”态度,似乎是这个命题的践行者。如果说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尊崇”胡适是姿态,是要利用胡适,而在日记中大骂胡适,多是他的“心理活动”,是“私下泄愤”。那蒋对“公”与“私”、感情与理智的把握真是到位,能十多年掩饰个人感情不外露,在公开场合“压抑”与“伪装”,把戏演得如此逼真,让胡适长期产生错觉,“演技”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真可用“成熟”、“冷静”与“理智”来形容蒋介石,这与以往论著对他的描绘大不相同。 

在胡适一边,他虽有些书生气,却也有着丰富的经历、阅历与成熟的处世之道。他对于蒋长时期的厌恶感,难道真的毫无察觉,还是感觉到后却装成浑然不知,而刻意维持与蒋的关系? 连蒋介石都感叹胡:“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笔者认为,胡适1930年代就将自传《四十自述》、日记《藏晖室札记》(即《胡适留学日记》)公开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记等文字必被人所关注,故在下笔时可能会“有选择地”记载。

在1950-1960年代,蒋介石是台湾的威权统治者,是“强者”;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智者”。他们两人的关系,常被当成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群体的个案加以探讨。笔者认为,两者到台湾后的关系既是大陆时代的延续,又有在台湾环境下的新发展。如前文所显示,蒋介石何故内心里极度讨厌胡适而又要长期对其“礼遇”?胡适何以对蒋多所不满与批评,却又与蒋保持着密切关系,不断地“恭维”蒋?更深一层,威权主义者如何看待“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者如何面对威权所给予的权利、实惠?“强者”与“智者”的分歧点在哪里,交集点又在哪里,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携手共进”?是“强者”单方面地利用“智者”维持其统治,抑或双方互相利用,“智者”也在利用“强者”谋取个人(团体)利益与空间?他们是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主义与环境、感情与理智、“公”与“私”等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与纠结的?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证诸史实,蒋介石、胡适间这种“强者”与“智者”的微妙关系,在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略有删节。本文初稿曾在“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2010年5月,北京)上宣读,承评论人杨奎松教授提供意见。本文注释版原文刊《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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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晚年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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