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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夏皮罗引争议:西方现代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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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夏皮罗引争议:西方现代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夏皮罗又有话说了,这次他依然把一口大锅甩给了左派。

雅典巴特农神庙。图片来源:Petros Giannakouris/AP

本·夏皮罗(Ben Shapiro)的新书《历史的右面》(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再次将他卷入了一场熟悉的骂战中。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世界里”,但我们却不懂珍惜,一心想要弃之不理。我们正在挥霍自己的潜力,对此应该感到羞耻。夏皮罗在书中写道,国家的民主、社会制度和公民彼此失去了信心。我们已经沦为井底之蛙,视野狭窄,成了种族不公和经济不平等的牺牲品,但这都不是解释种种社会病的原因。这位作家坚持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对那些把我们推向成功的理念避而远之。

不过不必惊慌,虽然情况很糟糕,夏皮罗还是有一个锦囊妙计。要拾回美国生活的意义,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铭记两件古代祖先们就已经搞明白的两件大事。回望雅典,我们感受到了理智超越情感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耶路撒冷,我们又得到了上帝的智慧,从而抚平渴望深刻答案而理性思考无法获知的痛苦。

夏皮罗与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心照不宣,认为把西方抬到如此崇高地位的正是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微妙平衡。为了更好地铺展这段历史长路,回顾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夏皮罗在书中分析了一长串思潮和各种哲学,令人头晕目眩——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他与美国无神论哲学家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争论。他认为,某些思想家得以很好地平衡雅典-耶路撒冷的这杆天平,从而推动西方进一步走向伟大,这些思想家就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及夏皮罗本人。他还指责那些没能找到平衡的人,认为他们推波助澜,加速了历史上的大倒退,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和纳粹主义,同时自己也沦落到左翼阵营里——然而左派对夏皮罗的骂声反倒打响了他的名号。

本·夏皮罗有着哈佛大学的法律学位,是一位保守主义理论家,常常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在2004年出版了《洗脑:大学如何灌输美国青年》(Brainwashed: HowUniversities Indoctrinate America’s Youth),次年又写出了另一部作品《A片世代:社会自由主义如何啃噬我们的未来》(Porn Generation: How Social Liberalism Is Corrupting Our Future)。他在YouTube频道上收割了几百万名粉丝,他们通过视频和推特源源不断地接收着他的一系列无情反驳,挑战着左翼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本·夏皮罗的YouTube频道

在这本不到220页的作品中,夏皮罗囊括了各个议题,然而在他的历史分析中,时间轴越往今天拉近,他的理论就越站不住脚。他在一个简短的段落里指着卡尔·马克思和新左派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称他们要为各种现代生活的社会弊病埋单:其中包括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曾经风靡一时的育儿理论、“我一代”(Me Generation)病态的自尊以及英文儿童剧《紫色小恐龙班尼》中告诉所有普通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夏皮罗看来,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批评被放在一个名为“回归异教”(The Return to Paganism)的章节中,在这里这位作者还讲述了他参与一档跨性别人士的脱口秀节目的经历。他在直播中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个社会要是拒绝承认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那么它就在误入歧途。”这番话一下子惹恼了跨性别女性佐伊·图尔(Zoey Tur)。两人互相爆粗了一会儿,夏皮罗问:“你的基因是什么,先生?”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图尔。

夏皮罗的观众主要是千禧一代的男性。正如他在作者手记中写的那样,他是“全国上下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演讲者”。夏皮罗是一个正统犹太教徒,曾担任“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的撰稿人,直到2016年他才公开脱离这个极右网站。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有原则的角斗士”。用保守主义记者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的话来说,他现在就是在对抗那些被他看作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另类右派”。他将宏大的知识历史降维合成,化为容易让读者消化的信息,而似乎这种信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在朋友面前侃侃而谈,甚至说服老师。

