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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的鲁迅

“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撰文 | 《东方历史评论》张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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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还叫周树人的鲁迅时年35岁,任教育部佥事。

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推荐人是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裳。鲁迅和许寿裳乃同乡同学,1902年秋,许考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两人在东京同吃同住,一起听章太炎先生的课,一起逛旧书店,一起剪辫子,甚至一起学德语。许寿裳吃面包不喜欢吃皮,常将皮撕掉。鲁迅见了觉得有些浪费,便说自己喜欢吃皮。于是许寿裳后来总是将面包片撕给鲁迅吃。

1902年,留日学生许寿裳(站立者)在日本与鲁迅合影

1909年4月,许寿裳回国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务长,邀请同年6月回国的鲁迅来校任教。两人一起倡导科学,与监督夏震武等人坚决斗争。民国成立后,许寿裳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筹建教育部,并推荐了鲁迅来教育部任职。

初到北京,鲁迅干劲十足,也希望有所作为,积极参加临时教育会议,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和钱稻孙、许寿裳等同事一起设计国徽……很快,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科长,但须总统钦定(当年晋谒过袁世凯),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忙得不亦乐乎。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第二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忙了一天,不禁“头脑涔涔然”。

在教育部的收入还可以,刚开始是220元,1925年8月月薪已达360元。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3.3万元,主要是银元,占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40元人民币来算,平均鲁迅年薪约计11万元人民币。而那时,每斤大米价格才大约折合人民币一元。

但在体制内鲁迅并非如鱼得水。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汤化龙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召见鲁迅。然而后者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视督办,很快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

共和之后,人人“咸与维新”,可旧思想、旧传统仍一波波地袭来。范源濂任教育总长后,甚至提出“祭孔读经”。鲁迅坚决反对,联名同事写信驳斥。结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鲁迅因为身在重要岗位而幸于免于外放。

鲁迅

社会如此,反抗如此无力,于是鲁迅逃到他的古籍里去。读佛经,抄古碑,玩古董,沉闷之余,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摇蒲扇。天空看不见几颗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蚕不时地掉下来。夜正长,路也正长,这样绝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心中深埋的“立人”梦想究竟还能否实现?这应是鲁迅一生最寂寞无望的时期,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仍然业未兴,爱无踪,家残缺。

2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的爆发始于《新青年》杂志。

1916年8月,鲁迅的同窗好友钱玄同来访。在东京听章太炎课时,钱玄同的话最多,而且爱在席上爬来爬去,故被鲁迅称之为“爬翁”。这位“爬翁”今非昔比,现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新青年》杂志编辑。

 看到鲁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钱玄同很不屑地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又问。“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坚定地回答。

钱玄同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如此解释自己为何答应钱玄同。

重新提笔还是因为鲁迅心中的梦想在燃烧,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铁屋唤醒国民从而“立人”。从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加入了新文化运动阵营,从周树人“更名”鲁迅,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战斗生涯。“鲁”是母亲的姓,“迅”原是他幼时乳名。《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了一些杂文,并于1919年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五四”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共发表文章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

“五四运动”爆发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但当天他仔细询问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孙伏园,“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虽然鲁迅没有亲身参与“五四运动”,但无疑鲁迅的文章对当时青年学生很有影响,如孙伏园所言:“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其后,鲁迅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白话小说,使得白话文创作得以真正立足,并深刻揭露了国民性和社会的诸多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阿Q正传》,擅长“精神胜利法”的阿Q从此成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国民的典型。到1921年8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新青年》成为鲁迅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逐渐从“奉命”敲敲边鼓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3

教育部、《新青年》之外,鲁迅也直接成为青年学生“导师”。1920年8月他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等北京8所学校讲课。

鲁迅主讲中国小说史,很受学生欢迎,在北大讲课时教室总是人满为患,没有座位的学生甚至站在门边、走道、窗台上听。鲁迅上课即兴发挥很多,和学生亦师亦友,鼓励大胆思考,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冯至回忆听鲁迅课道:“我们在听他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简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应时任女师大校长许寿裳之邀,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由此参加了女师大学潮,并结识了许广平。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部分女师大学生受江浙战争影响未能按时返校,新任校长杨荫榆遂以此为由,勒令国文系3名平时对她有不满言论的学生退学。但哲学系预科也有两名学生同样未能按时返校,却未受到相同惩罚。国文系学生提出抗议,女师大学潮由此爆发。鲁迅一直坚定地站在学生这边,代女师大学生草拟了《呈教育部文》,历陈杨荫榆罪行,坚决提出“迅予撤换”要求。后鲁迅又与钱玄同、周作人等七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许广平等被开除的六人打抱不平。女师大学潮后来愈演愈烈,教育总长章士钊明令停办女师大,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停办女师大的命令颁布后引发社会巨大反对。鲁迅也于8月13日正式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准备与女师大共进退。

