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王国的首任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马赛街头遭到马其顿民族主义者弗拉多·切尔诺泽姆斯基刺杀。这则新闻引起了当时的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的注意，因为在她的印象里，欧洲东南角的这片山地半岛，一直都与一系列的死亡事件相关联，而这些个体的死亡，往往促发或者预示着欧洲乱局的开始——从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遇刺、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之死，再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乃至最终引发“一战”的爆发。在巴尔干的土地上，那些宣称自己的权利，却又无法给出一个确切构想的人，不断制造着漫无目的的暴力、杀戮、抢夺与镇压，循环往复。

南斯拉夫国王的遇刺让韦斯特意识到，自己对于命运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必须学着去了解宇宙万物相对于人类的优势的本质所在。这一点，于我的处境而言，似乎就藏匿于巴尔干半岛之中了。”1936年到1938年，丽贝卡·韦斯特三次展开了巴尔干之旅，她以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巴尔干历史上源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和军事冲突，完成了《黑羊与灰鹰》一书，目前该书的中文版已由三辉图书推出。

“黑羊与灰鹰”是一个隐喻，它源于斯拉夫人中流传的一篇关于拉扎尔大公在科索沃战役中英勇作战，却在战争尾声时为乌克·布兰科维奇背叛，最终惨败的著名诗篇。“灰鹰”，象征着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黑羊”则代表了他们以“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的祈盼。——在韦斯特看来，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指引巴尔干人超越苦难，也让他们滑向了悲剧的深渊。

现在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欧洲的转折点。而作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命运也截然不同。在韦斯特离开巴尔干之后直至今天，巴尔干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和盟军相继轰炸了塞尔维亚，五十年后，北约又一次对塞尔维亚进行了空袭；南斯拉夫公国覆灭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建起，随后又分裂……如果从现在的角度再去看八十年前的这部巴尔干游记，韦斯特不仅在书写历史，她也正踏足在历史之上：她敏感地意识到巴尔干各民族之间宿命般的相似之处和无可调和的矛盾，她也精确地描述了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对于这片地区的影响力和觊觎……除了对于宏大历史事件的描摹，书中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观察和评述，以上这些特质，让这本书充满了丰富的层次和质感，也让读者意识到：现实和历史可以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节选了书中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她踏上巴尔干半岛的土地，寻找欧洲命运的解释

文 | 丽贝卡·韦斯特

1934年的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心怀惧怕地看着我的收音机，虽然它并没有带来更多相关信息了。后来，我像任何婚姻幸福的人在危机时刻的表现一样，我给丈夫打电话，问他一些明知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从他的话中寻求巨大的安慰。我真的被吓着了，因为早先时候那一次次的杀戮，要么使我的厄运更快地到来，要么预示了那样的厄运。要是鲁道夫不死，他可能会解决奥匈帝国的斯拉夫问题，会遏止帝国的野心，就可能不会发生战争。如果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不被杀，塞尔维亚可能永远不会如此强大，以致激起帝国的嫉妒和恐惧，也就可能不会有战争。杀害弗朗茨·斐迪南本身就是开战。伊丽莎白之死，已让我看到战后世界的灾祸。卢切尼、法西斯主义，对于被剥夺阶级的统治—它们宣称自己的权利，却又无法提出一个确切构想—唯有漫无目标的暴力，以及杀戮、抢夺、镇压。

如今又有一桩谋杀，仍是发生在东南欧。这一地区，也是所有其他各种死亡的发源地。这样的事发生在1934年，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战争似乎已将斯拉夫问题令人满意地摆平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有了一个满意的民主政府，而且运作良好，除了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颇有抱怨，因为他们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靠了他们的斯拉夫邻居买单，曾被给予太多的优待。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以及黑山人，如今联合起来组成南方斯拉夫王国，也即南斯拉夫；虽然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在精神信仰上，与塞尔维亚人不同，因为前者信仰的是天主教，并且黑山人也为失去独立而耿耿于怀，但政府似乎找到了一种平衡。然而，这里又有一桩谋杀，又一个威胁，将使人们自陷痛苦之中。这桩谋杀带来的将是死亡，而非生命。

