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鲁青

编辑：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德云社成员筹款遭质疑和深圳高考移民事件。

德云社成员筹款遭质疑：互联网公益陷入道德困境

近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因突发脑出血住院，5月1日，其妻张泓艺在国内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发起了上限为一百万元的筹款活动。活动发起后不久，有网友陆续爆料吴鹤臣家中有两套公租房和一辆私家车未变卖、吴鹤臣父母每月养老金超过8000元，并非家庭困难。还有人指出脑出血手术无需百万开销，而吴鹤臣在德云社的社保和医保也可以报销百分之八十的费用，此外，张泓艺还在筹款不久后就换了昂贵的手机。上述种种，让不少人质疑这场筹款是一场诈捐行为。

5月3日晚，吴鹤臣妻子发布长微博对质疑进行了回应，称自己第一次发布筹款，不懂平台规则，所以直接输入了上限额度；而两套房产均为公租房，在父母和爷爷名下，无法出售；车则是因为家中有瘫痪病人，平时出门需要用，无法卖出；自己用的昂贵手机，也是在吴鹤臣发病前就已预订，已经不能退款。尽管有了上述回应，关于此事的争议却迟迟无法平息。目前，“水滴筹”平台已将此筹款项目关闭，据平台统计，当前已筹款金额为14万余元。德云社成员筹款事件引发了人们关于网络筹款的讨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筹款？中产阶级筹款是否在浪费公共资源？网络众筹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乱象？筹款平台的困局还有哪些？

微信公众号“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发表的文章《德云社演员患病众筹是浪费公共资源》中，作者“博士宝宝宝宝”指出，网络众筹的基本共识是非必要不众筹，作者用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来解释人们心中默认的求助顺序：从自己（包括社保），到亲戚朋友圈、单位，实在走投无路，再诉诸于众筹。一个人遇到了困难，从情理上看应该遵从这类差序格局次序，然而德云社成员的众筹行为并不符合这种求助次序。“新周刊”的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文章《在网上骗捐的人，你们正在杀死善良》中，作者提出，众筹不是可以无限使用的资源，众筹的过度透支会耗散信任，挤占资源，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因此，走投有路、甚至比普通人还多几条路的名人是没有资格求助于捐款的，他们浪费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资源，也辜负了陌生人的善意。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众筹？中产众筹真的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吗？来自微信公众号“金错刀”的文章《德云社弟子众筹治病：有房有车，就没资格众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作者认为，中产阶级不应该被排除在众筹门槛之外，网络众筹的目的除了帮助山穷水尽走入绝境的人，还应该避免因病致贫的发生，如果一有什么病就卖房卖车，对个人来说代价太高。水滴筹的创始人沈鹏也对中产阶级并不排斥：“这部分人群，公益组织是没法管的，公益组织管赤贫、贫困线以下的人，但实际上，对于中产阶层的救助效率是最高的。我们帮他渡过了这个难关，缓过这股劲后，他还能够自个儿赚钱。”沈鹏同时认为，指责中产阶级众筹“占用社会资源”也有失偏颇。首先，筹款一般都来自熟人，是朋友圈的互助行为，其次，即使众筹活动在陌生人圈子之间传播，中产的身份也难以引发人们的同情。作者祥燎引用了南都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网络个人求助如何面对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危机》，“不能要求每个求助者都砸锅卖铁之后才能求助”，“他有无资格受捐和别人愿不愿意捐款是两回事，谁也不能给他人定门槛和标准”。祥燎认为，我们反对的不应是中产者众筹治病，而应该防范“诈捐”让众筹平台陷入信任危机。自愿捐款的前提应该是充分知情，在吴鹤臣事件中，很多关键信息（有房有车）是人们在捐款后才得知的，这会让人们认为这是筹款人在诈捐。