在夏皮罗薄薄的后三部作品中,他大多数时候的观点都与哈佛大学的教授史蒂芬·平克教授(Steven Pinker)产生了冲突,原因就在于后者力主启蒙哲学。平克提倡在道德理性方面采取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框架。然而在夏皮罗看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上帝,误人子弟。在夏皮罗眼中,当平克声称人们能通过理性论证来解释黄金法则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信奉着一种宗教信仰,尽管他可能并不自知。“他认为,理性告诉你,其他人都是人类,所以我们有责任和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这种说法很明显带有宗教倾向,而不是一个纯粹理性思考的结果。”就像是平克和哈里斯这样坚持理性高于宗教道德价值的启蒙思想复兴主义者正在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夏皮罗说,他们本可以花更多精力来平衡这两大支柱,让一切重新变得有意义。

夏皮罗在意识形态对手身上花的笔墨与其说是理性论证,不如说是更好地为他的主要论点提供了支撑——他不仅发出了施特劳斯式的高呼,认为要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找到平衡,这本书更加根本的观点在于——“人们需要意义”。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恰好与他一致。然而要是单看夏皮罗的这本书,如果我不是已经身在这个阵营里,恐怕还不足以说服我。

夏皮罗在书中对一些能够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完美平衡的思想家不吝盛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拿到了高分。夏皮罗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特别抽出里面的一首诗《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在这本小说中,两个聪明绝顶的兄弟因送出这首诗,表达了对有组织的宗教的否定。在小说中,在大法官执政期间,基督耶稣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降临,却惨遭拘禁,在教会里手握最高权力的人面前吃了闭门羹,而这个人正是给耶稣传信的人。大法官说,民众已经扭头离开意义,投入物质主义的怀抱,他们需要一个威权主义的教会,让一切井井有条,而不再需要重温所谓基督教道德。夏皮罗引用这个故事的原因就在于它对人性的刻画,以及西方在“启蒙运动的黑暗面”影响下做出的选择——拒绝神性的命运。读者们要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答案而来读夏皮罗的书,其实还不如去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著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于宗教道德的论述,比这一段诡异的段落来得激烈丰富得多。还有一点,书中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异常疯狂的谋杀谜团,而最出彩的角色莫过于热衷派对的赌徒和他的女友——这个女人虽然是个妓女,却比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个人加起来都有道德得多。这个故事有点像是在寻求道德的意义,十分复杂。

《历史的右面》

虽然如此,大多数时候夏皮罗对任何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比如说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社会主义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女权主义记者及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因为他们挑战了宗教道德和纯粹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二十世纪的各种反叛冲垮了这两个支柱,让社会陷入过度的革命和反主流文化浪潮中,这也正是夏皮罗所反对的。他认为,尽管反叛的左派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冷战资本主义依然可能“塑造一个更有文化、更加宽容的美国”。他相信,如果反主流文化没有出现,没有策动年轻一代反对他们父辈那些循规蹈矩的体制派,今天的美国会好更多。“只有反叛的行为会摧毁这个系统。”夏皮罗在书中写道,仿佛在转述哲学家马尔库塞的话,和美国演员约翰·阿瑟·利思戈(John Lithgow)在《浑身是劲》(Footloose)中的牧师步道又不无相似。“性爱的叛乱、艺术的叛乱,工作的叛乱,到处都是反叛。”

这本书在总结章节里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扭转西方文明这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背离意义的衰退,将重心放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正如夏皮罗相信的那样,我们的社会很伟大,但我们对它的责任也十分重大。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有灵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大胆充分利用自己的生命。至于年轻一代能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他的教学大纲中,夏皮罗提出,要让意义匮乏的年轻人变得更优秀,将他们浸泡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不得不正视其中的意义。夏皮罗在这本书中重温了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讨论我们有过哪些做得对的地方。但更多时候,当你读到这本书,可能会想到一个大学保守主义青年必读书单——读者群中男女兼有,但主要是男性。P·J·欧鲁克(P.J. O’Rourke)曾把这个人群称作是“共和党的幼虫”,从这一点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个不赖的开始。

本文作者Alice Lloyd现居华盛顿特区,曾任职于美国政治周刊《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

(翻译:马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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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A conservative prescription for modern socialills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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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夏皮罗引争议:西方现代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夏皮罗又有话说了,这次他依然把一口大锅甩给了左派。