几天后，丈夫告诉我他看了一部新闻片，片中极其详细地展示了南斯拉夫国王真实的死亡过程。恰好我刚可以出院，便赶回去看那部新闻片。我不得不去一家私人放映室，因为到那会儿，普通的电影院已撤下了这部片子。我借此机会将影片反复看了好几遍，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就像一个老妇细数她杯子里的茶叶残渣。首先是那艘南斯拉夫战舰缓缓驶入马赛港—这个我很熟悉。战舰的后边，是一座巨型的吊桥。这吊桥总是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让我想到，在这机械化的时代，我几乎不能理解我周围的环境，就如一个原始时代的女人，以为瀑布里住着精灵。事实上，我甚至连原始女人也不及，因为她对于瀑布的看法，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却是合理的。我心里很清楚，吊桥不会从那个巨大的钢铁支架上旋转掉落下来，但任何其他的解释都让我难以信服，并且我也全然不明白它到底有何用途。不过，从轮船舷梯下来、通过交通艇上到码头的那个人，我却能够理解，因为他并不是什么新出现的事物。通常，人们对于领袖人物都有特定的看法，有时这种看法是与生俱来的。

他的面颊因为疾病而深深凹陷，瘦得几乎皮包骨头，没一点儿气定神闲的风度，甚至也不帅。作为一个四十刚出头的人，他总给人一种枯燥无味、装腔作态、卖弄学问的感觉。不过，他看上去像一个大人物—不是说他便是一个贤德或者有智慧的人，而是说他身上有一种因为专注于某件重要事情而有的历史性气韵。从他那虔敬的眼神判断，他所思考的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这件事占据了他整个身心。他沉陷其中，并非因为另外的世界让他不感兴趣；相反，当他内心的交流暂时中断，他一头跌进现实，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情况。但他并没显得心不在焉，对于法国与南斯拉夫两国会晤，他表现得足够尊重。事实上，对于这样的正式场合，他表现出一种天真的真诚。当法国外交大臣巴尔都先生走上前来向他致意时，他就如一个快活自在的牧师站在圣坛前，边上站着一位痛苦而神秘的俗众。有时，他也会扭一下头，紧敛的鼻孔张一下，以表示现场有什么让他感觉有趣。

他的各式反应中，有一种因为长期保持警觉而有的突然性动作。这也很正常。自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入伍当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一直受着死亡的威胁—内在的，是肺结核；外在的，是克罗地亚人或马其顿人试图暗杀他，因为他们想要的是独立，而非与塞尔维亚人的结盟。不过，重压在他心上的却并非恐惧，理所当然地，是南斯拉夫问题。他脸上那神情，一如那些无论是国王还是总统的自谓君权神授者，他们的思想笼罩着他们的国家，包括人们头顶的天空。当你看到罗斯福总统，你敢肯定他心中在思虑着美国；有时候他的思绪可能显得轻柔舒缓，但仍然是随时随地想着那同一问题。看到列宁的人会说列宁时时在思考苏联国事，即使当他的思虑显得紧张而急促，仍是围绕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自己的国王乔治五世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这样的专注与虔诚。

此时，亚历山大国王正驱车驶过那些熟悉的街道，奇怪的是竟没带护卫，那辆车也是奇怪的古董车。从他的动作看得出来他试图让僵直的手变得柔和一些，从他谨慎的黑色眼眸那漫不经心的一闪，看得出来他领受人群的欢呼时那孩子般的认真。那神情真是让人动容，就像一个女孩在舞会上，对于别人的赞美真心地照单全收。接着，他的心头事情笼罩眉头，烤干了嘴唇。他又在想着南斯拉夫的事了，那怀想的愁绪，犹如一位作者正在撰写一部新书，不期被人打断。他可能在心里想：“有过远游的人，一如尤利西斯，当是何等幸福……”但这时，摄像镜头从他身上转开，向后拉退。声轨里除了人群里嘈杂的说话声，还杂着另一种声音： 不断扩大的惊叫声。我们看见一个人跳上汽车踏脚板，一个战士，一手挥舞着剑，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手枪，一顶草帽躺在地上，一群人反复地跳上跳下，舞动着手臂，在用力打砸踩踹着平躺在地上的什么东西，直至我们看见人行道上一堆果肉般的东西，上面遮盖着衣服。一位少年，身穿一件毛线衫，在追捕者前面躲闪着，从他挑衅的脸上看不见害怕，虽然他爬行翻滚的身躯表现出一种极度的恐惧。再看整个画面上，人们四散奔逃，好似一股有形的死亡之风将他们吹散。