不料第二天,在教育部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四年的鲁迅忽然被章士钊罢了职。被罢职后,鲁迅和章士钊撕破了脸,他一方面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免职令“程序违法”。因为贵为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太急于打击鲁迅,“乃竞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经过几轮答辩,平政院的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

在打胜“科长告赢部长”官司的同时,鲁迅还在另一战线为被停办的女师大战斗。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的他在家中收留了几名被赶学生,并不顾自己肺病发作,和其他委员一起开辟新校址,设临时办事处,募捐经费……1925年11月2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数万人上街大游行,明确提出推翻段祺瑞政府,并抄了章士钊等人的家,被称为“首都革命”。受“首都革命”鼓舞,第二天鲁迅率领女师大学生“复课闹革命”。师生们打着写有“女师大万岁!”、“胜利归来”等字的小旗,将章士钊题写的“国立女子大学”校牌涂掉,重新挂上女师大校牌,随即闯进校门。次日,女师大举行复校招待会,鲁迅出席会议并讲话。

章士钊(右)与胡适

鲁迅斥责章士钊为“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章士钊创办的《甲寅》周刊封面是只老虎,因此章士钊被人称之为“老虎总长”。辞任教育总长后章成了“死老虎”,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认为应对事不对人,当放过“死老虎”。鲁迅随之写出名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主张应该穷追猛打章士钊等“落水狗”。除了与章士钊论战,鲁迅还与说“闲话”杨荫榆辩护的“现代评论”派主将陈源展开持久的骂架。鲁迅的《华盖集》有一半的内容、《华盖集续编》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献”给了陈源。陈源可谓鲁迅最憎恨的一个人,因为陈源曾造谣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

积极参与女师大学潮,还促成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早在1925年3月11日,鲁迅就收到了“小学生许广平”写来的请求指导人生的信,很快两人开始经常通信。鲁迅在信中称许广平为“广平仁兄”,许广平则称比自己大18岁的老师为“嫩棣棣”。但两人毕竟年龄相差巨大,且鲁迅已有家室,所以两人只能一直暗通款曲,不敢捅破那层纸。

正是女师大学潮的爆发,杨荫榆、章士钊对许广平等学生领袖的开除,让鲁迅参与进了学潮,并在并肩战斗中和许广平升华了“革命友谊”。在被巡警赶出学校后,许广平曾住在鲁迅家中几天,此后更是有空便来帮鲁迅誊写稿子。1926年3月18日,正是要帮鲁迅抄写稿子,许广平才躲过了“三.一八惨案”。经学潮一役,志同道合的鲁迅和许广平基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报纸上互相发文暗秀恩爱。许广平在《风子是我的爱……》一文中大胆写道:“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4

但这段时间鲁迅也有不少遗憾,最大的一个遗憾应该是他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周氏兄弟的失和是20世纪文坛最大的疑案之一。

失和后两人都未透露原因。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五天后,周作人托人送给鲁迅一封信,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鲁迅看完信后,想请周作人来问个明白,但周作人没来。

等了一周,周作人还是“不至”,鲁迅准备搬家。7月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7月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事情并没有就这样轻易结束,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从此,鲁迅与周作人决裂,老死不相往来。而之前,鲁迅与周作人被世人并称“周氏兄弟”风靡天下。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在北大任教,同在《新青年》发力。两人协同作战,珠联璧合,互供弹药,很多文章相互配合,甚至互用对方笔名,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周作人编的,而周作人则为鲁迅一手提携。

但失和对鲁迅也有利好的一面,即鲁迅开始重新选择生活,毅然决然地和许广平私奔,经济上也更加宽裕自主。而没有了引导、鞭策的周作人自顾自地 “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吃苦茶”,选择了“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人生道路,最终从“老人”滑向了“汉奸”。

鲁迅与许广平

鲁迅与《新青年》同仁也逐渐分道扬镳。“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为散发反政府的传单被捕入狱,《新青年》随之停刊。等陈独秀很快出狱后,《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迁到了上海,《新青年》杂志内容也随陈一起越来越“色彩过于鲜明”,因此引发了与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等人的矛盾。胡适等人主张《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而陈独秀还是自行其是,鲁迅则主张“索性任他分裂”,于是《新青年》便不可避免地解体了。

从此,曾经并肩作战的《新青年》同仁们便有了各自的道路,如后来鲁迅所言:“五四运动的风暴已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自己则继续前行、战斗,像他文章《过客》中的“过客”一样勇往直前,像他文章《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一样不断地举起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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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五四”前后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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