雅典巴特农神庙。图片来源:Petros Giannakouris/AP

本·夏皮罗(Ben Shapiro)的新书《历史的右面》(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再次将他卷入了一场熟悉的骂战中。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世界里”,但我们却不懂珍惜,一心想要弃之不理。我们正在挥霍自己的潜力,对此应该感到羞耻。夏皮罗在书中写道,国家的民主、社会制度和公民彼此失去了信心。我们已经沦为井底之蛙,视野狭窄,成了种族不公和经济不平等的牺牲品,但这都不是解释种种社会病的原因。这位作家坚持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对那些把我们推向成功的理念避而远之。

不过不必惊慌,虽然情况很糟糕,夏皮罗还是有一个锦囊妙计。要拾回美国生活的意义,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铭记两件古代祖先们就已经搞明白的两件大事。回望雅典,我们感受到了理智超越情感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耶路撒冷,我们又得到了上帝的智慧,从而抚平渴望深刻答案而理性思考无法获知的痛苦。

夏皮罗与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心照不宣,认为把西方抬到如此崇高地位的正是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微妙平衡。为了更好地铺展这段历史长路,回顾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夏皮罗在书中分析了一长串思潮和各种哲学,令人头晕目眩——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他与美国无神论哲学家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争论。他认为,某些思想家得以很好地平衡雅典-耶路撒冷的这杆天平,从而推动西方进一步走向伟大,这些思想家就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及夏皮罗本人。他还指责那些没能找到平衡的人,认为他们推波助澜,加速了历史上的大倒退,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和纳粹主义,同时自己也沦落到左翼阵营里——然而左派对夏皮罗的骂声反倒打响了他的名号。

本·夏皮罗有着哈佛大学的法律学位,是一位保守主义理论家,常常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在2004年出版了《洗脑:大学如何灌输美国青年》(Brainwashed: HowUniversities Indoctrinate America’s Youth),次年又写出了另一部作品《A片世代:社会自由主义如何啃噬我们的未来》(Porn Generation: How Social Liberalism Is Corrupting Our Future)。他在YouTube频道上收割了几百万名粉丝,他们通过视频和推特源源不断地接收着他的一系列无情反驳,挑战着左翼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本·夏皮罗的YouTube频道

在这本不到220页的作品中,夏皮罗囊括了各个议题,然而在他的历史分析中,时间轴越往今天拉近,他的理论就越站不住脚。他在一个简短的段落里指着卡尔·马克思和新左派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称他们要为各种现代生活的社会弊病埋单:其中包括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曾经风靡一时的育儿理论、“我一代”(Me Generation)病态的自尊以及英文儿童剧《紫色小恐龙班尼》中告诉所有普通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夏皮罗看来,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批评被放在一个名为“回归异教”(The Return to Paganism)的章节中,在这里这位作者还讲述了他参与一档跨性别人士的脱口秀节目的经历。他在直播中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个社会要是拒绝承认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那么它就在误入歧途。”这番话一下子惹恼了跨性别女性佐伊·图尔(Zoey Tur)。两人互相爆粗了一会儿,夏皮罗问:“你的基因是什么,先生?”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图尔。

夏皮罗的观众主要是千禧一代的男性。正如他在作者手记中写的那样,他是“全国上下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演讲者”。夏皮罗是一个正统犹太教徒,曾担任“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的撰稿人,直到2016年他才公开脱离这个极右网站。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有原则的角斗士”。用保守主义记者大卫·弗兰奇(David French)的话来说,他现在就是在对抗那些被他看作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另类右派”。他将宏大的知识历史降维合成,化为容易让读者消化的信息,而似乎这种信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在朋友面前侃侃而谈,甚至说服老师。