镜头重新回到车上，我们看到了国王。他几乎瘫软地躺在座位上，就像我麻醉后的样子。他不知道出事了，仍沉浸在他思怀的快乐之中。他可能在问，“要待什么季节，我才能再见自己那陋室前的小园，那我的王国，那胜似的王国？”可以肯定，他快死了，因为他位于整个画面的中心—若非生者面对死亡时被惊骇得失去了矜持，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形的。无数只手在安慰着他。那些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从车后，从车侧，穿过车窗，都在安慰着垂死的国王。他们是如此友善。那些手远比一张张的脸要友善，因为那些脸都那么凝重，由于跟这位思想者关系太近，脸上都承载着许多的思虑。而那些手，却传达着生者之肌肤对于死去者肌肤—那引起怜悯的纯粹肉体的存在—的无思无虑的同情。这些都是男人的手，动作却又那般轻柔，犹似女人轻抚她们的婴儿，他们摩挲着他的面颊，犹如在用友善的爱怜洗濯那脸庞。突然，那怀想的神情离他而去。他那学究气溃散开来。他安宁下来，再无须人护卫他的生命。

接着，镜头里出现一名官员，头戴一顶高帽，身穿双排扣的上装，疯也似的沿街奔去，恰似中年男人那般滑稽模样，面皮松弛，满脸焦急，大腹便便，犹如怀孕，只是全然没个结果。如果是喜剧片，这倒是个绝佳的结尾。然后，我们又看见战舰和港口，共和国总统站在船上，一大帮人围在他四周。所有人都一脸认真得那般天真无邪，就像战舰首次进港时，那一个人的神情。只是此刻，没有了那快乐的牧师，他曾信心满满地认为他手中掌握着神圣的秘密： 巴尔都此时也已死去。所有人都注视着这场景，一如国王在他抵达时的注视。似乎那些事情表象的后面，藏匿着某种真相，这一真相随时都可能自我呈现出来，就像圣餐，非为个人所享用，而当为各个国家享用。棺材里躺着这样一个人，通过他，这可怕的圣餐被分派至法国。棺材被抬上船，战舰载着它离这些人而去。他们站成一个巨大的圈，因为恐惧和敬畏，动作僵硬。他们感到极大的惊异，圣餐竟是如此的形状—而南斯拉夫国王却从来认为当是如此。