诈捐现象所反映的，是网络众筹平台的审核能力不足，微信公众号“36氪”在《郭德纲弟子筹款百万治病，水滴筹等陷道德困境》一文中，提到了募捐平台的审核难题。作者指出，水滴筹一度因为各类事件陷入信任危机：在2018年5月的王凤雅众筹事件中，3岁的王凤雅患视网膜母细胞瘤，其母在平台发起捐款，此后有消息称其母将善款挪用给弟弟治唇裂，最终王凤雅病重去世；两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诈捐事件，在水滴筹筹到25万元给女儿治病的家庭被曝出家境殷实。网络众筹平台难以审核筹款人的实际资产状况、线下治病所需费用和筹到款项的具体用途，这是类似平台的共有困境。尽管在人们的质疑下，水滴筹开始进行一系列改善措施，但仍然难以杜绝信息的造假。

除此之外，文章中还提出了网络众筹平台陷入的盈利困境。水滴筹自创立起便是零手续费模式，目前的主要盈利方式是作为互联网保险产品销售平台，为用户提供产品。然而到目前，水滴平台还处于亏损状态。互联网保险同传统保险公司相比，“缺乏网点服务人员”和“有效沟通”，互联网保险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已在逐渐降温。

筹款平台的一系列漏洞催生了筹款黑产业，在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的《要不是扒出这些内幕，我还真以为众筹看病的人都缺钱呢》一文中，作者闫如意、二二罗列了筹款背后的造假产业：淘宝上的文案代笔有明码标价，一篇五十元，通过率百分之九十六。假病历、诊断书也可以从网上购买。搞定全部材料，不过290元。这些，都使互联网公益平台陷入了巨大的信任危机。

解决这些捐款乱象，需要从惩罚机制和民众教育普及两方面进行，文章作者对比了美国和日本对募捐欺诈行为采取的措施，指出对于诈捐行为的惩罚，绝不应该只是归还善款而已。除此之外，募捐概念的普及也很重要，“新京报”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德云社演员因病众筹有房有车惹争议，妻子：我们都是月光族》提到了公益研究者孙闻健的观点：公益募捐和跟人求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公益募捐是由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发起的，需要遵循严格的流程，而网络筹款平台发起的募捐行为属于个人求助。“你要知道，给个人捐款，是两个自然人之间的民事行为，是你出于自愿的，是有风险的。公众的辨别能力高了，也反过来可以倒逼企业自律。否则，个人求助消费了公众善心，最终也会打击社会公益的积极性。”因此，只有让公众学会区分个人求助和募捐的区别，才能在亦真亦假的网络筹款面前更好的作出判断。

深圳高考移民事件：教育机构如何催生新型高考移民？

4月28日，在深圳市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中，当地一所民办学校——富源学校有六名学生上榜理科全市前十名，力压深圳四大名校。然而在此前，富源学校中考招生分数线比位列四大名校的深圳中学低了一百多分，在深圳处于中下档次。二模突出的成绩同富源学校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形成了强烈对比，引起了很多家长的警觉，许多人开始怀疑这是因为该校从河北衡水中学引入了高考移民参加考试。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顺藤摸瓜挖出了富源学校的许多疑点：2018年考入清华北大的九名富源学校学生，有多名出现在河北许多中学的宣传报道中；一位2018年代表衡水二中参加化学竞赛的崔姓同学在今年1月又代表富源学校参加了化学竞赛，并拿到一等奖。不久后，《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称，深圳有关部门已证实，在富源学校考分进入全市“二模”前一百名的学生里，有十余名学生均是从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转入的。

目前，深圳市教育局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对富源学校是否存在“人籍分离”“高考移民”等问题进行调查，并要求各地在5月10日前全面排查从外省转入广东的学生。所谓的高考移民，指的是考生从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竞争较激烈的省份移民至录取条件宽松的地区参加高考。随着入户制度的松动，高考移民自1990年代逐渐开始出现。而今的”富源学校”事件既是分省录取制遗留的老问题，也呈现了同以往高考移民不同的新型态。是什么催生了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如何理解当今高考移民现象的新特征？新型高考移民又将会带来何种影响呢？