在夏皮罗薄薄的后三部作品中,他大多数时候的观点都与哈佛大学的教授史蒂芬·平克教授(Steven Pinker)产生了冲突,原因就在于后者力主启蒙哲学。平克提倡在道德理性方面采取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框架。然而在夏皮罗看来,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上帝,误人子弟。在夏皮罗眼中,当平克声称人们能通过理性论证来解释黄金法则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信奉着一种宗教信仰,尽管他可能并不自知。“他认为,理性告诉你,其他人都是人类,所以我们有责任和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这种说法很明显带有宗教倾向,而不是一个纯粹理性思考的结果。”就像是平克和哈里斯这样坚持理性高于宗教道德价值的启蒙思想复兴主义者正在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夏皮罗说,他们本可以花更多精力来平衡这两大支柱,让一切重新变得有意义。

夏皮罗在意识形态对手身上花的笔墨与其说是理性论证,不如说是更好地为他的主要论点提供了支撑——他不仅发出了施特劳斯式的高呼,认为要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找到平衡,这本书更加根本的观点在于——“人们需要意义”。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恰好与他一致。然而要是单看夏皮罗的这本书,如果我不是已经身在这个阵营里,恐怕还不足以说服我。

夏皮罗在书中对一些能够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完美平衡的思想家不吝盛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拿到了高分。夏皮罗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特别抽出里面的一首诗《宗教大法官》(Grand Inquisitor)。在这本小说中,两个聪明绝顶的兄弟因送出这首诗,表达了对有组织的宗教的否定。在小说中,在大法官执政期间,基督耶稣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降临,却惨遭拘禁,在教会里手握最高权力的人面前吃了闭门羹,而这个人正是给耶稣传信的人。大法官说,民众已经扭头离开意义,投入物质主义的怀抱,他们需要一个威权主义的教会,让一切井井有条,而不再需要重温所谓基督教道德。夏皮罗引用这个故事的原因就在于它对人性的刻画,以及西方在“启蒙运动的黑暗面”影响下做出的选择——拒绝神性的命运。读者们要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答案而来读夏皮罗的书,其实还不如去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著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于宗教道德的论述,比这一段诡异的段落来得激烈丰富得多。还有一点,书中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异常疯狂的谋杀谜团,而最出彩的角色莫过于热衷派对的赌徒和他的女友——这个女人虽然是个妓女,却比卡拉马佐夫兄弟几个人加起来都有道德得多。这个故事有点像是在寻求道德的意义,十分复杂。

《历史的右面》

虽然如此,大多数时候夏皮罗对任何人都是持批评态度的。比如说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社会主义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女权主义记者及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因为他们挑战了宗教道德和纯粹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二十世纪的各种反叛冲垮了这两个支柱,让社会陷入过度的革命和反主流文化浪潮中,这也正是夏皮罗所反对的。他认为,尽管反叛的左派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冷战资本主义依然可能“塑造一个更有文化、更加宽容的美国”。他相信,如果反主流文化没有出现,没有策动年轻一代反对他们父辈那些循规蹈矩的体制派,今天的美国会好更多。“只有反叛的行为会摧毁这个系统。”夏皮罗在书中写道,仿佛在转述哲学家马尔库塞的话,和美国演员约翰·阿瑟·利思戈(John Lithgow)在《浑身是劲》(Footloose)中的牧师步道又不无相似。“性爱的叛乱、艺术的叛乱,工作的叛乱,到处都是反叛。”

这本书在总结章节里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扭转西方文明这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背离意义的衰退,将重心放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正如夏皮罗相信的那样,我们的社会很伟大,但我们对它的责任也十分重大。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告诉孩子,每个人都有灵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大胆充分利用自己的生命。至于年轻一代能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他的教学大纲中,夏皮罗提出,要让意义匮乏的年轻人变得更优秀,将他们浸泡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不得不正视其中的意义。夏皮罗在这本书中重温了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讨论我们有过哪些做得对的地方。但更多时候,当你读到这本书,可能会想到一个大学保守主义青年必读书单——读者群中男女兼有,但主要是男性。P·J·欧鲁克(P.J. O’Rourke)曾把这个人群称作是“共和党的幼虫”,从这一点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是个不赖的开始。

本文作者Alice Lloyd现居华盛顿特区,曾任职于美国政治周刊《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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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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