任我看过这影片多少次，我都无法理解这一事件。我自然知道谋杀发生的情况，以及发生的原因。在这世界上，“卢切尼”已是大为进步了。四十多年前，当卢切尼刺杀伊丽莎白时，他得自己动手，他必须得隐姓埋名在瑞士四处游走，以寻找下手的目标，他手里的作案工具无非一把双刃匕首，他得为之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如今的“卢切尼”却是墨索里尼，他周遭环境的升格可以从他所犯罪恶的影响之广远程度体现出来。伊丽莎白事件，那位不安稳、无根基的城镇人氏击倒的是权力的象征。而他的现时代代表却靠了僭取权力本身，将权力击倒，贬损其本质。他的罪恶并非他真的罢黜了国王，因为国王或总统如果无法履行职责，相应地也就失去了在王国或共和国里的称号。他的罪恶在于，他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而不使自己受任何契约责任的约束。而这种契约责任，在历史上任何值得称道的阶段，均为文明人类强制加诸其领导者身上的要求，并给予权力以灵魂，使之不致堕落。政府管理删去了这一程式要求，使之成为一种漫无目标的暴力，并必然最终不惜任何代价僭越自身，因为它再无任何别的主张，因此也没有任何别的活动。身处贫困境地，长期的奴役会使人变得粗野，一旦不再施行暴力，除了迷蒙不解地瞥几眼物质的财富，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想不出宣泄能量的出口，唯有“创造”社会福利，并人为地、非自然地将这些财富分散给民众，每次一点点，以既使民众开心又让他们无法自立；而其第二根弦上，则演奏着单一暴力主题的各种幻想曲。在其国内，任何的反抗都招致各种各样形式的镇压，甚至凡是被怀疑与执政党持有不同意见者亦在镇压之列；而国外的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则全数被认为是敌人，都遭到憎恨和诋毁，在理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抢夺和谋杀。这种侵略性显然会使军事力量得到极大的扩充，并偷偷地不断试验伤害外部世界的新方法，而非采取传统战争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索里尼提出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这些伤害外部世界的方法包括，在反对或仅仅是不满意与南斯拉夫合并的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地区建立营垒，将他们训练成恐怖分子，使其学会使用炸弹和小型武器，并资助他们用训练中获得的技术袭击南斯拉夫，且美其名曰为分离主义运动服务。对于那些大城市及其附庸所加诸我们文明的罪恶，再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了。因为在战前欧洲，任何国家都不曾建立这样的机构，以专门训练另一国家的国民去谋杀其统治者。这些营垒的存在，以及人类凡习得任何技艺便忍不住要拿来运用的特性，便给了亚历山大国王的遇刺一个解释，而又不致真实地透露其行径之肮脏。因为意大利指导其附庸国匈牙利仿效而行，在南斯拉夫与匈牙利边境附近的延卡平原，建立起一个臭名昭著的训练营。荣誉似乎是一种高度人为的约定，但在生活的任何层面，这东西一旦被抛弃，将会招致骇人的扭曲。当意大利人从他们自己的集训营派杀手去刺杀国王时，他们使尽手段制造假象，似乎杀手来自延卡平原，甚至引诱一位与匈牙利训练营有关联的马其顿杀手到马赛，然后将他杀掉，以便用其尸首作为证据，以示谋杀者之由来。对于一个被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这无疑是一件大为快意的事情。在他们，犯罪之说是彻底废了，他们干这勾当仅仅是由于严重的估计错误。墨索里尼原以为国王一死，这个国家便会分崩离析，也就易于为外来侵略者所猎食。但即便克罗地亚人的不满情绪比实际情况严重一千倍，事实也仍然是，该国人民宁愿由他们自己杀死其暴虐的统治者；实际上，南斯拉夫因了这谋杀的震撼，反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因此，战争并不曾发生，唯有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战争的因素进一步减弱。二者如今已难分彼此。

但该事件中的另一位当事人却依然神秘莫测。每看一遍影片，便能更清楚地发现，他对于自己被谋杀没有一点儿惊遽。他不仅知道有这种现实可能性，而且在想象中也充分意识到了其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影响力。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他的聪慧超过了其本有的智力。喜欢行动的人常常对他们自身的局限自恃得偏执，也因此做些无用之举；他虚弱却又战士般英勇的脸上，表明这两种形式的错误都集中在他身上。我所读到的关于他治理这个国家的所有资料，都证实了他脸上的这一表情，都表明他缺乏灵活性、反应迟缓。然而，他身上却有着一种伟大的智慧。这一智慧引领着他，直至生命终结那一刻，因了王者风范与爱国精神之类的宏大考量，亦无有断绝。一个人除开他自身的智力，还会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取智慧，这可真让人难以理解。他似乎能透过自己种族文化的毛孔获取智慧。或许，这一独具的智慧—在屏幕上，明晰如弗朗索瓦丝·罗赛独具之理智，或如嘉宝独具之自恋—是南斯拉夫国王从南斯拉夫王国、从南方斯拉夫人那里吸收来的。

对此问题，我提不出什么看法，因为我对南方斯拉夫人一无所知，也不曾遇到过与他们认识的人。我只知道他们是巴尔干民族的一部分，而这一民族在战前以及战后一些时候，曾在英国慈善史上扮演了奇特的角色。直至19世纪和20世纪，他们于各个时期多次赢得独立，他们一直信仰基督教，受土耳其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因为统治者的治理无能而受尽苦难与奴役。并且统治者还阴险地制造事端，使其各部相互争执不和，从而永远无法团结一致进行反抗。因此，每一个民族都与其四邻相互痛加控诉，永无宁日。比如，塞尔维亚人严厉指责土耳其人的同时，却又随时可能指控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以及阿尔巴尼亚人，指责他们在阳光下的一切罪恶。因此，具有人道主义与改革家秉性的英国人，一波又一波地前往巴尔干半岛，去看到底是谁在虐待谁。又因其信奉完美主义所致，听不得有任何谁虐待任何别的谁之可怕传言，每次回来，各自怜爱的心中都装着一部分巴尔干人民，认定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永远是受屠杀者，绝对不曾屠杀过别的人。这同样的人，致力于慈善，生活简朴，过去当是喜欢饲养猫咪和鹦鹉的，如今却往往在他们的壁炉上放着阿尔巴尼亚人或塞尔维亚人或马其顿希腊人的画像，尽显虔诚幻想曲之力量与轻柔。巴克斯顿兄弟所青睐的《保加利亚人》，达勒姆小姐所捍卫的《阿尔巴尼亚人》，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绘画《小塞缪尔》惊人地相似。