在公众号“南风窗”发表的文章《考上清华被退学，高考移民人人喊打》中，作者董可馨、何以介绍了高考移民现象发生的来龙去脉：1978年，一位陕西省教委的女干部提出为保护教育落后地区考生的利益，高考不应该实行全国招考制度，而是应按省录取。会议接受了她的意见，从此以后，高考采取了“分省录取制”，各省之间的录取率和分数线根据实际的教育资源、经济状况制定，并辅以一定的本地生源保护原则。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区域间的录取率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在2007年和2008年，北京考生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几率是河南考生的四十倍；上海考生考上复旦和交大的几率是河南考生的300多倍；而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考生数量少，国家政策扶持，录取比例也相对其他省份更大一些。在不平衡的录取条件面前，许多人想通过转学、迁移户口等一系列方式移民去高考分数线较低的省份。在最典型的“高考洼地”海南，2005年那年，每五个考生中就有一个是高考移民；在2010年，曾有几千人把学生户口迁至内蒙古某旗县参加高考。作者认为，高考移民现象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冲突”，也是“身份固化与公民追逐教育收益要求自由迁徙发生冲突”，当依赖于户籍之上的种种权益达到平等，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随着高考移民政策的逐步锁紧，移民手段也在迭代更新，高考移民不再只是以办理虚假证件等高危性模式进行的个人行为。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深圳、贵州通报”高考移民“事件，查！》中提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观点，他认为深圳富源学校事件和此前发生的高考移民不同，这次，移民更多是由学校主导而非单纯的个人行为，学校为了在众多学校的竞争中夺得优势，打造自己的名校品牌，想办法从其他省份引入优质生源。微信公众号“今日话题“发表的《身在曹营“学”在汉：你认同这种高考移民新模式吗？》详细分析了富源学校的高考移民模式是如何规避法律禁区实现的。据称，富源学校采取了两种手段获得尖子生，一是从河北引入学生入广东户籍，在深圳参加高考，第二种是送广东的学生去衡水上课，再回到深圳高考。学校采取的第二种方法有效地实现了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引入新型高考移民：富源学校和衡水中学两校本身就是合作办学，双方实行课堂、教师、管理、资源等一系列合作与共享，利用这种异地办分校的方式，使得学生的转入与转出始终在学校内部系统进行。因此，高考移民从通过权力实现的暗箱操作变成名正言顺的规模化操作。近年来，随着教育产业化，两校跨省合作办学的模式越来越多，这样的模式越发具有可操作性。这打破了招生的行政束缚，实现地方招生跨省培养，有效地规避了对高考移民的限制。

此类模式也在全国建立了一个生源市场，衡水中学等名校可以借助这一手段实现创收，而其他民办学校则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迅速提高名气和排名。然而，这种模式不仅破坏了教育公平，还会对一个地区的教育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微信公众号“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发表的文章《富源式高考移民，毒害公平毒害教改毒害深圳》讨论了这类新型高考移民会如何破坏深圳的教育现状：首先，新型高考移民会破坏教育市场的公平竞争，一个学校的教育水平和高升学率是长期教育投资的结果，在正常情况下，越是实力强的学校越对某一区域的优质生源有竞争优势。而通常学校若想达到对学校品牌的宣传，最好的方式就是培养出尖子生，或者培养出更多学生考入清华北大。一些学校通过高考移民手段从合作学校引入尖子生，短时间内就进入名校方阵，形成这种示范后，许多学校为了竞争，可能无心进行踏实的教育积累和改革。此外，学校靠这样的方式提高名气实际上也是一种欺诈，因为其教育质量实际上并未提高，只是靠虚假成绩来宣传学校品牌，从而误导学生与家长的选择。同时，这也会冲击发达地区的素质教育改革成果，加剧家长的焦虑。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教育改革取向，将擅长应试的尖子生跟正在经历素质教育的学生进行比较，会破坏这一地区的改革秩序，也会打击人们对素质教育改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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