然而，情况经常让人觉得，是巴尔干人将虔诚强加在了某种非常怪异的材质上。听巴尔干青睐者谈论各自的《小塞缪尔》，让人想到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全然不同的某位画家谈论希罗尼穆斯·波希。那些猫咪和鹦鹉一定经常感到惊诧。1912年曾有一场争辩，关于一个极不适宜那些参与者讨论的问题，也就是： 在一个名叫普里兹伦的镇上，奥地利领事普罗查斯卡先生到底是不是被塞尔维亚人阉割了。普罗查斯卡先生是一位极其尽职尽责的公务员，他故意让人认为就是塞尔维亚人所为，以此进一步推进了他的国家的反塞尔维亚政策。达勒姆小姐，出生于1863年，一位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的女儿，贝德福德学院的学生，受其内心人道豪情的指引，几乎将她全部生命都花费在了巴尔干人身上。她尤其反感塞尔维亚人，发布惊人声明说，在一处火车站，一群塞尔维亚军官告诉她，是他们给普罗查斯卡动的刀子。揣测一下皇家外科医学院那位院士或者贝德福德学院的教师们对她这样的声明会做何感想，会很有趣。这场论战越来越激烈，直至塞顿–沃森教授—并不受巴尔干各民族待见，却强烈反奥地利—声明说，他本人见过普罗查斯卡先生的一份秘密陈词，里面说得很清楚，他根本就没被阉割。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没有人能想象如此一位出身名门的尊贵的人，如何会与人谈论如此的问题。没有任何的事业，受到自由主义者这般的追捧，却又被这事业自身的暴力给彻彻底底掀翻。印度和非洲问题从不曾在那些自由党人士—这些人因受格拉德斯通的鼓动，曾出访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的足迹里，催生出这乱七八糟的野蛮小册子。

事实上，我对于巴尔干人所知的除了暴力还是暴力： 我对于南方斯拉夫人所知道的也是如此。这些印象来自早年自由主义所留下的记忆，来自旧货店灰尘密布的角落用线绳捆扎起来的、从那乱七八糟的小册子上散落下来的书页，后来又来自法国人的偏见，因为他们所用的“巴尔干”一词实则是一种侮辱，意为暴发的（rastaquouère）野蛮人。在巴黎一家宾馆里，因为私人空间不足以让人安宁，我被隔壁吵醒，听见响亮的啪啪啪三声，然后是一个女的抽抽搭搭的哭骂声：“巴尔干！巴尔干！”一次在尼斯港，我在港口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外吃龙虾，听见几声枪响，一个水手从隔壁酒吧跌跌撞撞跑出来，女店主追出来，高声叫骂：“巴尔干！巴尔干！”原来他将手枪里的全部子弹都送进了酒吧后面的镜子里。此刻，我正面对影片里的国王那无比的威仪。国王自然是“巴尔干！巴尔干！”，他正以事与愿违的虚构的成就感来面对暴力，最后却陷入立意要毁灭的东西之中，成了它的陪衬。但这般轻信了关于巴尔干人的传闻，想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如果南斯拉夫人真是暴徒，就不会先是被崇尚帝国形式暴力的奥地利憎恨，后来又被崇尚极权主义形式暴力的法西斯分子憎恨。然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巴尔干人温驯如绵羊，因为不可否认，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与德拉加，弗朗茨·斐迪南和他妻子，都非寿终正寝。我得承认，我肯定对欧洲东南角一无所知，而且那地方一直以来都是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地，这些事件于我亦是危险之源，事实上，在四年里一直威胁着我的安全，永久剥夺了我很多的利益。换言之，我对于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

那真是一场灾难。帕斯卡这样写道：“人不过是芦苇，乃自然界最孱弱之物，但他又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整个宇宙，无须自我装备，即可将他压得粉碎。一缕蒸汽，一滴水，便足以将他杀死。但即便宇宙压碎他，他仍然比杀死他的东西要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会死，也知道宇宙万物在哪些方面胜过了自己，而宇宙万物于此却一无所知。”这段话里，他为高贵的人类开出了唯一的药方。我们必须学着去了解宇宙万物相对于人类的优势的本质所在。这一点，于我的处境而言，似乎就藏匿于巴尔干半岛之中了。只剩两三天时间了，但我全然无心做此短途的旅行，即便它可能向我解释明白我将如何死去，以及为什么。正当我为自己的惰怠啧啧称奇之际，我接到邀请，去南斯拉夫几个城市的大学和英语俱乐部做演讲。于是1936年春，我便去了。

不幸的是，我在旅途之末到了希腊，被一只沙蝇叮了，患上了登革热。这种病又称断骨热，且名副其实。回来的途中，我不得不在维也纳城外的一家疗养所休息。在那里，人们以为我病得太重，于是我的丈夫赶来接我回家。他发现我在卧室哭泣，尽管这城市到处是花的海洋。因为是5月，沿街的紫色与白色的丁香花密密匝匝，犹似观看庆典游行队伍的人群，栗树在楼上房间的窗前高举着“蜡烛”。我已康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去户外活动了，但我坐在一张椅子里，膝盖上和脚上搭着一大堆粗布的亚麻衣裙。我一件件展示给丈夫看，一面自责地说：“瞧瞧我都给他们添了怎样的麻烦！”这些衣裙，是我从马其顿的农民那里买来的。给我治病的奥地利医生让我叫人拿去做消毒处理，尽管它们还很干净。但拿走衣裙的护士却忘了要做什么，没有将它们放在灯下消毒，而是交给洗衣工，用浓浓的肥皂水进行浸泡。衣裙全给毁了。原本可保存二十年的染色被泡掉了，布料漂亮的纹理被弄脏了；原本简洁鲜明的绣花图案被弄得一团糟。即便我立马就回去买新的—尽管身子虚弱，我真就想去，我也得心里明白，是我没有保护好这些妇女的劳动成果，而这些东西本该留作一个见证，成为国王临死时所知道的事情的一部分。

“你千万别以为我是犯傻，”我告诉丈夫说，“你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认为这些衣裙那么重要，你没在现场。”“那地方就如此有趣吗？”他问道。“比我能告诉你的还要有趣。”我回答说。“可现在呢？”他说。我完全没法给他讲清。我说：“噢，那地方什么都有。除了我这里所有的东西外。但这些却似微不足道。”“你是说英国拥有的东西微不足道呢，”他问道，“还是说整个西欧的东西微不足道？”“整个西欧，”我说，“以及这地方。”他望着两侧栗树掩映的那些黄油色巴洛克式房屋，笑了。“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那么多的音乐。”他说。“可他们却谁也不开心。”我反驳说。“在南斯拉夫，”我丈夫笑眯眯地说，“每个人都很开心。”“不是，不是，”我说，“不是这么回事，可……”然而，我想要告诉他的东西却又无从言说，因为事情太复杂，全然不同于平常可以用语言说得清楚的东西。我结结巴巴继续道：“真的，我们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富有。或者说，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并没有，而巴尔干人拥有的东西却多得数不胜数。看看他们，你会觉得他们一无所有。缝制这些衣裙的人看似一无所有。但如果不是那些蠢货将这些织绣给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谁制作了这些东西，都会比我们拥有的多得多。”我见过蔚蓝的奥赫里德湖，见过萨拉热窝的清真寺，见过科楚拉的围城，但我似乎无法找到语言来对自己的所见进行描述，因为那是不真实的。我从来无法确定自己所见是否真实，如果只是见过一遍；我知道，只有当这些东西的客观存在深深地植入我的各种知觉和记忆时，我才能将其纳入自己的私人梦境。我急切地说：“我必须再回南斯拉夫，明年的这个时候，春天，复活节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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